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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辩证法
本文所说的“辩证法”，是在霍克海姆、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使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意指概念在自我矛盾中的自我否定和超越以及在这种“否定”和“超越”中实现更高的综合、统一和否定，与此不同，霍克海姆、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则是从事物自身的“自相悖谬”、｜“自我冲突”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一词，意指事物由于其内在缺陷必然向其对立面转化，但这种转化并不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更高综合”，而是在不可解决的悖论中走向自我瓦解和终结。
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嬗变中，“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正构成这种辩证法的两个基本面向。“理想主义”本是“虚无主义”的对立面，克服“虚无主义”的威胁，确立不可动摇的坚实的价值信念的“阿基米德点”，是“理想主义”的最根本初衷和深层动机，但是，正是在在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中，同时播下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展开和深化过程，也是滋生和培植“虚无主义”的过程，“理想主义”的极点，同时也是虚无主义滥觞并逐渐扩张其势力范围的起点。就此而言，“理想主义”构成“虚无主义”的逻辑起点，“虚无主义”构成“理想主义”的逻辑结局，二者构成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内在冲突结构。在我看来，这种“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辩证法为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嬗变，也为诊断和理解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危机的实质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和理解框架，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k搜当代中国的“理想主义”是与现代性的建构这一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核心的主题内在关联在一起的。虽然对“现代性”的理解充满歧义，但许多学者承认，现代性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现代”总是通过与“传统”、“古代”、“过去”的对立关系凸显出来的，它“必然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基础”①；二，以这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为基础，它坚持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它相信，人与社会历史在总体上必然朝着完美目标的方向发展，并最终摆脱一切奴役与束缚，达至完全的自由解放的终极结局，这即是说，“进步”或“发展”具有为现代社会发展“定向”的意义，通过这种“定向”，现代性使自身获得了合法性的根据。由于这两个特征，利奥塔曾十分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方案“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大叙事” ②，从而来现代性提供合法性依据。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总是与“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设计与创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构成“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核心内容的正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诉求。
毫无疑问，由于中国近来以来特有的历史遭遇以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国际环
①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收入《后民族结构》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利奥塔:《后现代状况》，2-3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境，决定了现代性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赋予了这“现代性”以不尽相同的内涵，但是，对现代性的渴求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生活实践的基本主题，它规定和塑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品质。要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实质，离不开这一最为基本的语境。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现代性的元叙事最为典型的无疑就是被我们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对于这一哲学体系，近30多年来，学术界从很多角度进行了非常多的批判性反思。但所有这些反思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即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这种内在关系出发考虑，我们将发现，这一哲学体系实际上所发挥的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功能，它要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一劳永逸地合法性基础，并从人们昭示出一种“理想”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那就是为这一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所揭示的历史目的而生存、奋斗与献身。 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具有深厚“科学主义”彩的哲学体系。。它对哲学的基本规定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其最核心的内容即是我们所熟悉的“两个观点”、“五对范畴”与“三大规律”。这种解释模式最为注重之点是哲学所表达的原则和规律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它要传达的至高理念是：哲学所表达的规律是世界自在地、本来就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哲学不过是发现“存在在那里”（over t
