众所周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历史观，即使是相同的阶级，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正确分析、揭示了人民众和革命领袖的血肉关系，提出了评价革命领袖功过是非的客观公正、恰如其分原则和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法，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成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笔者不揣浅陋，主要围绕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作一探讨。 生态学报 一、坚持唯物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正确揭示人民众和领袖的关系
galfan夏洛蒂 勃朗特 在充分肯定“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注：《文选》，第一卷，第73页。）的同时，“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那么什么是领袖呢？他借用列宁的话说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但领袖不是官封和天生的，“是在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与人民众的关系是完全统一的，他们“不是在众之上，而是在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注：《文选》，第一卷，第75页。）他们是密切联系众的模
cccp范，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们集中了众智慧，代表了人民利益，是众中的精英。革命领袖对历史发展起了加速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指出：“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注：《文选》，第二卷，第149页。），就是充分看到了像这样的杰出人物，由于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卓越领导，大大缩短了中国革命的时间，迎来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正因为如此，我们“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注：《文选》，第二卷，第173页。）要弄清“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众领袖”（注：《文选》，第一卷，第235页。），“在众面前应处处尊重众领袖，帮助培养对众领袖的信仰”。（注：《文选》，第一卷，第234页。）当然，“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注：《文选》，第一卷，第219页。） 二、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客观公正、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评点历史人物，是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博大胸怀，跳出感情圈子，坚持全面公正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得出正确的结论。其特点表现为：
过氧化值
二是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科学公正，力戒片面和主观臆断。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春秋史笔的一大特点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个人好恶左右着对人物的评价，这是封建统治者的通病，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这样做。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对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注：《文选》，第二卷，第344-345页。）那么如何做到这二条呢？首先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既反对把说得一无是处的全盘否定论，又要反对坚持错误的“两个凡是”派。要看到“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注：《文选》，第二卷，第347页。），创立了我党的指导思想——思想。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功劳永远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把作为党的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注：《文选》，第二卷，第299页。）1989年说：“对我的评价……
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之上，这就不好了”。（注：《文选》，第三卷，第317页。）虽“三起三落”，文化大革命中“吃过不少苦头”，但他却能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大胸怀，坚决捍卫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看到“对同志的评价，对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注：《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如果把的错误“写过头，给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注：《文选》，第二卷，第301页。）认为，在高度肯定功绩的同时，“对于错误，包括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注：《文选》，第二卷，第165页。）因为“领袖是人不是神”（注：《文选》，第二卷，第277-278页。），应当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就犯过错误”，能四六开就很满意了。“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注：《文选》，第二卷，第149页。）“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注：《文选》，第二卷，第345页。）虽然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注：《
美术家眼中的自己
文选》，第二卷，第302页。），对这些错误，“同志要负责任”（注：《文选》，第二卷，第353页。），但那是成绩面前的错误。其次，要分清功过是非谁占主导地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说：“我们对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同时“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一个人的”（注：《文选》，第二卷，第307页。），更不能把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与所犯错误相提并论。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注：《文选》，第二卷，第344页。）充满感情地说：“尽管过去有一段时间也犯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注：《文选》，第二卷，第165页。）总之，认为既要充分肯定的伟大功绩，又要指出他的缺点，这就从真正意义上“维护了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注：《文选》，第二卷，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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