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3日02:19
序幕：战事和河南的军粮
晋南会战，也叫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初，是1942年河南灾荒的序幕。
这场战役的失败，使黄河北岸完全被日军占领，河南的北部和东部都成为敌占区，郑州、洛阳完全暴露在日军威胁下。更糟的是，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的大批部队涌进狭窄的尚未被占领的河南剩余领土，成为与民争粮的主力。 ufc162本来，国民党军在中条山部署了第一战区的19个师，约18万人，守军开山炸石，修筑了许多防御工事。加上山峦险峻，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进攻，日军数次进攻都告失败。但就在日军集结于晋南时，卫立煌因为和蒋介石的矛盾，从战区出走峨眉山，大战在即，主帅缺位。5月7日，日本军队在空军支援下，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先占领了黄河北岸的渡口，致使各集团军彼此失去联络，中条山战役终以中国守军死亡4.2万人、被俘3.5万人而告终。
于是，守卫河南的任务变得格外严重。紧接着是1941年10月份的郑州战役，尽管现在国民党将领的战争回忆常常夸大郑州失而复得，但在多数国外观察家看来，这同样是一场失利之战。
这场战役也让河南守军猝不及防。当时战区部队规定每日要搜集敌情与黄河水文地质报告，情报机关每天要跨河去刺探敌情。由于黄河南岸国军连盐都需要由对岸运来，情报人员也就以跑生意为掩护，来回带货物，成为发财的另一种渠道。军统、战地服务队都设有自己的“情报处”，走私成为公开的秘密，上至汤恩伯副长官部都在明目张胆地走私。
1941年10月3日夜晚，日军在炮火掩护下进攻郑州，可是22师某连士兵报告后，居然被认为是“奸民走贩私货”，等到敌人登陆，河防部队已经伤亡惨重。一个月后，郑州终于收复，可日军并没有被完全驱赶到黄河北岸，属于黄泛区的中牟县城就在黄河南岸，当时参与攻打中牟的22师参谋黄廷选回忆：日军以重炮密集封锁了县城南部，国民党军先后组织了多次强攻，都难以突破，只能选择了在附近修筑工事。
为了将日军赶回黄河北岸，中国军队采用了笨方法——挖直河道，将县城隔离在北岸。这个工程意义重大，黄河水利部派遣了两个工程师来协助处理，白天炮火连天，只能在晚上
偷偷进行，时值严寒，民工们在河泥里工作，苦不堪言。黄廷选回忆，挖掘工程完工是在1942年初，人人都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想到，灾荒之年就到了河南。
此时，河南的东、南、北全是日军，而为了巩固河南防线，也驻扎了大量守军。1942年10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谢伟思到河南考察，当地从事救济的人告诉他，国民党军队此时驻守在河南的有大约100万人，因为1/3县城已被占领，这100万人就蜷缩在河南西部。
河南西部的这片区域，从战争开始以来，已经饱经灾难。1938年春和1942年春，两次黄河决堤，很多地区被洪水淹没，或者已经成为抛荒地。因为战争，不少区域已成为无人区，原因之一是兵役繁重。有位郑州的传教士记载，征兵是河南的常规任务，拉伕是每天在做的事情：前线需要大量苦力。在谢伟思的眼中，河南此时就是一个大工地：大批苦力正将已经建好的交通破坏掉；建立起成千上万的炮楼；洛阳正在开挖30英尺宽的护城河；为了分流黄河水，挖掘运河的工程还在进行，还挖了很多战壕以阻止已经挺进到黄河南岸桥头堡的日军。一个民工一天的收入远低于当时洛阳的正常工资。更多的人，只能管每日粮食，连工钱都没有，因为他们属于军队——抗战期间，河南的征兵数目全国第一，征工数量也名列前茅。
大批劳动力被从土地转移出来，许多县城的壮劳力已经减少到了极限，耕地在萎缩。不过，最大的负担，还是来自不断加重的实物税收和征收军粮，在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前，河南不仅要供应驻扎在自己领地上的部队，还要供应山西南部的军队，还包括陕西部队，因为那里相比之下更穷困。
1942年，减少了对外省的供应，却没有改善河南的状况，大量兵丁涌入狭窄土地，结果只能更糟糕：正常年景，全部粮税占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其中包括正常税收和无法预计的军事方面需求。可是，1942年的河南灾荒，恰好赶上了粮食归中央分配的新政策施行。抗战初期，中国粮食大丰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中记录，由于1938、1939年连续两年大后方粮食产量很高，粮食还处于自由流通状态；但是1940年开始粮食减产，国民政府成立了粮食管理局，开始对粮食分级管理。1941年7月，面对粮食不断减产的局面，田赋收归中央，政府对粮食进行分配，首先要保证的，肯定是军粮供应，然后再调剂民事。
