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中华民族精神充满中华文化之民族性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光荣传统的升华和时代文明的结晶。是一个民族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这就注定民族精神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在人民众创
造历史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植根于本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优秀文化的催生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典籍集中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智慧，内蕴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还有《孟子》、《管子》、《周易》、《尚书》、《颜氏家训》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难怪外国人都对中国文化表示出特有的惊慕和敬仰，以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集体发布一个宣言，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需要从中国古代孔子那里寻智慧。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等等；像儒家典籍中的“仁者爱人＂、“言而有信＂、“见贤思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这些仍然是中华民族精神十分珍贵的资源。素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吃苦耐劳、矢志不渝、自强不息、温柔敦厚、择善而从的民族性格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伦理观念。其内容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二是忧患自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三是和平。提倡“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注重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局面。四是正道直行。提倡
“养浩然正气”，弘扬“君子坦荡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这几个方面，都有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性。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在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倒立摆
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数学最高奖女得主Ⅰ天、地、君、亲、师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
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友商网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
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内科学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
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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