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衡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内容摘要】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是特殊利益集团阻滞改革的生动注脚。作为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媾和形成的封闭性组织，特殊利益集团以租金分享为纽带、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支配社会财富，并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影响公共政策，阻滞威胁其既得利益的任何改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僚政治与垄断资本结合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生成提供了肥沃土壤，被“四大家族”等特殊利益集团俘获的南京政权丧失了国家自主性，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改革失败、集体腐败与政权覆亡。 【关 键 词】特殊利益集团；租金分享；国家俘获；集体腐败。
【作者简介】王 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 生，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比较政治 学理论与方法。
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覆亡是学术界至今仍在不断讨论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将其失败归咎于经济崩溃（史全生，1989）、吏治腐败（易劳逸，2009）、对抗性阶级关系（杨光斌，2005）、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王奇生，2003）、军事战略失误（高华，2011）、国际政治环境（杨奎松，2010）等诸多因素[1]。事实上，作为宏观的历史制度变迁，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显然并非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多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历史必然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覆亡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为了挽回失败的命运曾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尝试，但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1948年的币制改革。是年，面对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蒋介石及其经济幕僚精心筹划了金圆券改革，并派蒋经国赴上海整顿经济秩序。然而意气风发、号称“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蒋经国最后却在“老虎”的重重围困之下铩羽而归。随着上海经济管制的无疾而终，全国的经济改革也宣告失败。蒋经国上海“打虎”的失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末期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集体腐败，是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生动注脚。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DOI:10.14185/jki.issn1008-2026.2015.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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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俘获是导致其一系列改革失败及覆亡命运的关键原因。
一、 故事：“太子”与“老虎”的较量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为了应付激烈的战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节节攀升。1947年，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已达48.4%；到了1948年上半年，该比例增至64.1%。浩繁的军费开支导致财政入不敷出，由表1可见，194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为65万亿元法币，而财政收入仅为22万亿，财政赤字高达43万亿，约占岁出的三分之二。在巨额的财政赤字面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方式提高财政收入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无奈之下只能依靠不断发行货币维持表面上的收支平衡。1947年12月到1948年7月的半年间，财政部在上海的五家印钞厂以每分钟1600万元的速度昼夜不停地印刷法币，使得法币在市面上流通量从34万亿元飙
升至620万亿元。
法币洪水泛滥般的发行使得物价飞涨，以上海为例，1937年6月的物价指数为基准1，1945年12月为885，1947年12月为884800，1948年7月为4927000。也就是说，战后不到三年的时间，物价涨幅高达5567倍。1948年7月19日，面额25万元的纸币关金大钞问世，然而此时上海市场上一块肥皂的价格都已高达7500万元。迅速贬值的“法币”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唯一合法流通货币的意义，城市中的大宗
买卖基本都使用黄金、美元结算，农村中则恢复了银元交易，甚至用实物粮食来计价。
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形势，国民党高层认为只有用一种新的货币代替法币才能控制恶劣的通货膨胀。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法币。与此同时，政府宣布加强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不法商人，将各地的物价冻结在8月19日，即著名的“8·19防线”。
表1 战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支概况（1945-1948.7）
单位：百万元法币
类别
年份
政府支出数政府收入数财政赤字数赤字占岁出百
分比194523480851241389110669647.13%194675747902876988469780262.02%194743393895140643832932951267.59%1948（1-7月）
655471087
220905475
434565612
66.30%
science direct图表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51、110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四卷）第11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特殊利益集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国民政府把经济整顿的重点放在了上海、天津、广州这三个大城市，确定它们为经济管制区。其中，上海管制区的范围涵盖江、浙、皖三省，这里历来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上海的经济整顿是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上海滩历来是各种势力的角斗场，能在这里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无一例外都具有深厚背景。经过深思熟虑，8月21日，蒋介石决定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尽管俞鸿钧顶着正职的头衔，但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全权负
