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有一句名言：“２０世纪是美国世纪”。那是美国杂志大王亨利・Ｒ・卢斯（ＨｅｎｒｙＭ．Ｌｕｃｅ，１８９８－１９６７）于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在他的《生活》画报上发出的宏论，尽管今天争议颇多，但是平心而论，如果我们读了那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恐怕不会认为它全然言之无据。我们也会自然地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果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世纪，那或许也有一个所谓的美国媒体世纪，而这个媒体世纪中有一个今天为世界其他国家仿效的新闻杂志—— 我们知道，公民社会是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结社）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公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领域，是美国政治实践和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典型，正如大社会学家、《新闻周刊》撰稿人丹尼尔・贝尔说过：“美国社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公民社会”［１］。
美国新闻界目前处于错综复杂的多元化媒介生态格局。尽管如此，作为制衡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一些共同的脉络将它们连结在一起，这些脉络主要表现为：（１）美国新闻业是一个企业。（２）美国新闻业基本上不受政治约束；主流媒体一般置身于意识形态之外。（３）这一行业自视为公众的代表，发挥着“政府监督者”和“民众情报员”的作用。
中美贸易额以上分析大体适用于世界上最成功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及其巨大的影响力。从经济上说，经营平面媒体的《时代》和时代公司的营业额与真正的大企业无法匹敌，但是《时代》作为时代公司的旗舰、时代公司作为世界第一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的旗舰决不是“小马拉大车”，而是《时代》和时代公司不能仅仅从经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６８５（２００６）０８－００１１－０６
从六任总编看《时代》周刊的演变
□展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本文尝试根据美国《时代》周刊所属的时代公司前后六任总编辑的理念和作为，来分析《时代》８３年来的发展变迁历程，将这个常盛不衰的历程划分为大致均等的两个时期，即前４０年的卢斯时期和后４０年的后卢斯时期，其间经历了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兴起和冲击，以及新闻媒体公司化、集团化的影响。作者发现，《时代》在开创和引领全球新闻杂志新时代的同时，对传统新闻价值观既有继承，也有一定程度的颠覆，数十年后又有某种复归。
［关键词］《时代》周刊、卢斯、“政教分离”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院。
济指标衡量的社会地位和公信力的证明。
另一方面，在《时代》的前４０年中，它那位持保守派观点的创始人、老板和总编辑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藩篱，甚至参与其建构，因而在媒体的客观性方面颇有为人诟病之处。
卢斯时代：个人新闻事业与中国情结
以《时代》创办人卢斯逝世为界，《时代》周刊的８３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卢斯时代——
—个人支配的老派媒体（虽然不乏业务创新）时代，后者为后卢斯时代——
—告别个人新闻事业、转型为现代公开招股媒体公司的时代。
（一）耶鲁毕业生开创解释性新闻业
《时代》的故事是从１９２３年３月３日开始的，这一天卢斯和他的耶鲁大学同学布里顿・哈登（ＢｒｉｔｏｎＨａｄｄｅｎ，１８９８－１９２９）出版了第一期《时代》。这两个年轻人在发起书中既宣告了该杂志也宣告了解释性新闻事业的诞生：［２］
尽管美国的每日新闻事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发达——
—
尽管外国人对我们的期刊的卓越啧啧称奇，如《世界的工作》、《世纪》、《文摘》、《展望》（Ｏｕｔｌｏｏｋ）等等——
—
但是多半美国人了解的情况甚为贫乏。
这并非日报的过失；它们刊载了所有的消息。
这并非每周“回顾”的过失；它们对新闻作出了恰当的发展和评论。
随随便便就将这种情形归咎于人们自己的过失，是一种武断的做法。
人们之所以不了解情况，是因为没有一种出版物能适应忙人的时间，使他们费时不多，却能周知世事。
《时代》第一期售出了９０００份。编辑们向读者保证把每周的新闻加以组织和分类。它的口号是：“《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它对国内事务、国际新闻、科学、宗教、商业、教育及其他领域的报道，都
