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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荆楚学刊》2021年第03期
摘要：湖北荆州籍作家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有着鲜明的元虚构与魔幻叙事的先锋性，但是此种形式先锋性不是为了凸显叙事的话语游戏，而是为了落实其济世度人的写作旨趣。从物质诗学角度来看，《收脚印的人》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展现了唯物主义的写作立场与现实关怀，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更彰显了文学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自己的特定方式改变现实、改造世界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收脚印的人》;物质诗学;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事件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3-0058-07
被称作打工文学领军人物的湖北荆州籍作家王十月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与他之前描写打工生活的其它长篇小说《无碑》与《米岛》有着显著的不同，那就是《无碑》与《米岛》从宏观角度分别对无数无名打工者怀抱着梦想在城市漂泊及其所遭受的种种隐痛，以及农村面临污染与空心化等困境迫使打工者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现实进行史诗性社会书写，而《收脚印的人》则是从微观角度对打工体所遭受的隐痛与如何面对此种隐痛的个人性心灵书写。学界都一致注意到《收脚印的人》的元虚构与魔幻叙事的先锋性，但是此种叙事先锋性不是为了凸显叙事的话语游戏，而是为了落实作家济世度人（1）的写作旨趣。所以有学者说《收脚印的人》是披着现代主义彩而有着浓厚现实关怀的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甚至是当代的《狂人日记》（2）。从物质诗学（3）的角度解读这部充满元虚构与魔幻彩的小说，可以看到其疯癫与魔幻背后，以其符号物质性、叙事物质性与事件物质性的文学实践彰显了作家王十月文学创作的唯物主义立场与现实关怀。打破了传统先锋叙事沉迷于叙事圈套之流弊，以“大虚构”的先锋叙事重新书写“大真实”的历史事件，凸显了王十月一贯所秉持的具有理想主义底（4）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
一、符号物质性
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传统诗学理论固守符号与意义的物理性与封闭性不同，深受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物质诗学强调符号与意义的社会物质性（5），即符号文本不仅与伴随文本互相指涉组成互文性的社会关联，甚至符号文本的意义也是动态的社会性生成，并作为参与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客观物质力量。《收脚印的人》以主人公王端午死前通过“收脚印”的方式重走自己一生的故事作为核心文本，把艾略特的诗歌《荒原》、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以及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等核心伴随文本吸纳进来组成一个“全文本”，隐射了包括主人公在内的部分国人面对权力与资本对打工体伤害的历史现实选择保持沉默或选择性遗忘，在灵魂状态上呈现出怯懦、善忘与缺乏忏悔的精神荒原景象，隐喻灵魂的复活之难。 李瑞海 按照学者赵毅衡的说法，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伴随文本（6）是指“文本有许多附加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释，经常不算作文本的一部分”[1]122。而全文本是指核心文本吸纳核心伴随文本，使核心伴随文本成为文本的一部分，在解释符号文本时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现象[1]124-125。其中《收脚印的人》的核心文本是主人公王端午以荆州民间传说，即人死前要收完自己一生走过的脚印来回顾自己充满诗意、痛苦与愧疚的人生，以副文本的艾略特的《荒原》，型文本与前文本的列夫托尔
斯泰的《复活》，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作为核心伴随文本。作為副文本的《荒原》以标题和题词的形式出现在《收脚印的人》当中，《收脚印的人》另一个题目是《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题词是出自《荒原》第一章“死者葬仪”：
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2]。
《荒原》的“死者葬仪”隐喻现代西方人虽生犹死，王十月用来暗喻部分国人面对打工体所受到权力与资本侵害的事实视而不见，而选择遗忘与逃避并怯懦地活着。王十月曾在接受《长江商报》的访谈也特别强调《收脚印的人》“这部书一度有三个标题，一是‘荒原’，二是‘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三是现有的标题。我在题记中引用了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我想要给读者看的恐惧，其深层次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复活，拒绝自我救赎。我在文中对这种恐惧进行了大量书写与批判”[3]。作为型文本的《复活》《野草》都是属于关注人类良知与心灵救赎的类似题材，二者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以聂赫留朵夫的良心的复活作为《收脚印的人》的理想指引与精神救赎，后者是写鲁迅面对启蒙失败与兄弟失和等心灵苦闷作为《收脚印的人》的现实批判与精神荒原;作为前文本的《复活》《野草》
都以引文和暗示的方式告诉我们《收脚印的人》与二者存在深刻的互文性关联。在小说扉页、第一章、最后一章明确指出此小说是受到艾略特的《荒原》、托尔斯泰的《复活》、鲁迅的《野草》等世界文学经典的影响而创作。
作为物质性的文学符号文本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特定艺术表达，但是这种表达不是孤立与封闭的，而是与其它文学文本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社会物质性关联与指涉，并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现实的客观物质力量与文学实践活动而存在。赵毅衡指出，作为文本与伴随文本结合体的符号文本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不一定显现于文本之中，而是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因此，符号文本成为一个充满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社会构造[1]122。罗兰·巴特也有类似说法，符号意义的生成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就像流行现象一样没有固定意义，而是不断更新，并绝不脱离现实的意指作用的动态过程[4]。雷蒙·威廉斯亦持相似观点，符号表意行为“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过程，即符号制作，又在其特有的核心性质上是一种实践意识，因而从一开始它就牵涉进人类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和物质活动之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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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异 如果说《收脚印的人》以艾略特的《荒原》与鲁迅的《野草》来隐喻当代部分国人精
