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园丁行动与美国记者作者：卢冶来源：《读书》2014年第12期 中国梦不仅仅是当代意识形态的题辞，其书写和实践主体也不限于中国人。 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埃德加·斯诺以实习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时，并未打算成为“China hand”（中国通）。据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回忆，一九三七年之前，美国记者通常是作为通讯社社员、自由撰稿人或者学生旅游者去往中国，没有任何人学过汉语。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中产阶级青年也是如此。他重实际甚于学历，“十八岁出门旅行”铁钢砂，仅仅怀揣着一张半调子的新闻文凭、股市投机而得的少量旅费和对哈克贝利dds信号源·费恩的满腔热爱。他是典型的美式“自由主义浪漫派”静电喷雾器，迷恋冒险的刺激和兴奋，特别是其赌注是一个好故事的时候。一九二六年他伪装成东京大使馆的成员，偷偷潜入一艘开往日本的船，据此经历写了篇《头等舱的偷渡者》――他继承了马克·吐温的看法：人性中有一种古怪的成分，对于公共机构的行为总是乐不可支。这正是他所服务的《先驱论坛报》所喜欢的调调。这些经历使年轻的冒险家在驻外记者中小有名声。他的传记作者评价他具有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事物的天赋才能， 非常适合旅行写作。出发去中国前，他写信向父母保证，他已经注射了预防针，可以抵御东方所有的疾病，文明程度也足以避免任何性本能的诱惑。他只打算在“远东”待三个月。从他早期的报道（后结集成《远东前线》）那些即景式的描述可见，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中国。
然而，某种东西拴住了他，使他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离开。尽管后来成了“世界性的记者”，但毋庸置疑，他生命中的精彩戏码都发生在中国。他跟第一任妻子海伦在此结合也在此缘尽。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以各自的管道持续访华。每一次，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甘麟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都提示了历史的微妙讯息。他在一九七二年二月离世，与尼克松访华失之交臂铀浓缩—f420后者的团队仍然需要背诵他所留下的资料来拉近与红中国的距离。他的骨灰分成了两半，一半在美国哈德逊河畔，一半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正是在那里，三十年代一中国“先锋”艺术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拍出了《马路天使》和《风云儿女》）看到了斯诺所拍摄的关于中国红军的影像，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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