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半封建社会，继而又历经曲折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所谓“全史”视角下必须加以认真探讨的课题。弄清这一问题，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弄清了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而探讨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所谓“中国道路”问题廓清了思路。 米兰昆德拉桑 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由张海鹏研究员主编，多位近代史研究的一线学人参与的《中国近代通史》新近问世,《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希望以笔谈形式有所评议。鸿篇巨制，不敢妄加褒贬，仅就该书以“通史”标名断代，略论如何以通史的眼光来研治、撰写和阅读近代史，或许有助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方便读者的解读与裁量。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因此，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的最终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无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
就史学而论，仍以整体为高明。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
尽管通史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达到通的境界，谈何容易。其主要困难，即在博通与专精之间的平衡协调。以后来学问的标准，晚清只有教科书层面的通，那真是用外国框架条理本国材料，甚至是直接翻译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之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以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另外，所谓史观派学人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
教科书与通史，在时空两面似已具备通的形式。可是能否真正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各个时段层面的史事没有窒碍，而不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争议不小。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之初各方面均有所不满，便是显例。功能减退
近代史本为断代，可是若无通的把握，难以贯通而无晦涩。中国近代史的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须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愈加重要。周予同认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
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①其实，中国固
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不分科，包罗万有，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
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②，对于学人的见识
功力，无疑是极大的考验。
周予同所说，主要还是着眼于形式的通。近代中国经历所谓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
12①②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中国近代通史》笔谈
一脉相承之下，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其变化由古而今，自外而内，知识与制度两面均须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而晚近史料繁多，连主张搜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也不得不承认:“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于是提出缩短战线:“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
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
①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而且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近代史虽然已是断代，还是不得不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纵横两面，逐渐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此外，分科要由专题而专门而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有限的不足，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
无论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存在怎样的误读错解，撰写历史还是被视为创造历史的要津。随着政治上的天翻地覆，重构历史显得极为重要而迫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设立，目的即在编撰新的通史，而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更加凸显晚近历史的认知与历史教育之于新政权的极端重要。早在建国之初的1949年10月，就有学人提出建设新史学的具体表现便是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和新专史的写定，创作一部新的通史是当时首要的任务，并且建议在科学院设立专门的史学研
究机构负责此事。②近代史研究所便是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研究单位。
有此背景和初衷，主持近代史所的历代掌门，都有挥之不去的通史情结，并且持续不断地为之努力。用通史的底蕴与见识研治中国近代史，无疑相当高明同时也是高难。以机构得集众之便，经过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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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终于可以汇聚联贯，结成10卷本的硕果。窃以为近代史求通，未必在于卷帙浩繁，尤其不能如顾颉刚等人所批评的，简单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甚至彼此抄袭，千篇一律，但首先应该详实，在大量史事得到征实并进而比较联贯的前提下，由详而略，才有可能贯通无碍。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逐步浓缩，成为篇幅适当的通史，供一般学生乃至社会公众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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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各卷的承担者在各自的领域均学有专精，但在分科分工的状况下，通史有时难免出现合而不同的尴尬。当年钱穆即批评北京大学通史课多人分授，实增听课学生之不通。分工合作的近代史如何求通，以往多在讨论上下分界和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的框架如何形成，怎样演变，为一值得专门研究的重要问题，影响的因素甚多。海内外的各种论著，尽管存在观念差别，相同相似之处却也不少，表明有着某些共通的渊源。目前大陆通行的近代史体系成形过程中，延安时期的新编历史和建国之初新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影响至为深远。尤其是字数多达数千万的资料丛刊的编辑，汇集了大量珍贵资料，为近代史研究的普遍展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尽管编辑方针确定对史料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2个专题，并有归类，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与资料相配合，作用更大。后来的近代史线索等讨论，可以说是在所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争论，其效果不过是放大与定型而已。
所谓线索，也就是条理的脉络，用以统领史事，能够纲举目张，通贯无间，而非主观设限，任意裁剪史料史实。而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加之分门别类的研究格局，意见分
22①②赵俪生:《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新建设》第1卷第6期，引自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约1929年12月3日致台静农，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0页。
加密系统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歧，见仁见智。据说费正清曾经感叹研治中国近代史不能归纳，否则容易成为批评的对象。如此，编撰近代通史，不仅要有见识，而且需要勇气。关于近代史线索的讨论与相应变化，往往由于条贯起来不能合理恰当地连缀解释事实，产生意见分歧，不能不有所调整弥补。所以，重要的是能否把握揭示史事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而不用后来外在的框架强分条理系统。这也是通史成功与否的关键。编撰者吸收融合各方意见，并有独自思考，可供来者检验。
按照近代学问大家章太炎和近代史所前辈学人金毓黻等人的看法，中国历史以正史为主，正史即政治史，而政治史以探求历代制度文物的因革损益为要，以此为主轴中心，通贯包括治乱大事在内的史事，凡与制度文物相关联者从而研究之，视断代、专门、国别皆为通史之一体。①这与后来政治史以事件活动为主，不尽相同。近代中国的制度文物承上启下，变化极大，影响极深，可以为天然脉络，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条贯检验兴衰治乱的大事要人，不仅仅局限于专门与断代的范畴。以此为准，
近代史的通不仅在于贯穿内部的时空，还须上出嘉道，联贯古今中外。而以包括各种专史的外来通史标准，各卷的理解把握也略有参差。这两方面，或许还有进一步扩展充实的空间。
百年国史有新篇
郭世佑
(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由张海鹏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已于近期问世，堪称我国史坛的一件盛事。粗阅一二，深佩其厚重非同寻常。要而言之，可知其特有三:
一、通贯近代，规模宏大
回首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之长河，为期110年的近史历程不可谓不短，然其复杂性与苦难成正比，二者均已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与时段。民国以还，近代国史论著与教材层出不穷，前后已逾百种，通贯晚清与民国凡110年者却罕如麟角。究其原因，非不欲也，实不易也。以张海鹏先生为首的《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知难而进，以550万言的宏篇巨制奉献学林，完成前辈史家范文澜、刘大年等所遗留的一桩心愿，其规模宏大，举世无出其右者，令人感奋。
二、阵营整齐，分量空前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聚集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近史专业学者，他们都不乏比较坚实的研究基础与学术经验，为《中国近代通史》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各卷作者还能较好地吸收近20年来海内外史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提高问题质量，增加分析力度。可以说，该书乃作者个人成果与学界成果综合转化而成，可望成为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凝聚新一轮学术冲刺的起点。
三、史料丰富，立论平实
论证是保障，资料是基础，史学贵在平实，多凭史料说话，而不是以论代史，漫天演绎。该书建
32①参见金毓黼《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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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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