责此次经济管制工作的是“太子”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嫉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任务的唯一人选。”[2]
作为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自幼受到了政治上的精心栽培。作为少壮派政治精英，蒋经国对国民党内的腐败深恶痛绝，在1939-1945年担任赣南行政区督查专员期间，蒋经国打击豪强恶霸、整饬贪官污吏，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对于此番任务，蒋经国踌躇满志。8月20日，蒋经国带领由嫡系人马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第六大队”提前一天进驻上海。抵沪伊始，他便命令经济警察执行经济监察，要求凡棉纱、棉布堆存超过3个月者一律充公。与此同时，他给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规劝商界配合经济管制。蒋经国敏锐地看到此次经济管制的关键在于惩办那些大商人。8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
自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该从“坏头头”开始[3]。
8月23日，蒋经国在接见上海各报社记者时当众立下“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豪言。由于预料到上海本地官员对于行动可能存在的抵触，蒋经国决定通过动员社会力量。他号召青年加入“打虎队”，最终报名者超过两万五千人，专门从事推动众参加监督和揭发不法事件的活动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宣告成立，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由此展开。
8月28日，蒋经国初战告捷，打下了陶启明、杜维屏两只“老虎”。陶启明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机要秘书，而杜维屏是青帮头目杜月笙之子，二人均系因“永安纱厂股票案”而遭逮捕[4]。此后的半个月内，张亚民、戚再玉、戴铭礼、王春哲等“老虎”也相继落网[5]，上海的物价明显趋于稳定，“打虎”行动初见成效。在9月18的日记中，蒋经国显得信心十足：
到上海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虽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则很愉快，今天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求，亦一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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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利益集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有，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6]。
然而就在蒋经国意气风发地“打虎”之时，上海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开始联合反扑。投机商人在本地官员的暗中支持下，一方面以原料缺乏为借口减工，一方面收买大批无业游民抢购日用品，造成货品短缺，物价随即开始重新波动。一时间谣言蜂起、人心惶惶，上海市民纷纷加入抢购风潮。
9月30日，蒋经国召集上海工商业代表开会，与会的杜月笙当众发难：“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
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经国当即回应：“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7]但是在当天的日记中，蒋经国却一反之前的乐观态度，写下了诸如“一切感到头痛”“在今天，似乎不能不考虑最后一步棋究竟应该怎样走，否则一切都将不堪设想”“将来的失败，一定会失败在干部身上”[8]之类的话。10月2日，日记又写到：“前天发现××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宜处理，真是头痛。”[9]
太子之所以连续几日“感到头痛”，是因为他遇到了棘手的“扬子案”。日记中提到的“××公司”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产业，由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任董事长。蒋经国清楚，想要清查背景深厚的孔家肯定会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孔祥熙自1933年起历
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
院长、院长等要职，主管国民政府的财政
达11年之久。更关键的是，孔祥熙的妻子
宋霭龄是宋美龄的大，因此蒋经国与孔
令侃是姨表兄弟关系。宋美龄自己没有子
嗣，对外甥孔令侃从小就十分疼爱。孔令
侃主事扬子公司期间，在上海有恃无恐地
投机倒把、囤积物资、牟取暴利。“打虎”打
到了自家人的头上，这是蒋经国始料未及
的。但是他同时深知，倘若不处理扬子案，
一个多月来在上海树立的威信就会立刻
扫地，上海经济管制业将面临失败。
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做出了“大义
灭亲”的抉择，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
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扬子公
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10月8日，
宋美龄专程抵沪，把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宅
面谈和解，据载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宋美龄见状，只好搬出蒋介石[10]。10月9
日清晨，蒋介石抵沪面谕蒋经国。次日，上
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
机器人避障问题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孔
令侃在象征性地交出了6000万美元的保
证金后，出走美国。蒋经国只能在日记里
自我宽慰：
本星期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
的一段……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
上××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
磁通量密度
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如此案
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
将其移送特种法庭。总之，我已秉公处理，
191兰台世界
问心无愧[11]。
