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ɴ1，2012·高谈阔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系列讲座· 〔德〕格哈特·普莱尔（Gerhard Preyer）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科学系，Frankfurt am Main，Germany）
摘要：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研究是对现代性理论新的发展，这一理论强调全球化语境中现代化的发展，催生了本土化、通俗化、混杂化趋向，彰显出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进一步，多
元现代性理论着眼于全球社会系统，考量其内在复杂的紧张和冲突，强调社会成员的自我观察引 发的公共领域变迁，最终将思考的重心置于全球世界体系，而非不同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轴心文明；结构进化；异质论；同质论；公共领域
1．轴心文明与作为结构进化焦点的归属情结
过去30年间，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在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杜鲁门研究院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系弦歌不辍，提出并实施了一项比较文化研究计划。一直以来，艾森斯塔特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轴心时代文明①———所谓的高阶/高级文化（Hochkulturen）———的沿革和成就上。与阿比特布尔（M．Abitbol）和查赞（N．Chazan）一道，艾森斯塔特的宏观社会学研究关注早期政治组织（国家）演化的缘起，尤其是以非洲作为考察对象。他通过研究发现，在早期各不同的国家或政体、部落社会、城邦和世袭体制中，存在不同的中心和不同的中心—边缘关系（center-periphery-relations）（E．Shiles）②。有必要提到的是，艾森斯塔特关于移民以列（immigration to Israel）的研究，堪称移民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多数社会学家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进化是社会变化种种过程之缩影。社会变化机制是社会学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的对象。艾森斯塔特接受古典进化论的基本内涵———人口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结构进化的推力就是这种扩张，这一点已被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人口学等不同学科的进化论研究所证实。艾森斯塔特研究了演变过程中不同扩张要素的发展特征。演变及其突破的重要性在于信念系统（韦伯所谓的世界观，Weltbilder）的定向及其制度化，对于宗教团体、法律职业体、官僚精英或世俗精英体的形成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合法性（Legitimation）问题，在进化扩张过程中，它对增强各类社会系统成员的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是一种功能需要，对政治系统而言更是如此。合法性问题不在于其正确与否，不在于其确立了价值标准，也不在
于韦伯所谓的信念合法性，而是结构耦合的功能性需要和社会系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转向，把合法性问题转换成
①②如以列王国和早期希腊。艾森斯塔特还研究了伊朗拜火教、中华早期帝国、稍后的基督教（包括其各种分支和变形）、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所谓轴心时代文明，是以超验性秩序和世俗性秩序之间的张力来表达的。S．N．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格哈特·普莱尔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范式一种新视角，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也不是社会系统成员信服合法性的价值标准的有效性的问题。它是政治系统对社会结构耦合所做的一种贡献。
2．结构分化的机制及其反常情形
与古典进化论不同之处在于，艾森斯塔特认为，人口扩张的各种维度并不一定共同作用。因此，社会进化并不是由结构分化的要素之间的均衡模型来验证，也不是用描述演变方向的理想均衡来证实。恰恰相反，结构的演变是一种充满矛盾、张力、冲突和革新的变化，无法从整体性和连续性上来把握。扩张的不同维度在适应上的不同步，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和精英的基本功能（the basic elite functions ）造成的。
阿荣旗一中它们因分化过程的挑战而起，例如，各类社会系统成员间信任的维系、权力和暴力的限制、意义的建构①以及不同互动模式的合法性。这对于传统型社会非常重要，可以使特有的行动系统分化不被互相渗透。这一点非常值得强调。②一个可能的应对之道在于精英作用的发挥，必须把这一点从社会劳动分工的功能需要中区分出来。社会学关于结构演化的研究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异。我们回顾社会学理论史，就会不幸地意识到，社会学家用劳动社会分工的范式描述社会结构演化和社会变化，其结果是，社会学家阻碍自己对社会变迁的理解。
3．概念的矫正与重释：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以及现代主义
海恩法则
进化比较研究表明，扩张各维度间的延迟是由这些维度的不同组合所引起的。不同维度组合是各类社会和文明产生的推力。考虑到现代社会体系的出现，这一点对现代化理论极为重要，对全球化时代而言也意义重大。我们必须区分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和现代主义这些概念的不同内涵。现代性（Modernity ）用于刻画经济、政治、法律、各类共同体和科学社会系统领域中社会结构的革新。这些革新属于功能分化，发生并贯穿于整个古欧（the Old Europe ）历史。这是古典社会学的观点。现代化（Modernization ）被用来指陈一种时空决定的过程，并被理解为唯一的进化方向，它引发了现代文化和社会的革新。这一过程在持久的结构性趋向（structural tendency ）中体现出来。对于这种结构变动，古典社会学理论名之为行动系统的分化、结构的分化，以及源自普遍性进化中的全球世界体系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综合，他们或多或少持韦伯
