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胡火金
中国古代农业长盛不衰，在自然农业经济运作模式下，以环境安全、生态保护型的农业生产方法，在有限的土地上维持着众多人口的生计，维系了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绵延发展，铸就了中国农业文明。“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独特的“土壤”里产生发展，并在传统农业文明中不断强化、提升，由此引导了中国古代农业思想及其农业实践，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精髓。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与自然同源同体。“天人合一”是人类早期自然理性的深刻体现。采摘狩猎时期，人类依赖天然的动植物资源，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获得生存繁衍机会。昼夜交替、寒来暑往、草木枯荣、鸟兽出没等等直接关系到食物的获取，关系到他们的生存繁衍。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熟悉了自然规律，渐渐掌握其大致的规律，指导采集狩猎生活。人类起初与天地自然万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累积了关于自然事物的零散的经验和知识，由此结成了最原始的天人关系。 农业文明起始于动植物的驯化，动植物的驯化是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产物，由动植物驯化到农业的发展，人们必须依赖和珍视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依赖地理、气候条件和动植物资源，维持生存繁衍。农
业文明及其前期，人与自然趋于“一体”、“共生”和“亲和”的关系，这是人类各族的共同特征（!）。自然环境及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随着人类适应性的加强和智能化活动的加剧，人类不断改变着生存环境，各种背景差异导致了民族及区域的不同选择，由此形成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分别，西方走向“天人二分”，中国则固守“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和天地人“三才”论，三才论也即天地人宇宙系统论，这是一种直观的普遍联系的整体思维方式，是中国有机自然观的突出体现。这种整体思维取向，影响和透渗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思维特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源远流长，“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永恒主题。中国古代典籍中蕴涵着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夏小正》把一年十二个月里天象、气候、季节、物候、社会活动和农事联系在一起，把天地自然运动与人的活动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诗经·豳风·七月》按月份叙述农事活动，每个月份中又住往附带着物候，其脉络与《夏小正》相承相通，这种把自然社会事物整合一体的叙事方式及其思维倾向为后期提供了天人统一协调的思想基础和框架。《周易》是儒家宇宙论世界观建立的标志性著作，整个《周易》蕴含着天人统一的思想，其以谕示自然物的八卦符号体系及其以此为基础的六十四卦体系，都具有引发整体思维模式的功效，天地人以及一切事物内在的同源、同质、同构，各类事物在一定"#! 万方数据 条件下相互关联、相互通融、相互转化。“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文言》），“天地交
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象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如此等等，指出人要洞悉、效法宇宙天地运行之理，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其“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周易正义·卷首》），三位象徵天、地、人，天地人即“三才”。“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传·系辞》），六画成卦，六位成章，意即阴阳匹配，刚柔相济，象徵天地人。“易”取天道、地道、人道为基础，阐述自然社会的普遍联系和变化。
老子以“道”阐述思想和事理。指出“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是统御天地人的最高范畴，“道”主宰天地人，用“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都受制于道。老子坚持“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的“统一性”贯穿于万物之中，以此作为检验和处理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和范式。这一观念在《管子》中也有反映，“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使一之理”（《管子·内业》），即君子只有固守“一”的观念，才可促成、把握事物的变化，统御万物。《管子》认为水是自然万物的初始物质（!），指出水“集于天地，藏于万物，集于诸生，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机”（《管子·水地篇》），用水把天地万物联系起来；进而“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成形，……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五内”，认为人是由水组成的。《荀子》继先儒而发展，阐述
“天人相分”思想，但却仍然没有脱离天地人的系统框架。他用“礼”把天地人联系起来，“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黄帝内经》以人为主体，以天人相应的系统观来讨论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发展，主要思想是“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通也”、“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天人合一”思想由此进入到人体医学层面。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气、阴阳、五行学说的合流，一方面使得天地人系统运作的深层原因得到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则丰富和发展了天地人整体思维内涵，构建了宏大而又具体的天地人整体系统。自秦代起，天地人整体思维便以气、阴阳学说为说理工具，以五行为纲纪，四时五方为统一架构，其表现形式更具体，内容更为丰富。使天地人整体思维得到充实和发展。这使得按时序（月份）来阐明各种事物的做法和传统渐渐地形成了“月令派”（"），《月令》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天地人物大系统，这个系统模型的核心是时空的配合和统一，以五行为纲纪，以四时五方的统一为架构，即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统一；按一年十二个月把天象、气候、物候、政令、农事以及祭祀全部联系在一起，构建成天地人相统一的大系统，大系统中的各种事物相互联系，依照统一的节律运动和变化。《月令》成为农家传统不断被沿用和发展，在后来的继承中大多演变为“以时系事”的月令体裁的农书（#），围绕时宜、地宜、物宜等阐发农业思想，以指导农业实践。其后的“天人合一”基本上都以“元气”本原论而展开。
二、“天人合一”思想导引下的农业生态思想及其农学体系
在“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论”的引导下，传统农业形成了天地人物农业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由若干子系统及若干因素编织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网”，要对古代农业思想进行阐述
就需要洞察这个“网”的脉络和链接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对此作如下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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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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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三才”、宇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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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天、
地、人、物（农业系统）!农业生态系统运行机理和作用机制
远程控制系统
（气、阴阳、五行）!—农业生态系统循环观、优化观! —生态农学思想体系（气候、耕作栽培、土壤、水利等）
!