孔令侃获救的消息一经传出，上海物价急剧波动，经济管制顿时陷入僵局。蒋经国10月16日悲观地认为，××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自从此事发生以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若不能坚定，很快就会崩溃[12]。事情的发展如蒋经国所料，11月2日，上海的市场限价被迫放开，蒋经国以铁腕维持了七十多天的“8·19防线”土崩瓦解。受到重创的蒋经国辞去经济督导员的职务，当天的日记记录了他的心境：
限价已经开放，七十天来的努力，已一笔勾销。回想起来，真是惶恐万分，今日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工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以目前形势来看，似乎应当做大打算了。下午在医院陪妻，心绪甚乱[13]。
11月6日，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打虎”行动以失败告终。随着这次币制改革的失败，国民党政权也迎来了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面溃败。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统治中国2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告覆亡。
二、 理论：特殊利益集团的租金分享
与国家俘获
纵观1948年的上海“打虎”行动，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蒋经国所处理的经济案件中绝大多数都牵涉出国民党内官员参与违法的情节，比如王春哲一案便牵出了64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第二，蒋经国对违法商人施以重拳之际，遇到了来自地方官员的强大阻力。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有一系列的记叙： 9月5日“×市长到南京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对于我的做法不满意的原因”[14]； 9月8日“今天早晨遇见×××，他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但是现在他软了下来，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由此可知官商的勾结力量之大矣”[15]； 9月25日“现在不但是在与奸商相对，而且与‘政客’相对”[16]； 10月26日“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两种力量，已经联合在一起了”[17]。
蒋经国提到的“×市长”是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吴国桢坦言，他认为当时上海乃至整个国民党内存在一个附着于体制并竭力捞取利益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官员与商人因拥有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自己当初之所以不支持蒋经国的“打虎”，正是由于担心改革触动这个共同体的既得利益而遭致他们的强烈反对[18]。事实证明，吴国桢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根据费正清（1994）的
米开朗基罗传192
特殊利益集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研究，“对这次改革最公开表示愤怒的体是工商界，因为大约3000个商人在这场运动中被关押，而这些人先前是国民党的主要支柱”。也就是说，币制改革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败局，反而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垮台[19]。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易劳逸（2009），他把币制改革看作是蒋介石一场铤而走险的豪赌，赌局的失败引起了历来站在国民党政权拥护者行列中的整个中上层社会的失望和怨恨，官僚与资本家的离心加速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崩溃[20]。
吴国桢提到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特殊利益集团”。西方学术界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选择学派，其代表人物奥尔森（1982）提出了著名的“分利集团”理论。在奥尔森看来，那些只代表一小部分社会成员利益的组织一般不会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恰恰相反，它们会尽可能地致力于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这就是“分
利集团”。这种组织在经济上的负面效应是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在政治上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是因决策迟缓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另一方面会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奥尔森有时也将“分利集团”称作“特殊利益集团”，并认为其负面效应导致了国家的衰落[21]。国内学术界最早论及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是刘绪贻（1947）。他通过对汉代以后既得“儒学”
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案例考察，得
出了“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
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
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抵制社会变革
的力量”的结论[22]。王亚南（1948）也是
较早研究特殊利益集团的学者，在他看
来，造成中华民国经济凋敝、人民生活
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买办金
融结合或混一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经
纵古论今
济体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银行家或
金融家早已是官，官早已是金融资本家
了，谁都可以把国内公私大小银行的经
理董事，同各级政府的要人，列出一个对
照表”。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的意志
变成了国民政府的意志。由于官僚资本
需要不断地维持和扩大，官商勾结的特
殊利益集团不断地设法增大其独占权、
增大其政治权力而不顾社会疾苦和人民
的死活[23]。当代学者对特殊利益集团的
研究以蔡恩泽（2006）、刘彦昌（2007）、
朱亿维（2008）、张强（2008）、周瑞金（2010）为代表[24]。在他们看来，特殊利
益集团是具有共同政治目的与经济利益
的团体，该团体由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
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组成，为了维护
本团体内部共有的特殊利益采用不正当
的手段攫取社会资源。综上，笔者将特殊
利益集团定义为由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
媾和形成的具有封闭性的特定组织，该
组织以政治权力为依托、以租金分享为
纽带，通过官商勾结的活动方式支配和
占有社会财富，并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
经济实力影响公共政策，阻滞或扭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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