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西蒙·沙玛
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们，应当向谁寻求指引呢？嗯，当然是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反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这样认为的。别想了，这件事和印度帝国没什么关系。在我和基辛格的谈话开始十分钟后，他说道，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考虑……比利时。没错，比利时。基辛格嗓音低沉，话音听起来自然很浑厚。这位博士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想看看我这个历史学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猛然间我确实有点明白了。如果把兴都库什山被搬到泥泞的弗兰德这一离奇景象抛在脑后，你会发现：阿富汗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都称不上已经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竞争的舞台，也都是居心叵测的邻国肆意欺凌的对象——斯海尔德河(Scheldt)！默兹河(Meuse)！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基辛格像一位耐心的导师一样继续解释道：“18世纪前以及整个18世纪，各路军队在弗兰德进进退退。”的确如此，这些人马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恐怖战争。19世纪早期，在比利时独立展现出曙光时，威灵顿公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国际社会一致同意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一中立地位持续了80年之久。”基辛格暗示，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若取得同样的成果，就太幸运了。
现已87岁高龄的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巨著，书中的某些部分出奇地感人。基辛格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当然，这里的意思决不是说他已经过时、已经远逝——情况恰恰相反。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餐饮业会计核算
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办公室里，他邀请我坐在他的左边，告诉我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已经不及正常水平了。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身体还有其它毛病。他卷曲的头发已经雪白，宽阔的面庞上也有了更多皱纹，但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仍然敏锐如刀，能够以稳健的思维步伐做出连串的判断；那是长老的思考，如果改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来刻画尤达大师(Yoda)，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基辛格在现实中居住在曼哈顿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却是在经典治国大师云集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在那里，俾斯麦(Bismarck)每天向梅特涅(Metternich)脱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Talleyrand)戴着扑满白粉的假发，向周恩来心有灵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临下俯视国家事务里的种种小问题，这种视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奥林匹斯山巅的高远视角让基辛格能看清更广阔的图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务的繁文缛节和需小心应对的外交工作当中，这让他的讲话变得圆滑、失去了棱角。不过，他在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对、周恩来、和 做出了坦诚全面的描述，其中不乏呈现人真实一面的描写。他在回忆起与的交谈时深沉地笑出声来，像是在含着鹅卵石漱口。他说，年事已高的仍不服软，夸张地宣称“老天不收我”、或是坚称希望被人“诅咒”，以证明即使到最后时刻他也仍具有让人又畏惧又愤恨的帝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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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不让自己因“尼克松(Nixon)-柬埔寨-智利”的惯常原因而喜欢基辛格，但我不只一次为他彻底折
服。17年前，我受邀为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撰写书评。我原以为这本书能让我对外交文化大开眼界，比如关键决策是怎样依赖看似微不足道的外交礼节等琐事才得以确定的。我还记得在巴黎举行越战和谈时各方围绕谈判桌的形状展开的冗长争辩，既荒诞可笑、又举足轻重。难道这本书中没有电报措辞不当造成政治灾难、鸡尾酒会上的错漏演变成国际事件的故事？然而，《大外交》却相当常规而优雅地阐述了19世纪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的大公们的治国艺术。这本书角度独特、堪称优秀：它经常给予读者启发，尤其是在探讨俾斯麦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时。基辛格在哈佛大学(Harvard)曾对俾斯麦做过许多研究，而维也纳会议是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中的核心部分——该书至今都仍是这一领域的最佳著作。我在书评中也是像上面这样说过，还对该书未能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外交实践表示遗憾。 yy31
书评刊出大约一周以后，我的电话响了。对方言辞礼貌，话音深沉、神秘、带有德国口音——当然得装成这样了，我想。两天前，我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才刚刚在电话上冒充过基辛格，几乎以假乱真，我一时间还真以为基辛格在因我写的那篇书评痛斥我，后来我才识破了这个把戏。所以这个电话打来时，我本欲以自己模仿得很像的尼克松的腔调接电话，但很快发现对方这次真是基辛格。他对我希望他写的那种书表达了一种礼貌的困惑，问我能否考虑当面更详细地解释给他听。我深吸一口气，想道，干嘛不去呢？在基辛格的公寓门外，我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个坏主意，但为时已晚。基辛格本人（而不是我料想中的曼哈顿男仆）亲切地用一只手为我拉开门（我就是在这一刻为他折服的），另一只手朝感激地张开大口的慵懒猎犬扔了一片狗饼干。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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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基辛格仍记得那天的事（他的记忆力仍然出众），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基辛格告诉我，他已尝试在这本关于中国的新书中融入一些我希望具备的视角，我又一次为他折服。他点到为止的奉承让我猝不及防。我回忆起，我的确注意到该书的一些段落将中国实力的展示作为某种文化表演进行陈述：继承自帝国时代的宴席、敬酒和悉心的拿捏，例如外国使节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受到主席接见。基辛格认为，如果不能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谓的这种“把
款待当作战略的一个方面”，中国之门的打开可能就不会发生，世界也会变得与现在截然不同。
那么，这本关于中国的新书，可谓与基辛格迄今已出版的任何著作都不同：它讲述的是两个一开始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途径互相了解的大国，走向文化上互相理解的过程。看看尼克松和，再听听他们的谈吐，这两个人的搭配应算是怪异中的怪异。但为美中两国“准盟友”关系铺平道路的是基辛格和周恩来，本书的核心是这二人建立个人友谊的故事——二人的友谊来源于了解难以理解的异国文化的共同努力。
当然，亨利·基辛格必须要努力掌握的第一个难以理解的异国文化就是美国文化。1938年，当基辛格一家逃离纳粹德国到达纽约时，他已经15岁了。当时，有很多方式和社区可以帮助基辛格缓解这种文化上的冲击：纽约上西城有活跃的德国犹太侨民社区，人数众多；哈德逊河畔有定期聚会(stammtisch)；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还有军事情报解读组，
其中有许多像基辛格这样的人。但在哈佛，基辛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学院名流们的求思若渴。以最严苛方式把基辛格一路带进美国思想殿堂的是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精神导师——来自田纳西州莫夫里斯波洛(Murfreesboro)的威廉·扬德尔·艾略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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