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巴金的《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看，《复仇》是有自觉文体意识的短篇小说，三个层次的叙述策略是《复仇》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三个层次叙述中的“元故事”是福尔恭席太因叙述的故事，作为文本的“核”起支撑作用。“元故事”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纯主题关系；中国继续教育联合学院“元故事”与医生叙述的故事，以及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因果关系。三个层次叙述开辟了宽阔阅读空间，当下的我们是“实际的有血有肉的读者”，俯视角地观察和评价其他各层次的读者。文本将幸福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再次提交到我们这些读者面前。作家的干预表现在提出了幸福这个非常富有伸缩力的话题，并将这个话题放置在三个层次的叙述框架中。 关键词：《复仇》的文体意识；多层叙述；“幸福”话题
巴金的短篇小说《复仇》写作于1930年，收入1931年8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小说集《复仇》。穿越了70余年的历史烟云，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依然选择《复仇》重新发表以致
对巴金的怀念。可见《复仇》久远的艺术生命力，也再次证明了优秀之作具有创作脱离当时语境、在完全无功利心态中阅读的特性。对于《复仇》，可以用韦勒克利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说法：“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样”。质言之，是一个语言凸现的事件。因为对于语言的巧妙运用，让这些语言以这种方式的组合中，从日常生活的语言中凸现出来了。探析《复仇》艺术力量之所在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一、三个层面的叙述及其宽阔的阅读空间
巴金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作家，倾诉是他的叙述体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比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复仇》却与巴金其他作品的激情倾诉不同，有明显自觉的文体意识，并有意识地采用了叙述策略，可以说，这个文本艺术力量主要来自叙述者的变换和叙述层次的交叠。我们可以假设提问，《复仇》的叙述者是谁?恐怕就一时难以回答，因为文本中不止一个叙述者。
《复仇》的叙述从一个谈话现场开始。“这年夏天老友比约席邀请我到他底别墅去度夏。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客人。一个是医生勒沙洛斯，一个是新闻记者福拉孟；还有
一位比叶·莫东，是一个中学教员，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汉”。“比约席底别墅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一条河流把全村围抱在里面……”。这是交待性叙述，其作用在于铺垫谈论一个话题的所有条件：四位客人，加上主人，处于休闲度假氛围的五个人构成一个谈话的“场”。又是在风景优美的乡村别墅。果然，“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怎样谈到幸福上面来了”。一个话题出现了。就此问题，各人看法如何?“对于平时职务繁忙的我，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幸福的了。我当然表示出我底这种意见”。“新闻记者同意我的看法”。莫东先生，就是那个中学教员的看法是“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主人比约席是学法律的，他认为：“人生底最大幸福就是看见正义胜利的时候”。最后一个人就是医生了。“‘复仇——’医生慢腾腾地说出这两个字。‘复仇?’我们都惊叫起来。‘是，我说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他镇静地说。但是他又闭了口，好像静静地等候着我们底反驳”。五个人都表达了自己关于“幸福”的看法，其中医生的看法显得很特别，这引起大家的惊讶。在这个场面中，叙述者是“我”，由“我”引出一个谈话的现场，有一个话题，大家发表不同看法，是小说这种文体的一个传统且很好用的手法。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舞会以后》就是如此，“《舞会以后》的叙述是从勾勒一个谈话现场开始的，谈话很自然地围绕着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展开，因为他所说的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一个人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
于环境，‘问题全在偶然事件’。这是对人生的一种看法，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看法，肯定有他的独特经历。于是随着谈论主题的出现，主要人物出现了。在这个场面中谁是叙述者呢?第一人称‘我’是叙述者。相对于叙述者“‘我’，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和其他几个人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即都是在故事层中的被叙述者。这是作家所操纵的叙述者‘我’的叙述层面”。此时叙述者“我”的读者，可以理解为是我们所有文本之外的读者。