scl-90开创的传统。现代（The Modern ）描述当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诸如体现在现代艺术、文学、经济学方面的差异。这一概念也可能被用来评价（价值）。该术语自18世纪后半期被使用；在19世纪中期，摩登时代（现时代，modern times ）被重新理解为一个新的纪元，并且导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它与一个社会系统或社会层级之内成员的地位不再相干。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现代性的古典时期，正是它终结了市民社会，也终结了18世纪中期以降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所孕育和型构的现代民族国家。自19世纪中期起，现代这一概念已被作为西方（the West ）的同义词使用。这一地理学的隐喻，以一种有目的的修辞方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粗略分类。在强调文化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共同体之间（如西方与东方、南方、东南亚、中欧）的差异和冲突时，它也扮演着重要角。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Modernism ）被用来表达所谓的先锋（avant-garde ）的理性的社会运动和态度。与此同时，文化和政治上的反向运动作用也不可小觑。当我们提及现代主义，摩登时代是一种关于科学、艺术、法律以及社会团结的自主和抽象的描述。
①②关于意义问题，参见韦伯、蒂里希（P．Tillich ）、帕森斯（T．Parsons ）等人的论述。
例如，权力系统、经济的利他主义、传统法则（尊敬、兄弟情谊、大众宗教）和意义的理性构建。微型燃气轮机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二〇一二年第一期
4．1986年的初始研究项目
回顾过去，我们发现，与古典理论及某些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当代理论不同，现代化的含义更为宽广，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更加多样。现代化不是一套固定的结构变化模式。艾森斯塔特的比较宏观社会学研究正从此而来。他从帝国政治系统入手进行分析，批判了现代化的古典理论，并于1986年在该领域内启动了关于文明的比较社会学研究项目。该项目之核心所在即是：边界建构对社会系统及其所在环境中的自我选择至关重要，对于集、组织和人类生活条件而言也不可或缺。这些边界框定了社会系统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现在来看艾森斯塔特的这项研究以及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在多元现代性框架之内对现代性的古典理论的重整和修正，是这一计划的直接成果。
可以说，1980年代末以来多元现代性范式是对全球化理论和研究的间接回应。许多社会学家，如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拉什（S．Lash）、弗里德曼（J．Friedman）以及罗伯森（R．Ro-bertson），普遍认同全球化研究中存在两个假设———它同时也表现了社会学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这些所谓的异质论者（Heterogenizer），连同萨义德（E．Said）、巴巴（H．K．Bahabba）、霍尔（S．Hall），及其他反思人类学家如克利福德（J．Clifford）和马库斯（G．Marcus），在跨文化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认为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区分是错误的，因为西方（the west）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而正由于其帝国主义的本质，西方的这种支配地位只不过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变量罢了。作为一种扩散运动（diffusion），全球化导源于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与其他类型文化的掺杂混合。扩散运动按等级方式展开，依据是美国主义的正宗地位，它是现代主义的继续。持此论者断定，
谭厚兰结构变化中不存在趋同化一（convergence）。全球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源于美国“可口可乐文化”（Coca Cola Culture）的君临天下。异质论者采用人种方法学（ethno-methodological）和解释学，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社会学理论和研究对象，他们认为这些对象都是建构性的，不应脱离研究者的个人社会交往。与之相反，匀质论者（Homogenizer）或多或少接受一种世界体系和一种全球现代性范式。他们臆断全球舞台背后的结构变动存在一种趋同化一趋势（可参见吉登斯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观、卢曼版的功能主义论）。匀质论者认为，存在一些进化的普遍模式或者存在一种进化模式；现代性本身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其特性持续不断地从西方（社会）浮现出来，因此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代性。这隐含地表明，进化具有趋同化一性。科学实在论（本质主义）与科学认识论被这些匀质论者接受，因为他们断定自己研究的对象和提出的理论，是世界原本存在的，因此他们是现代主义者。匀质论者的研究对象依据科学而预先设定，而异质论者则入乡随俗，像民俗方法论者那样，秉承加芬克尔的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可以追溯到罗伯森（R．Robertson）那里，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科学中也历史久远。