生态化农业生产实践（精耕细作传统）
农业思想主要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也是最高层面是由“天人合一”引导的天地人“三才论”，表现为天、地、人宇宙系统论和天、地、人、物农业生态系统论；第二层面是元气、阴阳和五行学说，是对“三才论”及其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运作机理的理论阐释；第三层面是农业生态系统的圜道观和尚中观（即循环思想和优化思想），从轮回循环和取中均衡的耕作栽培观阐述农业生态系统及其农业实践。第四层面是农学理论，即在传统农业生态思想引导下的农学思想体系。四个层面融为一体，统一于天、地、人、物系统，在多因素、多层面、多向的整合下，中国传统农业走向了生态化的道路。
“天人合一”及天地人宇宙系统论构建了农业系统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反映到农业系统中即表现为“天、地、人、物”系统的协调和统一，其中“天、地”是指农作物的生长的外界自然环境，如时节、气候、土壤等，“人”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物”则指农作物和畜牧、家禽等，各种要素的协调统一是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是农业丰收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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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阴阳和五行学说，主要充当了“天人合一”及其天地人物系统运作机理的解释，在农业上成为阐述农业生态系统运动变化的理论思维工具，从土壤耕作到作物栽培，直到作物生长发育，气、阴阳和五行学说被运用其中。“气”是天地人物的共同本原物质，天地万物因气而生，因气而化。气分阴阳，阴阳接，变化起；阴阳和，则万物生。阴阳学说应该是两种基本力量的理论。“阴阳”是一切事物的属性，具有对待、统一、变化的性质，说到底是宇宙间的两种基本力量，“一阴一阳之谓道”，意即宇宙间有两种基本力量或作用，时而这一个主导，时而是另一个，
处于一种波浪式的相续过程之中
（!）。这是一种自然的秩序，它决定着事物、系统的发生、变化及其演进。五行是对宇宙自然及社会系统复杂事物的总体分属、内在结构、作用机制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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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的重要科学思想（#）。五行配伍体系及“生克制化”之理，阐明了
事物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系统都是各种事物、各种要素综合“博弈”的均衡。“天人合一”则以气、阴阳学说为基础，以五行为纲纪，四时五方为统一架构，表现形式更为具体，内涵更为丰富，尤其是在传统农学思想以及农业实践中，更是得到极其广泛地运用和淋漓尽致地发挥。
sab圜道观和尚中思想，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天人合一”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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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具体体现。圜道即循环之道，认为一切自然社会事物在各个方向各个层面上的运动变化
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为此，人们必须遵循循环往复的规律，遵循天地自然的循环之道。在农业生产上，人们依照循环往复的规律，采用作物轮作、土壤轮耕、用养地相结合的农业运作。在循环往复思想的基础上，尚中思想是对自然社会事物取向的阐述，尚中即取中，取得平衡，对系统的优化，体现在农业上，就是，选择适中的耕作栽培措施，协调农作物之间及其农作物与外界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的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的架构下，形成了农学思想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时气、土壤、物性、树艺、畜牧、耕道、粪壤、水利、农器、灾害等方面（!），其中时气属“天”，土壤属“地”，物性、树艺、畜牧三者属“物”，耕道、粪壤、水利、农器等则属“人”，农学思想各论兼容天地人物，实际上也是天地人物系统的有机统一。农业生产实践也都要以此为原则，如在耕道、粪壤、水利、农器等人的活动方面，需要依据天地（时气、土壤）条件，根据农业生物特点（物性、树艺、畜牧）进行，由此展开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实质上还是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
三、“天人合一”思想引领农业生态化实践
中国古代农业思想在“天人合一”思想引导下，由三才论、气、阴阳、五行学说、圜道观、尚中思想等构成主脉络，在农学思想及其农业生产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农业走上了生态化的道路，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农业耕作方法”，他说“观察和经验使中国和日本的农民在农业上具有独特的经营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国家长期保持土壤肥力，并不断提高土壤的生产力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中国传统农业及其耕作方法得到国外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受到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天地人“三才”体现在农业上就是“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其实质是农业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统一，是农业生态系统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动态平衡。农业生态系统是由人的活动参与和控制的生物有机体及其环境条件构成。农业生产就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协调和控制动植物与外界环境条件的关系，维持动植物正常生长，以获取农业产品。自然环境（天和地）、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人）和生物（动植物）构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三大要素。正所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只有“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才能做到“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保证农业丰收、国家富强。