在《复仇》中，“我”叙述了在比约席乡间别墅相聚中的一个谈论“幸福”话题的现场之后，叙述自然引向了医生：“我们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带了疑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解释他底意见……”。从这里开始，也就是从第二部分开始，叙述者转换为医生，医生成为叙述者。“复仇——不错，复仇是最大的幸福，我是这样相信的”。然后医生开始叙述“在两年以前，我到过意大利，在某小城的旅馆里我住了一个多月……”，医生叙述说，在这个期间他在所住的旅馆里遇到蹊跷的事情，一个声称自己叫做福尔恭席太因的人自杀了，在现实中，福尔恭席太因“是曾经轰动全巴黎的鲁登堡将军暗杀案底凶手”。在福尔恭席太因临咽气的时候，医生“我”从福尔恭席太因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现在，医生在和几个朋友讨论幸福的现场说：“福尔恭席太因底遗书很长，而且我现在也记不完全了，我只把大意告诉你们。他底自白大约是这样的。在下面的叙述中我自己
可能加了一些话，但是大意总不会错，我现在仍旧用他底口气讲出来。”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叙述者，即医生。接下来叙述者由医生转变为福尔恭席太因，福尔恭席太因用第一人称叙述他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遇到了第三个叙述者。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二个叙述者，并没有讲述完整曲折的故事，第三个叙述者福尔恭席太因则讲述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完整曲折的故事。
福尔恭席太因讲述他自己杀死鲁登堡和希米特的经过，他说：“我一点也不悔恨。我以为我杀他们是正当的。”他追述了自己和妻子吕贝加结婚后的生活，在反犹运动中，军曹希米特强暴不能因而杀死了“我”的妻子吕贝加，“我”告到司令部的鲁登堡将军那里，非但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反而把“我”关了两天，出来后，家没有了，妻子的尸体都没有了。“我以最大的决心宣誓要对希米特和鲁登堡两人复仇。我决不放过那两个刽子手”。随后“我”叙述了向两个刽子手复仇的经过。先是到希米特并杀死了他，“我赶车离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里非常快乐，觉得我是世间最幸福的人。我底仇人已经在我底手里死掉一个了。”
而后三年里处处跟着鲁登堡，终于抓住了机会，“我连续发了三，我亲眼看见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底身体。他只是呻吟着。我却在一阵混乱中逃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复仇已经完成。“我”最大的灾难来临了：“我底精力渐渐地消失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待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儿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我没有家，没有亲友，在前面横着不可知的困苦的未来。工厂里的繁重的工作和奴隶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我一个人不能够改变这一切。我决定把我的生活结束，因为我一生再也不会有那种幸福了”。
福尔恭席太因的讲述借助“遗书”形式，自然带有回忆往事和总结情调：一切即将结束，自己走过了复仇的全部过程，并且反思和回味了这个过程，已经决绝地选择死，可以想见有一个非常漫长痛苦的思考过程。回忆情调与这个漫长痛苦的思考过程密切相关。小说本质上是回忆性的，在逻辑上所叙均是已经发生了的、并且被叙述者认定有价值的事件和经历。福尔恭席太因的讲述更具有这个彩。福尔恭席太因的第一个读者是医生，此时，在谈话现场，医生叙述了读到遗书时的感觉：“蓝天的意大利整个地睡去了，我这个异邦人却怀着激动的心情读那个全欧洲的人所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秘密。”这样，我们发现小说文本存在三个叙述者：“我”、“医生”、“福尔恭席太因纯化水微生物限度”。三个叙述者构成了三个叙述层次，分别为“我”的叙述、医生的叙述、福尔恭席太因的叙述。三个叙述层次中，福尔恭席太因的叙述是最里层的核心性质的叙述。但是医生的叙述和“我”的叙述使整个叙述结构丰厚起来，
问题具有了深度。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从经典叙事学的名著、法国的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的理论来看，会有深入的理解。《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这部著作是热奈特研究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而成就的理论著作，用热奈特的话说，是“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我必须承认在寻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在希望理论为评论服务时我不由自主地让评论为理论服务”。因为普鲁斯特的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叙事现象非常丰富，出现了一些以往的叙事作品种没有见到的叙事现象，值得研究，研究的结果是概括出了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叙事理论。