多元现代性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范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和重新阐释了社会学知识。自1950年代起，历史主义范式已被多元现代性范式所取代。自19世纪中期始，历史主义已经开始进化，它是对作为规范取向或通行社会典范的西方社会的自画像。多元现代性不是一个列举历史事件的分支社会学；它是对结构演化进行的多维理论描述。多元现代性并不认为全球现代性是脱胎于西方（社会）的单一模式，
也不把社会结构说成是二元对立的。多元现代性须被理解为对现代化古典理论的批判。我们有证据说明，现代化并不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同化合一。因此，现代化既不是朝向普世方向的进化之路，也非建基于其上。多元现代性是一种结构变化，它不断改变信念系统及其在转化过程中的实现。我们可以说存在多种多样的现代性，但不存在单一的现代性。从范式的角度讲，轴心文明和现代性之间是重新体系化（重构，re-systematized）的关系。比较研究显示，现代性并非必定要从欧洲轴心文明中产生。结构进化体现了现代性的共同特点，
李绂
◇格哈特·普莱尔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范式就像多元现代性中的某一种现代性体现了源于欧洲的轴心文明的结构进化。存在多元的轴心文明和多元的现代性。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
5．重访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这一论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尤为重要。艾森斯塔特发现
，“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 ）的表述是一种误导。全球世界体系由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等不同的要素所构成。我们已经知道，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表述（符号表达）。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欧式的或西式的是错误的。现代化在本质上不是目的论的（teleological ），也不是线性的。这对社会进化理论的范式转变意义重大。与韦伯观点不同，现代化并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共同体的去传统化。这种转变导致韦伯式社会学的终结。理性化的合理化以及社会理性化的扩展，并不是（如某些韦
伯信徒的辩护）重建社会结构的最初过程。艾森斯塔特的研究显示，“多种多样且各不相同的现代性”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就获得关注。于是，艾森斯塔特诊疗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然而，他并没有把韦伯的著作重新解读为是关于理性化分析的贡献，也没有强调韦伯提出的理性化的不同理想类型，而是把它们作为对各种大文明（large civilizations ）内在动力的研究。重释韦伯社会学的要旨在于把轴心文明与现代性联系起来。从本质上看，现代性并不是随欧洲之轴转动而生。现代性既不是单一的，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起源。
然而，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形成的一般性洞见认为，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第一，它们由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预设所构成，这些宇宙观又存于这些社会以及对社会的正统观念或异端理解之中。这在整个历史中都有所体现。第二，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或因与其他文明遭遇，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模式。第三，因人口统计学的、经济上的或政治上的变化，存在基本的内在张力、动力和摩擦力，它们被现代结构的制度化统合起来。第四，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因上述各类过程之中的（文明）遭遇和互动而形成。这些互动的结果决定了：文明和社会在一个国际系统中如何定位自身，在全球体系中它们的结构进化如何继续进行。第五，在欧洲史上，结构进化促成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它体现于始自17和18世纪的世界性体系。第六，霸权的转移发生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之中，这种转移导源于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变迁。第七，在结构进化过程中，由于自身扩张，各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不断进行。这是因为它们的基本预设及其制度化不同所致，这种现象在西欧、北欧、欧洲其他地方、晚近的美国和亚洲（在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和日本等文化中）先后上演。
这种重释并未沿着韦伯的社会学道路前行，而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看待问题。就范式的核心而言，这并非世界宗教和文化宗教所带来的问题，也不是现代标识系统（modern marked sys-tem ）、职业或其规范的分化所造成的，而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变化框架的问题。此处的参考框架是文明的特性及本身具有合理性的概念，以及异端邪说及宗派运动在结构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欧式（西式）早期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之间的区分对于这一框架至关重要。我们并不能因为具备了前者那样发生现代化的条件，就推断后者的现代化一定会发生。
