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佳 朱璇
来源：《旅游学刊》2019年第01期
[摘 要]“穷游”是中国旅游者创造的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本土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自助旅行形式，穷游受到了青年人的热捧和媒体的关注。通过对穷游者和背包客进行生活史访谈以及对两者进行比较，文章探索了穷游者独特的自我认同和穷游兴起背后的社会原因。研究发现，穷游者多为中低收入阶层的青年，较长的旅行时间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因此尽量节约成本成为穷游者最好的选择。穷游者甚少在意旅行的休闲功能，而往往借助旅行反思自我，反思人生选择，他们的旅行可被视为吉登斯所言之“生活政治”的实践。文章指出，由中下收入阶层青年主导的穷游热既反映了社会文化价值日趋多元化，也反映了部分青年的生活危机和精神困惑。穷游的兴起也为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思旅游的本质和移动的权利问题提供了生动案例。 [关键词]穷游;背包客;自我认同;生活史;生活政治
声阻抗率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1-0124-12
Doi： 19765/jki.1002-5006.2019.01.016
引言
中国旅游者创造了两个极为特别的本土概念：“驴友”和“穷游”。前者是音意皆妙的典范：在读音上，“驴友”谐音“旅游”;从意义上，“驴友”既隐喻该体的品格像驴子般坚毅，又显示其体内成员友情深厚的特点。中国背包客研究的现实土壤之一即是20世纪末“驴友”的诞生及其壮大地源热泵案例[1] 。学者在将驴友与西方背包客概念对接的同时，也极力保留该词汇本身的意趣[2-3] 。与驴友在学界所受的关注迥异，尽管穷游在近几年来逐渐流行，但对穷游的研究却屈指可数。这些研究或把穷游者等同于节俭的背包客[4] ，或同义为经济型/廉价自助游[5-8] ，往往受限于“穷游与背包客/驴友/自助旅游者相似”这一分析思路，忽视穷游者独特的身份认同，从而缺乏对穷游者和穷游文化产生的社会土壤的分析。对穷游这样一个土生土长且充满生命力的概念进行深入挖掘，不仅能借此探索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而且有可能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做出贡献。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现有研究中国穷游者的文献数量虽不多，但主题较广，主要涵盖了穷游者身份、行为特征、动机以及穷游流行成因4个方面。对于穷游者的身份，现有研究都指认在校大学生为主要人之一[6，8-9] 。张镒和柯彬彬[4] 通过对有穷游经历者的调查，发现学生占到64.2%。但他们没有说明有穷游经历的旅游者的标准是填问卷前研究者根据标准筛选的，还是自我认同有此类经历即可填写，因而结论的有效性值得商榷。除大学生以外，还有研究指出穷游者中也多有工薪阶层[9] 和初入职场的上班族[6] 。就行为特征而言，张镒等[5] 选取96篇网络中带有穷游字眼的游记，利用特征词分析，归纳出穷游者的行为特征，但它们与背包客的5大特征[10] 极为相似，没有凸显穷游者特点。关于穷游动机，有研究经问卷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康体享乐、逃避放松、社交尊重、运动挑战4个主要动机[4] ，又在后续研究中指出大学生最主要的穷游动机是运动挑战[8] 。但是，这些动机均没有将穷游与其他旅行方式的动机区别开来，尤其是背包旅行。
除身份、行为及动机外，也有一些研究试图探索穷游兴起的社会背景。基于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李国征[6] 采取扎根理论方法总结出穷游热的的4个成因：年轻
旅游者经济能力的限制、年轻旅游者旅游观念的转变、网络传媒的催化和高旅游物价的助推。但作者在文中多处以穷游者思想更为开放、审美对象更为广泛作为立论证据，却并未将穷游者与其他体进行比较，论证有欠严谨。上述4个因素与其说回答了作者想要描述的穷游热的成因，不如说解释了被访者为何选择穷游。蔡骐[7] 和姜兰花[9] 采用青年亚文化的视角解读穷游现象，使用“抵抗主流话语”阐释穷游者行为，指出互联网作为新媒体为经济条件有限的穷游一族“赋权”[7] ，并指出流行起来的穷游极有可能被商业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然而，创立亚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讲究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反对抽象性论述[11] ，这两项研究却并未呈现具体方法，因此，“抵抗一收编”的范式是否真的适用于穷游者，需要收集更多经验材料后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涵盖了诸多主题，准确捕捉到了穷游者是经济资本相对匮乏的青年人，并意识到穷游在此时此地的中国兴起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但也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在概念界定上，穷游始终与背包客/自助游缠绕在一起，穷游的独特内涵并未得到挖掘。把以上绝大部分研究中的穷游替换成背包客/驴友，分析结果极有可能同样适用。第二，研究方法上存在不足，其研究結果的可信度也就值得商榷。第三，多追溯西方背包
客诞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将其作为穷游在中国发生的背景，而忽略当下中国的现实背景。因此，虽然穷游获得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12-13] ，与“穷游”密不可分的穷游网在2015年也有近6000万用户[14] ，但是穷游的核心特质以及穷游兴起背后的社会原因仍未得到有效解答。
2 路径突破：自我认同与自我叙事