在关于顾客价值“杨应楠叙述语态”中，热奈特认为任何一个叙事性的文本，都存在着叙述层和故事的层次区别和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给层次区别下的定义是：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热奈特还认为，处在最里面一层的故事，是“元故事事件”。这就涉及到“元故事叙事”的问题了，热奈特也确实就“元故事叙事”进行了讨论。因为有元叙事，所以，就存在元叙事和其他几层故事的关系问题。所以，热奈特说：“但为了下文的需要至少应区分出元故事叙述和它插入其中的第一叙事之间可能存在的主要几类关系。第一类关系是元故事事件和故事事件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它赋予第二叙事解释的功能……第二类关系是一种
纯主题关系，因此不要求元故事和故事之间存在任何时空的连续性：这是对比的关系……，或类比关系……第三类在两层故事之间不包含任何明确的关系，在故事中起作用的是不受元故事内容牵制的叙述行为本身，比方分心作用和(或)阻扰作用”。在《复仇》中“元故事”是福尔恭席太因自己叙述出来的关于他自己复仇的故事。这个层次的故事，和最外面一层的叙述，也就是“我”和比约席、医生等几位朋友在比约席的别墅里谈论什么是幸福的故事构成纯主题的关系，而福尔恭席太因叙述的故事(元故事)和医生叙述的故事(他所经历的目睹福尔恭席太开自杀的故事)以及“我”和几位朋友聚集比约席家谈论什么是幸福话题的故事这三个故事的关系，属于热奈特所说的第一类关系，即“元故事事件和故事事件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最里层和第二层，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关系都是因果关系，因为有了几个朋友在比约席别墅度假，所以，才能谈论关于幸福的话题，因为医生在谈论幸福话题的现场，所以医生才能讲述他自己所经历的遇见福尔恭席太因的故事，因为医生讲述自己遇见福尔恭席太因的故事，福尔恭席太因用遗嘱的方式讲述的自己复仇的故事才有机会讲述出来。福尔恭席太因的故事是个最内里的“核”，是支撑这个小说文本的根本。
谁的荷尔蒙在飞下面再让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三个层次的叙述所开辟的宽阔阅读空间。西方的叙述学特别是后经典叙述学非常注意读者的层次问题。具有将读者的层次逐步细化的趋势。费伦
在自己的著作《作为修辞的叙事》中引用并分析论述拉比诺维茨所提出的四种读者的概念。这四种读者分别是：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特性各异的你和我，我们的由社会构成的身份；作者的读者——假设的理想的读者，作者就是为这种读者构思作品的，包括对这种读者的知识和信仰的假设；叙事读者——“叙述者为之写作的想象的读者”，叙述者把一组信仰和一个知识整体投射在这种读者身上；理想的叙事读者——“叙述者希望为之写作”的读者，这种读者认为叙述者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那么，在《复仇》中，我们先从最内层来考察读者，福尔恭席太因的“遗书”是医生最早发现的，遗书的叙述者是福尔恭席太因，医生自然是第一个读者。在医生的讲述中，医生的读者(百事可乐猴年广告听众)是在场的其他四个人，由于医生将福尔恭席太因的讲述公布于谈话现场了，所以，福尔恭席太因的读者就扩展到讨论“幸福”问题的场面中“我”等其他四个人。“我”的读者则是文本之外的人们了，也就是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读者。因为“我”将福尔恭席太因的讲述放置在“我”的叙述框架中，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读者也自然地成为福尔恭席太因“遗书”的读者。所知最多的是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读者，我们不仅知道福尔恭席太因的故事，还知道在比约席别墅中这个谈话现场的情景以及关于“幸福”的谈论话题，以及各个人的不同看法。这样，关于“幸福”的问题穿越了时间和空间，被各个时间和空间中的人们所体验所讨论。福尔恭席太因当
年以复仇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支撑自己的生命，也因为复仇任务完成了，人生的要义自然消失，生命走向终结。而医生对于“幸福”的看法，依循的是福尔恭席太因的看法，当然，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差异的，正如医生讲完之后所说的：“福尔恭席太因底遗书大概就这样完结了。我很对不起他，不曾把他底遗书发表，因为他底话虽是真实的，我虽然也像他那样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互相仇杀的事在我看来终于是可怕的。难道除了复仇以外，我们便不到别的道路吗?……譬如宽恕，不更好吗?……”可见，医生在反思福尔恭席太因，至于谈话现场各位参与者也在“幸福”问题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小说最后“我”的看法是：“路，我想是有的，不过他们不想走罢了。至于路是什么呢?在我也只有含糊的概念”。在场的人们最终并没有达成一个关于“幸福”是什么的共识。却将“幸福”是什么的难题再次提交到我们这些读者身上了，即“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特性各异的你和我，我们的由社会构成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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