不是写给各个领域的专家看的，而是写给《时代》的“忙人”看的。它的主编们发展了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写新闻的手法，并加进了浓厚的人情成分。为了积累可以编进每个故事的大量事实材料，《时代》不仅拥有自己的规模相当大的新闻采访机构，以弥补通讯社稿件的不足，而且发展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和资料部门。
《时代》问世第二年获利７００美元，到１９２８年获利增加到１２５０００美元，发行量达到２０万份。
哈登１９２９年早逝后，卢斯由商务经理接任主编，杂志走向更大成功，并逐步演变成一个杂志帝国：１９３０年创办《财富》，１９３６年推出后来最高发行近千万的《生活》，１９５４年又增加
《体育画报》。１９６０年时代公司又建成了自己在当地兴建的４８层时代与生活大厦，年营业额达２．７亿美元。《时代》声称，１９６２年它的国内版、加拿大版及三个国外版的发行量总计达３００万份。１９６７年即卢斯从总编辑任上退休３年后逝世。此后，《时代》的立场由保守转为比较中立。
母语迁移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它又变成了一份自由派取向的刊物。它的编辑方针已经不限于亨利・卢斯确定的那几个具体原则了，包括对文章字数的苛刻限制等。但是它却一直继承着一个新闻周刊精神传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它通过对一周来每天的消息进行概述的办法为许许多多的读者服务。特别是它的专业部门，把科学、医学、宗教、商业、教育、艺术、广播、报界及其他领域的新闻带给了过去从未注意如此众多领域内所发生事情的许多读者。它在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刊登“随笔”（Ｅｓｓａｙｓ），进一步提高了该刊对严肃读者的吸引力。
１９７６年，时代公司成为第一家有１０亿美元资金的出版公司。到１９９７年，《时代》周刊在国内的发行量超过４１０万份；全球总发行量加上５种非美国地区版（包括亚洲版）超过５５０万份。９０年代初，《时代》在国外的１９个分社至少有２９名记者，国内１０个分社有４０名记者，在纽约有４５０名采编人员。时代公司是美国最
大的印刷媒介公司，年收入为２５亿美元。近年来时代公司年收入增加到５６亿美元，拥有１５１份
杂志和２９００万读者，《时代》发行量保持４００万以上，在美国的１万多份杂志中位于前１５名，继续名列三大新闻周刊之首。
一个著名网站的如下推广语并非虚言：“《时代》给你的不止于一周新闻概要。《时代》提供关于当代重要事件的深刻分析，揭示它们对你和你的家庭的意义——
—从政治到科学突破，到人类成就”。［３］
（二）与生俱来的中国情结
如上所述，作为《时代》开山始祖的卢斯一生成就非凡，又是一个有争论人物。他于戊戌变法那年生于客居中国山东登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这决定了它后来的亲共和党（但是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参加二战）的保守派反共立场，包括对他认为同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一味偏袒。我们从１９４９年以前《时代》封面人物上的中国人（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等）大致可以看出，其选择既考虑人物的影响力，也顾及其政治倾向。
到《时代》创办的年代，美国报纸已经大体形成了新闻专业主义，包括报刊内部编辑权独立（即老板不干预编辑事务）、新闻与言论分离、新闻报道坚持不偏不倚原则，等等。但是，卢斯一方面有老板和总编辑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他和他的主编们并不伪称恪守新闻客观性理念，他们认为那是神话。
《时代》宣称，它不想做到不偏不倚（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而宁可把“公正”（“ｆａｉｒｎｅｓｓ”）作为它要达到的目标。它在纪念创刊２５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不偏不倚与公正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对在他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进行分析时，是‘有偏向的’（‘ｐａｒｔｉａｌ’）。他只要不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事实，只要不隐瞒说明一个不同观点的事实真相，他就是公正的。”［４］然而美国有批评家认为，由于《时代》将呈现意见和社论的假设与直接的新闻混在一起，这种做法对读者是不公正的。而事情似乎远比这更严重，其中有一件与中国有关：抗日战争
期间，《时代》年轻的驻华记者白修德（西奥多・怀特，１９１５－１９８６）因才华出众深受卢斯赏识，二人一度情同父子。但是白修德发回了关于国民党腐败和１９４２年中原饥荒、大量民众饿死等一系列报道，逐渐令卢斯不快，以致于最终失宠于总编辑，后来的多篇战地报道被封杀。《时代》后来配合共和党右翼，经常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尤其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指责他们因亲共而“丢掉了中国”。尽管国外和美国主流新闻界多有批评，但是《时代》在国内外的影响还在持续扩大。