差异现代化的动力是一种社会进化过程，也是现代文化方案自相矛盾的过程，它通过自身的制度化而不断呈现。视自己的社会为现代社会———具备一套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方案，又与其他类型社会保持联系———这是现代化的本质所在。这有史可证，如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即是如此。因此，现代性是在结构性社会变化的框架内进行的重新阐释，而不是欧式现代化社会模式的一统和约化。理论上讲，当多元现代性形成体系之后，社会系统各成员之间的文化纽带和社会联系，就会重新演绎。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二〇一二年第一期
6．多元现代性范式下的全球化与集体认同
由于本地化（indigenization）、通俗化（vernacularization）、混合化（hybridization）以及对元叙事的批判与多元现代性融洽共处，可以说，从1990年代初开始，艾森斯塔特的学术方向之一就是全球化
的社会学研究。我们从他的研究中看到，现代性原则上并不是一统的，它只是社会系统结构变化的一个特征。在这方面，艾森斯塔特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纳入多元现代性框架之中。重建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后果是，现代性不是单数或复数的，也非普遍的或特殊的。它出现在各类社会系统的扩张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传统的转化至关重要，因为在社会系统的扩张过程中也存在一个消除扩张的过程。艾森斯塔特从此处入手，探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运动及其功能。反现代性的原教旨主义运动（fundamentalistic movements）被卷进因西方文明化过程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之中，正如我们在帕森斯的社会学中所看到的。新教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是对现代性背景中的现代化过程的独特反应；它们并不是前现代的或传统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现代主义的规划。但在一个比较进化论的视野中，这些运动与宗教运动类似，这种规划是对整个社会的宗教性控制，例如，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作为上帝预言者的穆罕默德成为阿拉伯共同体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同时也成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领袖，被以上帝之令专门写进《可兰经》中。这正是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建构的差异所在，后者须根据基督教和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所形成的进化论术语来表示。它们都不是政治上所谓的有组织的社会。
在研究结构性变化（即所谓的现代化）时，在多元现代性范式下探讨社会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学意义。结构性的社会变迁重构集体认同。在一些情况下，这一过程引发多种抽象的认同，如西方社会中对人权的普遍要求和高等精英教育模式的大众化转向。然而，原初的团结和认同并未消失。集体认
同（如种族的、民族国家的、宗教的、文明的）、归属性团结、区域性身份，是促进社会系统成员凝聚在一起的初级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由成员资格决定。这不是或然性事实，也不是通常所谓的附带现象，而是一种持续性存在，它在社会系统扩张的边界中形成。这进而表明了，各类宗教运动不仅在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而且在当代的社会舞台上也是主角。集体认同与边界的社会建构标示着社会系统中成员的资格，也是不同社会系统中集体边界的一种象征性的组织建构。在此社会学理论参考框架内，我们解释克里斯玛行动的一个方法，是把精英成员看作特定的人，或把其归入特定的体。认同与成员身份共同构成成员的资格，同时，成员身份标识的流通范围也确定了相关行动的参与程度。特定的社会性质限定了行为的模式———如坏家伙、和善的儒教徒、教养良好的成员等等。至于性别、世代、亲属、疆界这些兼具社会性质和自然性质的评价，也具有一种社会功能，因为它们确立了社会地位的内外层次间的界线，同时也确立了社会系统的吸纳或排斥策略。在此，我们必定会想到施耐德（D．N．Schneider）和斯密斯（R．T．Smith）的论述：成员相似性这一规则的制定是参与不同集的条件，也即是说，固定与其他的集体及其成员的关系，这一点在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中易于被忘记。
艾森斯塔特和吉森（B．Giesen）曾从世俗性规则（the civic code）———如内隐和外显的规则、传统、日常惯例———和神圣性/或超越性规则（sacral or transcendent code）中区分出原初性规则（the primordial code）。①集体认同的建构和成员资格的确定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冲突和摩擦。在
西方社会，初级社区、国家或民族中的公民身份与成员身份之间的冲突是再经常不过了。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社会性（the social）的自我意识，是社会系统的自我选择。社会系统成员从内外两
①E．Eisenstadt，B．Giesen，“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36（1），1995：7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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