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首要因素。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继续利用海上安全问题对“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地区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与过去一段时期相比较，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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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本世纪初，我国和周边国家海上争端不断上升。2009年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和突出。尤其在南海，我国和菲律宾、越南摩擦不断。在东海也发
生了中日撞船事件，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倒退。此外，一些国际舆论大肆炒作中国发展海上力量，还有很多大国企图插手介入南海问题，以所谓“国际航行自由”抢占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夸大南海争端既是美
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和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争议已经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也将成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权转移的一个信号。
博士点基金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台海联系到一起。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结盟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强势
和扩张的重要论据。总体上，中国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较为谨慎，有的还提出质疑，如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发表，中国官方首次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发现，西沙、中沙、南沙的岛礁归属因涉及主权纷争，显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一部分西方媒体，包括若干观察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策主张缺乏深入了解，以片面的解读简化南海问题的多层次性。目前周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声
索国的岛屿主权纷争，第二是国际性质的航行自由。20世纪80年代成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否认此前有关南海的历史性认识，更何况签约国对海洋法若干条款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不存在一个对所有条款都适用的、普遍的国际规范。从国际发展态势、国内发展需求看，目前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代价过大。解决南海问题，不仅需要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也不仅是国内不同涉海部门的协调，更需要政治信任的构建、政治勇气的决断。
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朝韩双方的紧张对立和美日韩的武力
威慑政策，不仅给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2010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冲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天安舰”事件后，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形势和局面，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对朝采取“战略攻势”，主要表现为：高调宣布在今后的冲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为实现“重返亚太”，美国强化其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并对同盟进行功能拓展。“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同韩国进行各
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朝鲜方面对以美国前总统卡特为首的代表团表示：在朝鲜的安全得到美国某种程度的保障前，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从2011年9月起，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缓解。美国和韩国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但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角军。
美日韩体制的对朝政策以威慑、遏制和防范朝鲜为主，不排除一些试探性的双边接触。一味坚持美日韩同盟协调体制，可能令朝鲜半岛的僵局难以打破。尤其是李明博政府的所谓“朝鲜崩溃论”阴魂未散，改头换面地对“脱北者”(脱离朝鲜的朝鲜公民)问题进行炒作。如果朝鲜半岛紧张状态长期化，损害的将是有关各方的利益。
风力摆当前，朝鲜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继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各方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朝鲜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加强区域合作的力度。特别需要加以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朝鲜政治精英与国内普通民众的差异，希望通过差异化对朝政策来弱化其安全威胁。国际法院规约
2011年12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看历史性机遇的来临。如果朝鲜沿着金正日的既定方针顺利往前走，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际交流，而韩国政府又能以善意的姿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那么一个良性周期的开始也是可以期待的。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害。日本大地震的国际救援行动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远近排列顺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
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此次地震对日本经济、地区安全形势造成重大影响，并且进一步拉大了与亚洲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的实力差距。中日整体经济数据表明，日本进一步依赖中国，但是在高端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日本，从日本汽车零部件的供应情况看，美国市场、“四小龙”市场要比中国、东盟市场更加高端。或许正是整体依赖但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这种局面，影响了救灾外交在消弭中日两国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灾后日韩两国的互动表明，双边关系已经摆脱了那种因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混乱期，正朝着承认不同、开始倾听和询问的整合期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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