here）的真理并运用“心灵之镜”，如实地再现和表达之。这种哲学观被“推广”和“应用”到在社会历史中，必然形成关于社会发展“科学规律”或社会历史的“永恒之理”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按照这一元叙事，社会历史发展将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规律”和“永恒之理”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元叙事”，试图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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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思想者与革命者们所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前现代”国度里寻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现实道路，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们所面临的历史环境是极为复杂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寻并发现能够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普遍和客观的“真理”，乃是最为急迫的需要。正是这种环境和需要，为以一种发现论的科学主义解释模式来理解辩证法提供了充分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可以说，以一种科学主义的解释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与思想者寻求中国现代性建构道路的主观需要和客观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勾连。这集中体现在：第一，辩证法所昭示的人与社会辩证发展的客观的“科学”规律为将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与道路，“发现”这种真理，就等于为革命运动与实践确立了正确的目标与路径，很显然，在这种心态支撑之下，辩证法的“发现论”的科学主义解释模式是最容易被人们选择与接受的解释模式；第二，更重要的是，辩证法所昭示的人与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科学规律将为革命者的实践活动提供充分的合法性，它将极大地帮助人们确立这样一种坚定信念：自己的行动乃是顺乎潮流，合乎趋势，因此不是主观的偶然的任意行动，而是具有充分的历史必然性。第三，与前二者内在相关，对人与社会历史发
展的科学规律的掌握意味着可以把它转化为可以运用的策略、政策与方法，从而为现实实践服务，把对“规律”的认识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把对“真理”的认识转化为探索与规划现代化蓝图的
方略和指南，这对于摸索革命道路与刚着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最为迫切的要求，在此要求支配之下，用“发现论”的“科学主义”解释模式来解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是十分自然的结果。
可以清楚地看到，“辩证法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宏大叙事充当着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提供深层思想根基的重大任务。学术界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批判其思想的素朴性与非反思性，指责其僵化、抽象和教条，反省与其现当代哲学观念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病，这些无疑都是十分中肯和深刻的观点。但只停留于此，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种在学理上十分粗浅的理论，在如此长期的时间里占据支配地位并成为那么多人信奉和捍卫的理论圭臬。把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内在联系起来，我们就将理解，第一，在这种哲学理论中，包含着当代中国人对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哲学论证，撇开其具体哲学观点，在其深层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中，蕴含着一种特定的“现代性话语”。第二，在这种哲学理论中，包含着当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以及通向这种理想生活的途径和道路的理解。在此意义上，这种哲学尽管以“唯物主义”命名，实质上恰恰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包含着一种“理想的追求”，区别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价值信念构成了这种“理想追求”的核心内容。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上述哲学体系所代表的哲学观念的反省与批判成为理论界的重要旋律。但是，它所形成的思想话语仍然以现代性元叙事作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这既体现在作为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也体现在思想界关于“新启蒙”的种种理论诉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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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是改革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阐释模式，例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虽然这种种阐释模式在具体理论观点和理论侧重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如果把它们置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问题域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在深层都在寻求成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并以此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合法性基础。例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从人道主义的原则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不断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过程，因此，人的自由和解放应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所应追求和确立的最为重要的“现代性价值”。再如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的范畴，表达着一种不断超越现状，向未来敞开的变革要求，而正如前面所述，“未来时间意识”正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改变世界的进程并不是无目的性的“恶无限”，而是内蕴着其特定的价值设定，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框架里，人作为“实践主体”，是感性与理性、知识与情感、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等诸种矛盾的统一体，人与社会历史就是一个通过实践活动实现对这一系列矛盾的超越从而不断间硝基苯胺
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目标是人的生命潜能的全面发挥，“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某种单一因素的进步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根本的目标，这在实质上表达着对于中国现代性目标的重新确认。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到，虽然在具体内容和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包含着在中国语境中，发挥“思想启蒙”的功能，充当中国现代性元叙事的深层意图。
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元叙事的设计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更密切的关联的话，那么，在普通的人文知识分子中，这种企图同样十分强烈。这在上个世
纪80年代的“新启蒙”和90年代“人文精神”的呼声中集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①。其根本的诉求是“文化的现代化”，在它看来，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是比制度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更为深刻的层面，它以“传统”与“现代”为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个人解放”等代表着普适性的现代性文化价值，因此，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朝这些文化价值得以确立的方向前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与终极目的。在此意义上，“启蒙”就是要通过对与现代性价值不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并通过这种批判性反省，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提供文化上的合理性基础。在此意义上，“新启蒙”运动对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彰显，实质上所表达的正是充任现代性元叙事的深层意图。