后卢斯时代：从保守到中派再到自由派
卢斯逝世以后，时代公司仍然蒸蒸日上，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杂志王国。作为新闻周刊，《时代》
区域收入差距
周刊先是脱离了温和保守派阵营，转为中派立场，后来则靠近了自由派。因此其新闻理念接近了主流新闻界：国内报道相对公正，国际报道因突出“民主”、“人权”而经常在第三世界国家引起复杂反应甚至是冲突。我们以卢斯以后掌握编辑方针的时代公司五任总编辑为线索来揭示这种演变。
openapi（一）赫德利・多诺万：告别党同伐异，采纳公正标准
卢斯的新闻天赋有口皆碑，但是他以杂志为开展个人党同伐异工具的做法则被人诟病。当卢斯在１９６４年决定自总编辑岗位退下、挑选赫德利・多诺万（ＨｅｄｌｅｙＤｏｎｏｖａｎ，１９１２－１９９０）为接班人时，他半开玩笑地形容多诺万为“神秘的不知名人物”。这时的时代公司已拥有《时时代公司历任总编辑在任时间
亨利・卢斯１９２９－１９６４
赫德利・Ｗ・多诺万１９６４－１９７９
亨利・阿纳托尔・格伦沃尔德１９７９－１９８６
贾森・麦克马纳斯１９８７－１９９４
诺曼・珀尔斯坦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约翰・休伊２００６－
代》、《生活》、《财富》、《体育画报》等杂志，尽管多诺万此前任公司中最小的杂志《财富》月刊的主编，但是对于《时代》和《生活》庞大的编辑部来说，多诺万不够知名。另一方面，说多诺万神秘确实有所指陈。５２岁的多诺万身材高大，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是对写作要求很高，批评记者直言不讳，被喻为直来直去的“箭头”。［５］卢斯在退休前召集各编辑部所有人员会餐。席间多诺万明确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承担责任。他说：“我们确实因有一些敌人而自豪”，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相当粗心地招来的不必要的敌人”。他发誓：“时代公司的选票决不应该被考虑装进任何特定政治领袖或政党的口袋中。”而此前，卢斯的共和党偏见毒化了《时代》的政治报道。出人意料的是，编辑方针的变化得到了卢斯的全盘支持。因此他接任时赶上了一个适当时机。
接下来的１５年，多诺万指导了《时代》从集中于一个古怪天才的企业到以下这种新闻事业的转型：它更加有责任感，尽管可能产生公共机构的那种沉闷气氛；它获得了更多的尊敬，尽管失去了某种气质。多诺万逐步改变了《时代》“自命不凡的和全知全能的”的腔调，他将公正作为杂志的标准，这意味着摒弃那种恶意而活泼的刺痛力。多诺万认为，写作应该有“不带伤感的热度，不带冷酷的锐利和明快，不带粗俗的世故”。［６］
作为主编，多诺万喜欢他所谓的“包厢中的历史”和结交有见地的权势人物。他经常访问莫斯科、北京
、华盛顿等地，总是为采访国家元首做精心准备。他固执己见，在越南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然而当《生活》画报准备用几个版刊登美军阵亡者照片时，他却准予出版。尽管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是他批准发表《时代》周刊历史上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社论，敦促身陷水门事件丑闻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辞职。
多诺万和董事长安德鲁・海斯克尔（Ａｎ－ｄｒｅｗＨｅｉｓｋｅｌｌ，１９１５－２００３）是时代公司中为其转型和将品质与标准传递给下一代做出最大贡献的两个人，时代公司因此得以成为一个值得
自豪的新闻工作场所。
（二）亨利・格伦沃尔德：电视时代的编务改革家
亨利・格伦沃尔德（ＨｅｎｒｙＧｒｕｎｗａｌｄ，１９２２－２００５）是从《时代》周刊的勤杂工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攀登，最后成为时代公司总编辑的。他是原籍奥地利的犹太人，１９３９年作为难民逃到美国，１９４４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时代》做兼职，后来担任驻外记者，２８岁那年成为《时代》最年轻的高级主编。１９６８年，他晋升为具体负责《时代》编务的编辑主任，到他１９７７年离开这个岗位时，他被认为是《时代》历史上仅次于卢斯的第二位最有影响的主编。他后来担任时代公司总编辑的８年中，其业绩不如编辑主任任内的成就，评论家认为那归咎于公司化的氛围。
后滕久美子
格伦沃尔德领导杂志度过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拓宽了杂志的报道范围，针对电视造就的一代新人提高了版面的光鲜程度。他刚接手编辑主任时，《时代》主要取材于报纸的最初报道，然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风格加以表达。例如，《时代》和竞争对手《新闻周刊》一度陷入了封面故事之战，它们经常肤浅得令人失望，只是把读者已经在电视或日报上看过的新闻改写一下，而很少作解释。他在１９７８年对《华盛顿邮报》说：“这么些年来，只做文摘是明显不够的。”［７］
格伦沃尔德说，他本人对《时代》的最大贡献在于培育了更多的原创报道。他引进了彩摄影、分类新闻和特稿，包括知名作家和专家的随笔；他增设了环境、行为和能源等版组；他开辟了针对单一主题的特别报道；他赋予先前匿名的撰稿人以署名权。