“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中国土地了。”这是1943年初，白修德在河南采访的时候，一位军官告诉他的。之所以这么坦白，是因为这确
是国民政府的统一思想。白修德说：军队在河南的做法，就是征收比土地本身出产还要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得一干二净。
他没有夸张。1942年的春天，河南还是一片青苗茂盛的景象，税率按照正常的年景确定，等麦子结穗，一切似乎可以延续下去，农民在辛苦交纳公粮后，总可以留下一两成的收入。可是突然，大旱来了，之后，是更加可怕的蝗灾。
在白修德眼中，当时河南省虽然比不上沿海的江苏那么先进，但是比陕西、山西要好得多。“它是一块土质优良的大平原，颇类似于美国依阿华州那一望无垠的土地，但是它的土地不是依阿华州那种黑的沃土，而是覆盖着清一的黄沙。有了雨水滋润，年景还算好的，如果不下雨，则颗粒无收。农民就要饿死。”
在中国，在河南，灾荒总是来来往往，不绝于书。翻看抗战时期的资料常常会困惑，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水灾和蝗灾？但是1942年的灾荒来得格外突兀。看《河南文史资料》，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带有恐怖彩。豫西的巩县是个穷困地区，那里的刘庆昭回忆，夏初，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旱情最严重的时期。从阳历4月开始，一滴雨都没有，一直持续到9月，出现了异象：平时欢实的鸡和狗都一丝声音全无，井水和河流一起干枯，树叶也掉光了。夏天的麦苗长不到一尺就彻底干枯了，田地开始干裂，收成毫无指望。以黄泛区的许昌、扶沟为中心，周围十几个县开始往省政府报灾，可是春季禾苗茁壮的景象还留在省政府官员的脑海里，当时任河南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后来在台湾的《春秋》杂志上回忆，省政府觉得是各县为了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双方公文往返，就是没有人下乡勘察。1940年，河南出兵出粮，都属于全国之冠，省长李培基和粮食局长卢郁文都受到过嘉奖。现在，他们不肯立即将灾情上报中央。 bac5
就在河南省的决策尚未出台时，更大的蝗灾降临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相似，蝗虫的起源地是被日本占领的河南西北边来的，来势突然。土黄的云彩飘在天空里，一会向南，一会向北，在上空盘旋，耳听到嗡嗡声，就在人们猜测议论的时候，这朵“云彩”下落了，有选择地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本来河南部分地区到了秋季下了点小雨，夏禾已败，人们都指望初秋种的庄稼能够救命，可是蝗毁灭了大家的幻想。有人抓住蝗虫研究，这些蝗虫很多是雌的，全身土黄，很长，有6厘米，飞行时，大腿收拢在身体两侧，呈流线型。蝗虫吃完了庄稼就产卵，七八天后，千百万黑的蚂蚁样的
大家来碴
蝗蝻出现了，它们集聚在一切绿植物上，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一个县一个县地飞过的蝗虫开始吃一切食品，包括不能吃的窗户纸和墙上的对联，甚至草席，吃光了若干个县城。不少老人惶恐地说：老天爷要收人了。
灾荒造成的饥饿几乎转瞬就到。大户人家还有储存的粮食，贫民和流浪者成为首当其冲的灾民。一个个村庄开始可以充饥的食品，许多食品在现在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各种味道苦涩有毒的野草，麦苗还是珍贵之物；瓜子皮、核桃皮就比较难以消化了；抢收的是树皮，尤其是榆树和柿树，据说里面含有油分；再就是不能食用的红土和白土，包括旧棉絮。1943年初白修德到的时候，发现废弃的村庄里，偶尔可以看见一两个人影，再就是用菜刀和剔肉刀揭树皮的人。“爱树的军阀吴佩孚当年所栽种的榆树统统被揭下皮来了，把揭下的榆树皮磨成粉末再食用。这样，树就死了，再被砍成当柴火烧，全中国的森林也许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征粮减少了吗？不幸的是，没有。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这一阶段，显然还想把努力放在配合作战上。从当时出版的《河南政治》上到一篇文章，正值灾荒之兆初步显现的时候：1942年7月，李培基抗战五周年讲话《吾人应有之忍耐和努力》，主要展望了一下战
