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原创！原创！原创！这才是真正台湾的历史。我们要比的是原创，发展可长可久。”大陆娱乐节目《我是歌手》热潮席卷海峡两岸，对此，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淡定回应，自信满满。 利什曼病
由于台湾明星也参与此档节目，台湾一些新闻频道纷纷转播以吸引收视率，一时间，一档大陆综艺节目因两岸明星的参与而成为岛上议题。不过，龙应台提醒台湾各大电视台：“这回不是播大陆节目的问题，而是如果新闻频道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播出一个综艺节目，这样是不是违背对于观众的责任!”
曾经很长时间以独立知识分子身份行事的龙应台自然有着浓重的精英气，她强调的似乎更多的是传媒的责任，而不仅仅针对大陆这些节目的非原创性。
虐星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之上：贫富悬殊、社会阶层的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底层乃至中产阶层的萎缩需要一个对抗金字塔塔尖的发泄出口，明星可能不幸撞上了这轮时代浪潮的“口”。 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其实都存在着相似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看着精英文化向消费主义投降而无能为力。若要说娱乐至死，台湾媒体丝毫不比大陆媒体更高雅、更严肃，许多著名的恶搞娱乐节目便出自台湾。另外，台湾的传媒甚至多次面临资本的收购、垄断而引发业界抗争。可以说，两岸的大众文化领域有着相似或不同层面的病症，但有一点或许龙应台说对了，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不逊于大陆，文化生产的机制更加灵活，其原创能力的确有诸多值得大陆学习之处。
如果问起台湾的文化品牌，我们很容易说出一系列原创实力雄厚的团体或个人，从蜚声世界舞坛的云门舞集到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导演李安，从对大陆影响深远的流行音乐、偶像剧到扎根台湾本土的社区文化营造，文化的原创力表现在小小宝岛的各个角落，渗入台湾人的生活细节。在这种蓬勃饱满的民间原创力推动下，台湾的政府部门甚至放弃自行设计文宣计划的工作，转而购买民间社团的优质创意，诸如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就向民间组织“南村落”购买“台北文化护照”活动创意及执行。
当“康熙来了”和“云门舞集”并存无碍时，当大量的民间文化基金以财团法人的法定形式得以发育成熟时，我们不敢说台湾没有文化，没有原创。尽管台北或许办不起一场像北京奥运那样轰轰烈烈的盛会，但没有人会怀疑台湾的文化“软实力”。
从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之发达，我们能学什么？从龙应台振聋发聩的三个“原创”的自信，我们能观照什么？一个粗瓷大碗
文化不是一掷千金，尽管
滋养文化需要钱；文化不是财大气粗，尽管高雅艺术门槛不低；文化不是闭门造车，尽管创造需要忍受孤独寂寞。南楚
当大陆有了“经济自信”，却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发展出足够的文化自信，这是为什么？恐怕值得一番深思。当人们以为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于是硬实力也应当相应赢来“软实力”时，我们陷入了怎样的误区？
甚至连莫言获得国人饥渴已久的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没有得到“这代表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普遍共识，对中国文化的怀疑反倒由此争议更大了。学者许纪霖、肖鹰等人在持续地对莫言现象背后的知识分子懦弱病进行尖锐的批判，许纪霖说：“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健康之路 性功能文化虚假繁荣的表象背后，存在着文化的道德吗？大众文化的娱乐至死、消费主义的利润狂欢背后，并存着社会的阶层分裂与阶层混沌吗？譬如，人们应当追究电视台过度追求收视率的媚俗姿态缺乏社会责任感吗？中国社会无论“精英”（泛指一般的世俗成功者）还是“屌丝”全民追看《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正常吗？
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真不能仅仅凭着道德义愤来决定价值高下。我们还需要了解文化生产的经济逻辑，兼顾经济利益和价值效益并不是文化本身的罪过。文化及艺术领域的运行同时存在着“短期生产循环”和“长期生产循环”的模式，前者期待立即获利，后者则注重在于“文化投资”，短期内也许毫无市场，看重的是创造力的未来价值。是怎样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导向了只有一种的生产循环模式呢？值得投资的文化创造力得不到足够的社会资源，是我们的社会资源短缺，不足以支撑，还是它们相互之间不到彼此呢？
任正非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果我们期待李安的出现，就不能不提及养夫六年的李安夫人的“眼光”和“耐心”，如果我们期待大陆有云门舞集那样的艺术沉淀，就不能不关注台湾社会的商业精英、民间力量对文化事业的合力支持。要短期效应还是等待“长期生产”的愿景实现？这是一个社会有无文化良心的一个重要指标。以民间文化基金发展活跃的社会为参照物，我想大陆的问题恐怕是创造力与投资者相互走丢了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源不足以支撑文化及艺术发展的缘故。当社会资源向权力主导的伪创造力倾斜时，必然的，那些潜在的创造力不会被发现和激发出来，它们甚至受到遏制和压抑。
那么，富有鉴赏力的精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全民追捧“虐星”的狂欢？难道
我们缺乏欣赏高雅与原创力的土壤？恐怕也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可能在大众狂欢的挤压下，日渐边缘了。当我们的媒体百分之九十服务于俗文化时，那么，掌握话语权的就是流行文化及其受众。所谓的精英文化日渐萧条乃至知识分子丧失精英立场也就是可理解的事情了。
恰如学者朱大可所言，西方社会的专栏作家、电视上的意见领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对大众舆论的媚俗倾向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这批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受众旷日持久的考验，因而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公信力，他们属于公共领域的“长期生产循环”的一部分，由此得以与点击率、收视率保持了相对的距离，因为他们需要对自己数十年的公信力负责，而不是一天两天的收视率负责。
而中国的“公知”似乎由于陷入了“短期投机心理”而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受众不再信任意见领袖的观点，甚至产生了反智主义思潮，民粹思想盛行，专门与世俗意义上的精英-----成功人士对着干，你高雅，我便要粗鄙，你讲道德，我便要讲物质，你有钱，我便要看你落魄，你有名，我便要看你出丑。虐星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之上：贫富悬殊、社会阶层的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底层乃至中产阶层的萎缩需要一个对抗金字塔塔尖的发泄出口，明星可能不幸撞上了这轮时代浪潮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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