格伦沃尔德的世界观倾向于保守派，但是对于新闻事业的看法比专断的卢斯带有更多的自由派彩。到１９７３年，他对《时代》惯有的政治保守主义改变到了这样的程度：前文提到的敦促尼克松总统辞职的《时代》５０年历史上的第一篇社论，出自他的笔下。［８］
（三）麦克马纳斯、珀尔斯坦和休伊：游走在“国家”和“教会”之间
１９８７年，贾森・麦克马纳斯接替亨利・阿纳托尔・格伦沃尔德（ＨｅｎｒｙＡｎａｔｏｌｅＧｒｕｎｗａｌｄ）出任时代公司总编辑。他授权《时代》周刊编辑主任亨利・马勒（ＨｅｎｒｙＭｕｌｌｅｒ）在编务方面作进一步改革。例如，在１９９１年以前，《时代》约１／３的文章是由外驻记
者撰写和署名，而不是在纽约编辑的。１９９２年，在麦克马纳斯的指导下，《时代》设计出了大胆、清晰的版面和编排方式。
在卢斯时代，他就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即“国家”和“教会”分离，它的含义主要是媒体内部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麦克马纳斯任内，时代公司最大的变动就是在１９９０年与同样诞生于１９２３年的华纳传播公司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媒集团。他一度被认为是牺牲传统新闻文化、推进公司化的杀手，但是《时代》的新闻业务似乎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
当诺曼・珀尔斯坦（ＮｏｒｍａｎＰｅａｒｌｓｔｉｎｅ，１９４２－）这位５２岁的总编辑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走马上任时，他掌管了时代公司约１４０份杂志。对他的任命引起了争议，因为他是第一位非本公司出身的主管：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２０多年，自１９９２年在该报执行主编职位上退出后，创办了一份理财杂志，并且是一个公司的合伙人。然而珀尔斯坦不愧为有“主编中的主编”之誉的创新高手，有效保护了《时代》的新闻运作，在任１０年业务蒸蒸日上。他任内真正引起的风波是他在２００５年“特工门“事件中的角。
根据珀尔斯坦的意见，《时代》２００５年６月３０称，它将根据一项法庭命令交出涉及“特工门“事件的驻白宫记者马休・库珀的笔记，该记者因为拒绝配合当局调查中情局特工身份被泄案正面临刑事指控。此前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库珀和《纽约时报》女记者朱迪斯・米勒的上诉。这两名记者为保护
他们的秘密消息来源已与当局打了８个月的官司。《时代》的声明称，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对记者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时代》杂志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法院命令。最终库珀被免罪，而拒绝提供消息来源的米勒因藐视法庭罪入狱。而公众舆论和新闻界
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一致支持《纽约时报》，并抨击《时代》的行为。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５７岁的约翰・休伊（ＪｏｈｎＨｕｅｙ）成为时代公司第五位总编辑。除了负责公司１５０多份杂志的编务以外，他还督导和品牌延伸。此前他因主管《财富》杂志而声誉雀起，并且在《华尔街日报》供职多年。从这个经历可以看出，时代公司最近几任总编辑的遴选标准包括编辑才能和一定的财经背景。时代公司８月１７日宣布，《时代》将改变每周出版日期，从２００７年起由周一改为周五。
《时代》编辑主任理查德・斯滕格尔认为，“当我们在２１世纪来保持《时代》在２０世纪的那种关联性时，这个新计划……将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和无缝隙地提供我们的品牌分析、新闻和议程设置创意。”约翰・休伊相信，“《时代》已经是最重要的全球报刊品牌了。这一动向为创造杂志和它的网络第二自我更强有力的结合而铺平了道路。”［９］
结语：创新、颠覆与回归？
美国媒体是美国社会制度的产物。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美国媒体得以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美国新闻界也一向以此为豪。在长期的专业实践中，美国媒体逐步形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深刻影响了国际新闻界和国际社会。然而不可否认，缘于文化差异以及传播西方文明的“使命感”，美国媒体对外报道难以摆脱特定的新闻框架。
从《时代》周刊８０多年的历史来看，它是２０世纪新闻事业中的一种创新力量，是全球新闻杂志的鼻祖和解释性新闻事业的首领，其公认的世界级媒体地位无庸质疑。然而，用客观、公正等同样是国际公认的新闻价值观来考察，卢斯时代的《时代》似乎不断颠覆美国主流新闻价值观，因而成为为人诟病的靶子。老板卢斯对编辑权的把持及其刚硬的个性使我们想到了１９世纪美国旧式新闻事业的代表人物：一身多任、家长制、终身制、个人彩随处可见，等等。但是，现实中的《时代》毕竟是２０世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