以上，我们简要勾勒了当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几种思想理论话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元叙事的追逐和执着，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理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二．元叙事的虚无主义酵素与理想主义的悖论
在现代性元叙事中，体现着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深层的价值秩序的理解。对此，马克斯·舍勒说到：“不论我探究个人、历史时代、家庭、民族、国家或任一社会历史体的内在本质，唯有当我把握其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择的系统，我才算深入地了解它。我称这一系统为这种主体的精神气质(或性格)②”，在现代性元叙事中，正表达着一种建构价值秩序的文化逻辑和思维方式，构成了“现代性”元叙事最为深层的核心性的东西。
对于现代性元叙事所显现的价值秩序，利奥塔作过十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所谓“元叙事“，就是“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也即可以统率一切话语的总体性话语，这种元叙事具有五个基本特点：(1)元叙事通过讲述所在体的英雄或祖先的故事，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具有正面和反面的社会教育的作用，“这些成功和失败不是建立社会体制的合法性(神话功能)，就是表现既定体制(传说、童话)所具有的正反整合模式(幸福的英雄和不幸的英雄)，因此这些叙事一方面可以规定能力标准——这是叙事被讲述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社会实现的或可能实现的性能”；(2)元叙事能接受多种语言形式，它能实施多种语言游戏的规则和标准；(3)与叙事相关的语言行为发话者
、受话者和被谈论的第三者共同实现，三者结合形成一内在的机制，它让人看到，“叙事的传统同时也是标准的传统，这种标准的传统界定了三种能力，即说话能力、倾听能力和做事能力，共同体与这些能力本能以及与这些能力所处的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游戏。一组构成社会关系的语用学规则与叙事一起得到传递”；(4)元叙事通过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内容，通过把过去发生的、现在发生的和根本没有发生过的罗列在一起，从而实现对“时间”的遗忘；(5通过叙事的建立以维护社会的合法性，通过讲述社会的统治者、社会的法治、宗教组织等的合法地位的来源，将这些与神圣的东西、历史的源头和未来的希望相关联，通过一再重复，从而建立叙事的权威并保证文化和社会的合法性，由此它“界定了有权在文化中自我言说和自我成形的东西，而且因为叙事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通过这种方
①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页。
②舍勒：《价值的颠覆》，第131页。
式使自己合法化了”。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社会正是通过具有上述五个特征的元叙事而获得其合法性的，“我用现代一词指称任何根据元话语为自己立法的科学，它们明确地求助于一些宏大的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解释学、理性和劳动主体的解放以及财富的创造”①：“在理性精神可能形成一致意见这种观点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启蒙叙事”同，在
这一叙事中，知识的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标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②“……‘元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进步性或灾难性的自由，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富有，甚至还有——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包括在现代性(相对于古代的古典主义)之中的话——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的得救。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③，通过用思辨理性的元叙事代替宗教信仰，用人性解放的元叙事代替封建束缚与贵族特权，现代社会为自身奠定了意义的根基，它强调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理性主体的发展和成熟、个人劳动的自由化和社会化、普遍精神的一体化和总体化，现代人将不断取得进步，获得解放从而通达黄金时代的终极目标。在此意义上，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文明时段，也不仅是某个侧面的变迁，而是在根本上表达了一种总体性的文化逻辑和思维方式，代表着一种对现代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尺度。
具体而言，从元叙事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所代表的文化逻辑、思维方式和价值论证方式呈现出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它是通过诉诸大全式的、普遍性、总体性的“终极语汇”来论证现代性的价值合法性的，所谓“元叙事”之“元”，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对普遍性、总体性的诉求，无论是启蒙的政治叙事，还是思辨理性的哲学叙事，都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启蒙的政治叙事设计了一个通过理性不断人类走向解放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普遍历史”超越了个人的愿望、超越了历史的偶然、超越了无限丰富的细节而统率着整
个历史的过程，思辨理性的哲学叙事则企求通过设置一个普遍的、终极的基础，来中介、包罗和综合一切知识领域、社会行动和语言游戏。正是通过这种普遍性、总体性的终极语汇，现代性试图为“上帝之死”之后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终极的价值论证。
第二，它是通过一种唯理主义的、目的论式的途径来实现对现代性价值合法性的论证的。以元叙事来论证现代性价值秩序，是以承诺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之死”为前提的，但是，为了填补上帝之死留下的空缺，它又设计了另一个超人的权威，即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理性法则，来保证知识的目的、历史的归宿和人生的皈依，这一理性法则是引导人走向“自由解放”的法则，是带领人通向幸福至善的法则，是塑造历史使之通向完美终点的法则，遵循它即可使人和历史脚踏大地，获得价值上的坚实根据。
与前述二者相关，为了实现现代性的价值论证，元叙事所贯彻的是一种二分法的基本思维模式，即它是把自己的价值论证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进步与落后、人性与非人性、善与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解放的要义即在于通过前者战胜后者，并使后者不断消退从而使前者成为最后的主宰。
①Lyotard: postmodern condition ,
②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前言，三联书店，车槿山译，1997年版。
陈小蒙③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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