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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震云小说叙述的事件和塑造的平民形象，在幽默风趣的个性中富有巨大张力的共性，乃至符号意义，这些是博得导演青睐的重要因子。从改编角度来看，刘震云小说与电影之间有三大变化，分别是：从散乱到集中的结构整合，从个性到共性的形象升华，以及当代生活百态的影像表达。透过小说与电影之间的“离合”，既能把握住刘氏改编的原则，又能审视文本与影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二者的理解。
[关键词]刘震云；小说；电影；改编
深证a股指数 刘震云是一位幽默风趣又饱经沧桑的智者，读他的小说，常让你破涕为笑，笑中又含着辛酸的泪。自1982年执笔创作以来，刘震云已贡献出《故乡天下黄花》《一腔废话》《我不是潘金莲》《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多部长篇小说，后四部作品已先后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刘震云目光敏锐，他注意到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和“单位”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化最犀利、最现实、最广阔的独特视角。[1]几乎社会中的大小事件都离不开官、商的密切联系。但他又不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官场或商业体系，而是透过普通民众、底层人民，或是受害者、压迫者的眼睛，去管窥权力、民生、经济等官商层面的社会问
肾b超>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题。因此，小说叙述的事件和塑造的平民形象，就在幽默风趣的个性中富有巨大张力的共性，乃至符号意义。[2]这些是博得导演青睐的重要因子。从改编角度来看，刘震云小说与电影之间有三大变化，分别是：从散乱到集中的结构整合，从个性到共性的形象升华，以及当代生活百态的影像表达。透过小说与电影之间的“离合”，既能把握住刘氏改编的原则，又能审视文本与影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二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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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散乱到集中：线索的抽绎与主题的提炼 从体裁来看，刘氏小说是不易改编的类型，形式结构上随意散乱，“貌似”没有紧密的叙述逻辑，整篇小说不像一个安全的堡垒，更像是千疮百孔的“马蜂窝”。将一个完整的故事翻拍成电影，无论是剧本的编排，还是台词的增删调整，普通人都能做到。但若将一个本身就“杂乱无章”的小说用影像表达，那么情节结构、线索发展、主题提炼、人物形象塑造等重大问题可能都要“另起炉灶”。导演们宁愿如此大费周章也不愿放弃的理由，就在于刘震云小说提供的叙事空间确实令人着迷。
第一，线索的抽绎。阅读刘震云的小说，常会有“不知所云”的困惑，一方面由于文本形式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是刘氏特有的“行散神不散”的叙述方式。与天马行空的小说不同，
电影需要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再现叙事空间，必须有合情合理的主次线索。如何抽绎出既不偏离小说中心，又便于观众理解接受的故事情节是电影对文本的超越所在。以《一九四二》为例，故事本身是调查体小说，即将那些亲身经历1942年自然灾害的人的回忆口述整理成一部合集，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主要线索，连剧情发展都显得杂乱无章。刘震云在编剧过程中，抽绎出范殿元一家逃荒历程的主线索，再增添辅助性的蒋介石处理河南干旱态度，白修德亲自入豫一查究竟，日军侵华推进路线等次线索，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四个不同角度考察河南大旱、饿死三百万人、难民逃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影片结构上显得张弛有度，线索鲜明。同样，《我叫刘跃进》也存在类似问题，原著以众多不同人物为视角审视同一社会，从小说角度来看，确实有奇妙之处，但无法用镜像来表达。刘震云巧妙地拈出小人物刘跃进，以他丢了包，又捡了一个新包两件简单事情，将刘氏生活与开发商严格一伙的金融勾当、曹哥等黑社会体、卧底警察老邢等一干人等全部串联起来。剧本构思之匠心独运让人拍手叫绝。 第二，主题的提炼。电影改编小说，需要将隐于文字之间的主题简明扼要地提炼出来，对于直观的、显性的主题而言，自然容易处理，困难的是那些无法用台词或镜像直接表露的深层命题。刘震云对《温故一九四二》的历史性主题反思堪称完美。曾有学者言及，中国
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离我并不遥远的惨痛历史可以被轻易地抛在脑后。或者是政治的导向，或者是传播媒介的桎梏，抑或是中国人的“故意而为”，总之，甲午、庚子、抗战等让人窒息的历史会在轻描淡写中被世人遗忘。如果连作家都不去重塑这些本不应该被尘封的故事的话，那么还有哪些人能够承担起启迪民众的重任呢？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此，他以文献史料和调查记录为基础，以真实性、趣味性为原则，在貌似散乱不堪的叙述中传达出一位作家应有的历史思考。冯小刚正是看重《温故一九四二》透露出的沉重历史，才不惜投入20年的准备去拍摄这部堪称“史诗”的电影。在商业大潮和娱乐至上的冲击下，今天的中国人变得更加务实而又浮躁，电影被理解为消遣放松的重要渠道。在“调侃”层面上，冯小刚是不输于任何人的，但他作为大导演的特质就在于适时地警醒人们不要遗忘历史，遗忘民族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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