农业生产实践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时节不同，阴阳气消长变化不同，天地自然环境就存在差异，农作物生长发育不同，采用的耕作栽培方法也不同。天有“天气”、地有“地气”、时有“时气”，具体还有暖气、寒气、生气、杀气等等，各种“气”分属阴阳，彼此消长变化。“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
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阳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月令”派都用元气和阴阳二气的升降、进退、转化来阐述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农事实践活动要根据各个时节的阴阳气的消长变化及其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来进行，应当采取相应的耕作栽培措施以顺应时节及其阴阳变化，以获得生物有机体与外界环境条件协调统一。人们只有“顺天地时利
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才能“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否则“阴阳失次，四时易节，人民淫烁不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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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禽兽胎消不殖，草木卑小不滋，五谷败不成”（!"）。这种思想及其农业实践造就了中国古代的耕作栽培制度，形成了精耕细作传统。在“天人合一”思想引导下，传统农学出现了重整体、重关系、重功能、重中和均衡的理论倾向，淡化忽略了作物形状结构、生长发育生理机制以及遗传变异规律的研究。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就是遵循“时”“宜”原则，注重农作物生产的过程、要领及其环境的把握，关注时间序和生态环境，土壤轮耕、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用养结合、合理施肥及密植等生产实践就是例证。就作物种植来看，关注的是土地选择、前后茬作物、播种时间、种子数量、播种方法、耕耙要求、田间管理以及收获时间等，体现了生态化的农业实践趋向。《齐民要术》中就大豆种植的描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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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这种模式的代表：如“大豆第六：春大豆，次植谷之后。二月中旬为上时，一亩用子八升。三月上旬为中时，……岁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种子。地不求熟，收刈欲晚，必须耧下，锋、耩各一，锄不过再。叶落尽，然后刈，刈讫则速耕”（!#），在大豆生产中，注意大豆的前茬、播种时间数量、耕作方法及收割时机等问题，属于生物与生物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具有生态农学生产实践的典型特点。
农业生产周而复始，农业生态系统循环往复，为保证农业生态系统物能良性循环及其各要素的合理优化组合，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要以整体系统循环和取中优化的思想协调生物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天地运行，季节、气候、水土等条件不断循环变化，由此亦要进行作物循环、耕作循环、用养循环、物能循环来顺应各种外界条件的循环往复；在农业生态系统生态关系的选择及其耕作栽培方法等方面就需要进行优化处理，由此产生土壤轮耕、作物轮作、间作套种、土壤用养结合、三宜施肥及合理密植等农业生产的生态化实践。其中，作物轮作和土壤论耕是最具典型的代表。作物轮作在战国以前就已创始，《吕氏春秋·任地》就明确地记载了禾麦轮作。“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癴胜之书》），以及东汉郑众在为《周礼·遂人》作注说“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等等，当指禾麦、麦豆轮作。《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作物轮作的理论和技术，阐明了各种作物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在汉代禾麦豆轮作的基础上，确立了豆类作物和谷类作物、绿肥作物和谷类作物合理轮作的基本格局。此
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地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轮作复种方式。豆谷轮作、谷肥轮作是轮作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绿肥、豆类与谷类的轮作措施体现了用、养地的有机结合。在作物轮作基础上，实行土壤轮耕，施行作物种植与土壤耕作的双循环，两者有机配合，在动态中把握种植与耕作的关系，以取得农业好收成。由此拓展，在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技术系统的各个方面，都深刻地体现了生物有机体和外界环境条件相统一的思想，影响到农业生产实践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引导了传统农业的生态化实践。
农业生态化实践的长期积累和发展，导致了各业并举互补、多种生态要素生产要素组合、物能多级多层次循环利用的农业生态系统的建立。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时期嘉湖地区的农牧桑蚕鱼生态系统和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太湖地区在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创始“圩田”，在圩内种稻、圩上栽桑、圩外养鱼的基础上，形成了种田养猪，猪粪肥田；种桑养羊（蚕）、羊粪壅桑；水草养鱼，鱼粪肥桑等各业并举互补的农牧桑蚕鱼生态系统格局（!%）。珠江三角洲在围田挖田筑塘的基础上，创建“桑基鱼塘”系统，形成桑、蚕、鱼、猪四者互养的生态农业模式。如“……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粪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清《高明县志》），“皆仰人家之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购猪十只，韫栏而养，专买浮萍、假苋菜、芋荚、水苴，是但一&’!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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