局，“今后一年当为战局之转捩期间”，“相信同盟国开始主动的反攻日期，即西方纳粹与东方日寇开始崩溃之时”，鼓励第六年抗战，并提到“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措施有以下几项：一、把灾情调查清楚，申报中央；二、详细调查各县户口，并分为四类：充足之户，自足之户，不足之户，待救之户；三、到西安谒见蒋介石面陈灾况。奉令将本省征实征购减为200万大包，并令召开会议议定，缓征了30余万包，到1943年麦收后再征。并批准拨借一部分维持粮（实际上1942年的军粮征购自5月底启动，早已完毕，减免没有意义）。四、决定救灾的办法。
征收军粮的任务没减免，1941年，河南承办了第一战区的200万大包小麦，1942年度的军粮，按照军政部的核算，第一、五战区都应该由河南承办，即使经过了减免，最后也得出280万石的总额。这么大的额度，在谢伟思看来：远超过实际需要。中国军官一个经久不息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超过实际需求的人数，这样，他们可以牟取私利，洛阳粮食市场上有很大一部分粮食就来自此。另外，征粮过程并不公正，作为基层负责征集粮食的保
甲长，很多就是地主和乡绅，他们通常运用权力，使自己的亲朋好友减少纳粮额度，而贫苦农民的粮食还是被征集去了，这就和被拉去当壮丁的子女多是农夫子女一样。
到了农历七月，每天开始有千余人逃离河南，因为实在无法完成征粮任务，所有人口开始流动，往陕西、甘肃和四川北部而去。在很多农村，开始抗议征粮。还是刘庆沼的回忆：河南巩县的农民在县政府门前下跪。“县长，还要老百姓不要啦？”不过得到的还不是不征粮食的保证，而是县长亲自去当地的大巴沟祈雨的承诺。
更多地区由军队直接征粮。抗议是分散而没有效果的，人民在看到抗议无效后，开始宰杀牲畜，廉价变卖农具和家当，然后上路逃荒。美国救济委员会统计，仅密县一个地区，就有10万人背井离乡开始逃难；7个重灾县，有46万人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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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宁的重庆
李培基是在哪一天面见蒋介石陈述灾情的？史实已无法考证。不过显然他并没有如实汇报灾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事后称，他去中央申报河南灾情，因为李培基没有如实申报，他的申报反而被中央训斥了，军政双方为此结下了怨恨。
后期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李培基的犹豫和糊涂。正是这种迟疑，使河南错过了报灾情的最好时机。当时河南的地政部长李敬斋后来在《春秋》杂志上回忆，蒋鼎文确实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要求用这些粮食去救济灾民。军队希望政府迅速从外地调拨粮食。36集团军的司令李家钰去重庆何应钦，也汇报了河南的灾情，可是何应钦说得也很肯定：灾情不能随便报，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报告就是无效的。10月份，中央政府派张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来河南视察灾情的时候，在密县召开了一个灾情报告会，省政要员及各县都派代表参加。李培基在赴会途中传话给代表们，叫他们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有参与者回忆说：“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张厉生在会上说：‘在我们未到河南时，只知河南有灾，而不知灾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才知河南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msn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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