神荒原的灰暗景象，那么《复活》则表征国人精神复活与救赎的理想图景。王十月也说过：“《复活》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底。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开篇用大量笔墨写去俄罗斯，去托翁故居经历这一看似与后面的故事无关的篇章的用意所在。一边是复活，一边是荒原。我写的是中国版的‘复活’的故事。显然，我的小说中，人物未来完成复活，这意味着，荒原依然存在。我指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荒原。记录历史重要，以史为鉴更为重要”[3]。《荒原》《野草》作为主人公王端午自己与某些国人精神荒原的显性主线与症候表征，《复活》作为连接主人公王端午的过去与现在的隐含主线与精神救赎。《复活》是自杀女孩陆北川的唯一遗物，《复活》先是出现在主人公和作为来自北川的女友夏天的生活当中，后来王端午又把《复活》给上大学的儿子被儿子所拒绝。他们都无法理解主人公多年来受良心折磨的精神世界;主人公王端午受《荒原》影响，写了两个不同版面的未完成的小说《荒原纪事》：一个版本是在打工女孩陆北川被逼自杀死亡后还续写了陆北川没有死亡而是成为惩恶扬善的复仇女杀手云雀;另一个版本是老板刘正确从一无所有的打工仔成为风光无限但是充满罪恶与内心不安的富豪，最后决定在五月份自杀。他自杀前随手翻开《荒原》第一章第一行诗句“我要死”成为他自杀的直接动因，与王端午昔日的兄弟老板李中标以大力行善来掩盖昔日罪恶，虚假地活着成为鲜明地对比。
另外，作为前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资本论》与《收脚印的人》存在互文性关系，并借用马克思之口批判资本的消极作用。《收脚印的人》借主人公王端午之口说出了资本的正向价值与负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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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要有技术含量 我认为，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力，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无视人道、法律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资本，在劳工和资本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站在了一边，于是，资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6]131-132。
资本不仅“以肮脏的方式积累”，甚至还有“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6]132。王十月自己坦陈，他面对当下中国现实感到困惑的时候之所以求助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籍，是因为其他知识分子的诸种学说无法让他完全信服，他只有读《资本论》之类的书才能让他看清楚中国的现实[7]。
二、叙事物质性
经典叙事学关注的是叙事与内在意义，但是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修辞叙事、跨媒介叙事、认知叙事等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则关注作为话语的叙事，以及叙事与接受、语境、权力与意识形态等文化实践，但是此种研究过分追求话语的修辞性与能指狂欢会导致文学研究沦为与现实无涉的隐喻性话语游戏，而物质诗学恰恰恢复叙事的现实介入性 （7） 。伊格尔顿指出，叙事不仅仅是形式与意识形态，叙事本身同时也是物质性的。“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运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8]。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固然强调物质实践的重要性与优先性，但绝不是唯一性，“物质实践并非唯一的变迁杠杆，但是它们是这样一种环节，所有其他的作用和力量包括物质实践内部的作用和力量都必须聚集其上，以便变迁成为经验和物质的现实而不会仍然是一种想象和虚构”[9]。
差生转化案例 《收脚印的人》采用魔幻叙事、元叙事与疯癫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手法写作对于曾经存在真实的收容遣送制度等现实进行批判与介入。
首先，魔幻叙事的物质性。詹姆逊指出，传奇与浪漫主义等魔幻叙事在世俗与祛魅的现代社会作为文类被运用不是为了让读者相信它是真实性存在，而是作为异质的因素、文
类和话语共存于更复杂的共时性文本结构之中，“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占用和改变时，这种信息会持续存在，但在功能方面却必须被算作新形式”[10]131，并且“可以解读为旧形式的神奇的残存，它们在世俗社会里已经被降低到个人迷信的地步”[10]123。小说《收脚印的人》王端午死前通过收脚印回顾自己一生的魔幻叙事取材于荆楚巫鬼文化的传统（8）。此种魔幻叙事如果放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人们会相信这种魔幻是真实存在，但是经过科学与民主现代思想洗礼的当代中国却被当作个人迷信。从物理真实与科学真实角度来说，人面临死亡要去收自己一生走过的路的脚印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来说却是可信的，也是主人公审视自己人生的途径（9）。多年以来，主人公王端午面对当年自己作为帮凶迫害打工妹陆北川跳河致死的罪行，一直都以写作来逃避内心的不安，可是直到面临死亡，他才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当年的罪行。王端午以收脚印的方式回顾自己的一生，向读者生动而详细地坦白自己当年的罪行与回到犯罪现场，“回到过去，收回遗落在岁月深处的脚印，是让真相重现最有效的途径”[6]145，真正是做到把小说当作社会力量来改变社会与反映风俗的民族志，以魔幻叙事手法却带来故事真实性的艺术效果与政治效果。
其次，元叙事的物质性对现实的批判。元叙事以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和以指点为
代表的公开评论为主要特征。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是指“叙事者或多或少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这类叙事者在作品中有意流露出写作的痕迹，津津乐道于把叙述行为作为叙述的对象”[11]46-47。同时叙述者对故事进行理解和评论，特别是“指点”“对叙事形式的挑明，即为什么写这部作品，如何构思、编排等”[11]108。在《收脚印的人》当中主人公故意向读者暴露创作过程，同时夹杂他对现实、生命、时间与记忆等问题的评论，形成杂语体与复调性文本，这些议论本身就是对现实有的放矢与干预。后经典叙事对经典叙事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关注叙事的意识形态转向。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就强调，叙事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王十月就强调过，“因为是大真实，处理这样的题材，反而要大虚构。读者读这样一个不大真实的小说，如果感受到的是大真实，我的书写就成功了”[3]。比如在小说第四章引用王十月的散文《关卡》影射城市以边防证等“正常程序”对打工者的侵害，虽然今天中国已经废除了边防证等有形关卡，但是無形的关卡仍长期横亘在社会当中：“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6]87。接着王端午对这篇散文进行评价，认为这篇散文写出了他的心声：“这是王十月的文章，可我有时觉得，这些文字分明是我所写。或者说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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