本文旨在探索穷游的核心特质以及这一活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基于此研究目的，对穷游者的认同研究既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首先，认同既解释了同一又解释了差别：一个人内部的同一性或一个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构成了他/他们与别人的差别[15] ，也就是说，认同确立了边界。对中国背包客的最新研究表明[16] ，根据旅游行为特征去界定背包客不甚有效，中国背包客之所以是一个体，是因为他们有一致的身份认同，其认同的核心一是背包客体内部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二是他们将自己标签化为非大众旅游者。因此，要探索穷游的特点，就要区分穷游与其他旅行方式，尤其是与背包旅行的区别。在自我认同的意义上，探访“认同自己为穷游者（而非背包客）”或者“认同自己为背包客（而非穷游者）”的旅行者，对研究穷游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其次，认同是人本体的支点，指涉个体如何认知自我、寻归属和人生意义。它既是每个人面临的切身哲学命题，也是每个人选择如何生活的基石[15] 。因此，研究自我认同是研究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现代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使得自我认同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Giddensc17】指出，在传统社会，自我受限于外在、传统、习俗的规范，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也多半是代代相传，自主性和变动性都很有限。但现代的自我认同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个体，自我和自我认同不再是被决定的，而是个体自主、自治的领域，生活方式也成为自主选择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旅行被发现与自我认同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旅游者在旅行中离开熟悉的空间和环境，体验陌生的文化或生活，通常会伴随着反思自身的过程[18] 。中外学者[19-21] 堵5注意到，以背包旅行为代表的非制度化旅行，与自我认同的建立、改变、重塑尤其相关。如余志远[19] 指出，背包客旅行时间较长，從而有充分时间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深入当地则有助于通过他人反观自我，探险的过程容易激发和暴露自我，因此，背包旅行之旅也被称为“成己之路”。Noy[20] 的研究表明，出外长途旅行的经历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列背包客对于自我和以列社会的认知。而Cohen[21] 对于生活方
西安车辆厂式旅行者的研究指出，长途旅行对建构自我不一定起到积极作用，有些长途旅行者也会因旅行而愈发迷失自我。因此，旅行者认同自己为大众旅游者/背包客/穷游者，不仅仅指涉某一种旅行方式，更在于传递着与“我是谁”相关的一系列自我认知、自我定位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多血症
自我叙事是研究自我认同最重要的途径。Giddens指出：“个体必须要以一种合理而又连贯的方式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连接起来，以便能够促使把被传递的经验的差异性中所产生的信息与当地性的生活整合起来……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活历程提供了赋予一致性的手段。”[17] 换言之，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自我认同变为可协商的过程，个体通过不断重组自我叙事，以反思性的方式形成认同[22] 。正因如此，有关背包客自我认同的研究[19-21] ，都基于背包客的自我叙事。但需注意的是，强调自我叙事对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作用，是基于建构主义，而非实证主义和实在论（realism）的立场第四维空间[23] 。例如，Elsrud[24] 通过对背包客自我叙事的分析指出，“关于危机和冒险的故事”可以被看做是独自旅行的“元叙事”。这个叙事，而不是这趟旅程客观上是否冒险，被看成是背包旅行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就是说，讲述者建构的探险故事，就是对其背包客身份
的认同，这与讲述者事实上经历危险与否无关。在此研究语境中，要了解穷游，除了要在穷游者的自我叙事中剖析他们对自身地位及与他人（尤其是其他旅游者）关系的描述，还要关注穷游者是如何叙述和理解他们的旅行经历的。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来探索穷游者的认同。第一作者于2014年和2015年两赴云南，沿昆明一大理一丽江一香格里拉一线进行自助旅行，在青年旅舍等自助旅行者聚集之处与其接触，在交谈、熟识后表明研究者的身份，询问是否接受访谈。作者进入“田野”，与被访者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并创造共同情境，由此与被访人建立起协商进入的关系[25] ，有效降低了他们的防卫心理。研究者承诺访谈材料保密，在文章中对受访者使用化名，使得被访者能坦率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观点。第二作者长期浸身包括以上线路在内的国内外背包旅游目的地，熟悉驴友和穷游者话语，可以对他们的所言所行所思进行理解和辨析。
正式访谈前，研究者先了解潜在被访者的旅行情况，确定其为自助旅行者，但是研究者并未给出“背包客”“驴友”“穷游”等身份定义，被访者自己对身份的界定正是本研究的核心。
按上文所述，“认同”既指涉相似，也指涉差别，因此本文的被访对象共分两类人，表1为第一类，自我界定为穷游者（而非背包客）的旅行者;表2为第二类，自我定义为背包客（而非穷游者）的旅行者。有趣的是，大部分穷游者并不排斥背包客身份，但一些背包客对穷游则持排斥态度，下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进一步解读。比较这两类旅游者，既能了解“穷游者”身份的内涵和外延，也能拓宽我们对不同类型自助旅游者的认知。
质性研究在选取样本上注重典型性[26] ，且本研究需深度描述穷游者并解释穷游现象，因此，在选择样本时要照顾到每个个案须体现穷游或背包的重要特征[27] 。同时，基于“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28] 】，还要注意访谈对象之间的相异性，力图做到“发现同一个特征、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28] 。因此，选择研究对象时，一方面保证其含有核心特征（即自认为穷游者或者背包客），又在其他要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方面保持异质性，以挖掘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按照这些原则，本研究访谈了8位穷游者和5位背包客，每位访谈的时长从1.5～3小时不等。表1和表2简要列出了被访者的背景和生活状况。穷游者中有3位男性，5位女性，年龄从23～28岁不等，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毕业到大学不等，职业状况各有不同。背包客中有3位男性，2位女性，年龄从26-40岁，职业状况各异，但平均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穷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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