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辉,闫强明,唐毓璇
来源：《学习与探索》 2019年第1期
东方文化卡使用范围 摘要: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已经逐渐清晰,国际产业合作正有序推进。沿线各国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和互补,为国际产业合作提供了基础。不同的产业结构及市场类型对于要素驱动型企业、市场驱动型企业有着不同的吸引力。本文基于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通过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结构高度,并结合劳动力、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搭建了产业合作“钻石模型”,从四个维度立体识别当前部分投资重点国家的产业特征,以此获得针对国家产业特征的具体合作方向。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通过产业合作优势分析,针对各国产业发展类型的特征寻适宜的合作路径,可以为国际产业合作提供新的借鉴和思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产业结构高度;产业合作;钻石模型;生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1-007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带一路”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引导美欧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18VDL007)
作者简介:
张辉,1975年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闫强明,1991年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唐毓璇,1985年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孢子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3—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进一步深化部署,并于2014年走访13个周边国家和地区。2014年和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理念和计划。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及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办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时至今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业合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稳定同位素
“一带一路”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依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势互补。在理论的理想状态下,“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合作扩大了比较优势,提升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效率,使资源的最优配置突破原有界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帕累托改善。明晰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产业合作路径,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产业阶段,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刘伟、张辉和黄泽华,2008)[1],产业结构高度、经济增长逻辑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产业结构高度,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和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研究各国产业情况有助于更合理地配置要素资源。
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发展历程,重点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产业结构情况,并以同样的方法测算了各国产业结构高度。进一步地,本文对影响国际产业合作的其他重要考量因素(GDP、劳动力及投资)进行了分析,并将此四个变量定义为“钻石理论”的四个维度,以获得针对国家产业特征的产业合作路径。
一、中国产业结构高度
本文用产业结构高度指标作为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原因在于:一是产业结构高度衡量了各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是其工业化进程阶段的有效表征;二是产业结构高度能有效反映各生产要素及产业结构比例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包括但并不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技术水平提升
、资本积累的提升等;三是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研究充分且数据充分,具备与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可比性(刘伟,1995[2];周昌林和魏建良,2007[3];张辉,2009[4];张辉和任抒杨,2010[5])。
本文沿用刘伟等(2008)的研究逻辑,认为产业结构高度不仅是不同产业份额和比例的衡量,还是劳动生产率的衡量。而其演化发展过程的内涵则是: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优势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优势转变;在部门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在产品结构中,由制造初级产品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转变(周林、杨云龙和刘伟,1987[6])。本文简述以上计算方法如下,产业结构高度指标为H:p4电源
其中i表示为1、2、3,定义为一、二、三次产业;vit表示为t时间内产业i在GDP中所占的比重;LPNit为t时间内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化参量,定义为:
其中VAit为t时间产业i的增加值,Lit为t时间产业i的劳动力数量,LPit为t时间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LPib为工业化起步时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LPif为工业化完成时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
本文修订了上文中工业化进程劳动生产率标准。依据钱纳里(Chenery, 1986[7])的方法,将1977年劳
霍氏鲜清动生产率标准(工业化起点140美元,工业化终点2100美元),折算美国CPI后计算得到2010年由于世界银行对各国进行横向对比时,采用2010年固定货币单位计算劳动生产率,故本文同样采用2010年可比价格进行分析。劳动生产率标准,详见表1。
由于本文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横向对比,采用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对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也将采用世界银行统计口径进行分析。与我国统计口径相比,世界银行统计结果偏高(1992—2005年平均方差±1.21%),但整体趋势和发展阶段吻合一致。误差主要来源于:(1)世界银行采用OECD及内部调研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口径不一致;(2)就业人口比例比中国统计年鉴低,导致人均GDP有±5%的浮动。通过对中国产业结构1992—2015年进行统计分析,下页表2的结果显示:(1)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一直稳步推进。刘伟等(2005)的研究表明,1998年后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了加速阶段。本文的研究延展了整体时间序列至2015年,侧面验证中国工业化在1998年后进入了加速阶段。(2)中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低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城市化以及第三产业的非均衡发展造成的。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分析(张辉和任抒杨,2010)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受资本以及科技的影响,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3)从平均的角度看,2015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刚刚超过工业化完成的标准。但是本文认为,第一产业(0.3251)、第二产业(0.5619)的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工业化完成水平,因此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仍然需要持续一段时间。(4)比较2000年与2015年,第二产业的
劳动生产率已经提升3倍有余,第二产业的生产要素已经更新换代,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转向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因此不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寻生产要素,这也为“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提供了实践发展基础。
二、“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结构高度横向比较
前文对我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和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的空间,本文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的6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为研究便利,本文选取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为普遍意义上的主要沿线国家,但并不代表“一带一路”限定于此65个国家。参考邹嘉龄等(2015)[8]的分类方式,见下页表3,并基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通过各个国家2015年GDP、就业人数计算各行业劳动生产率。GDP 采用固定可比价格,以2010年美元为单位;各产业劳动生产率采用行业增加值除以劳动就业人数。由于部分国家数据可得性受限,在缺乏分行业数据的国家,采用以下替代公式计算:产业结构高度H=(人均GDP-工业化起点人均GDP)/(工业化终点人均GDP-工业化起点人均GDP)。
由下页表4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有34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超过1.0。从平均意义上讲,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都接近或高于我国平
均水平,并且产业链条处于价值链相对较高的阶段,更倾向于资本驱动型和技术驱动型的生产环节转型升级。这个层面来看,这类国家或地区对于生产要素驱动型的企业存在一定挑战。而企业通常会寻更廉价、更有效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组合。从产品角度而言,我国的产业链或许正在为这些国家提供中间产品。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一般更容易吸引市场驱动型的企业出海。
另外可以观察到,有3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低于0,分别为阿富汗、尼泊尔、也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缺乏统计数据)。从对外合作的角度而言,除了特定行业的专业性需求,这类国家在生产要素和市场驱动角度进行产业合作或许存在一定的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25个产业结构高度在[0,1]之间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其产业结构高度水平等同或低于我国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同或低于我国平均水平。这类国家对生产要素驱动型企业存在较强的吸引力。此外,从我国产业发展角度,与该类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合作,帮助和支持这些地区推动工业化进程也是“一带一路”的本质要义之一。
特别是,东南亚为生产要素驱动型企业出海的首选市场。(1)从产业结构高度而言,除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各国家的产业结构都低于我国平均水平。一般意义而言,他们可以作为我国产业链条的上游,与我国的发展形成优势互补。而当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后,通过产业合作,帮助这些工业化程度
相对较低的国家完善和优化自身的生产体系,推进国际化生产要素合理分配,这对于进一步优化全球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条合理分工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2)从投资、贸易角度而言,东南亚搭建了东盟平台,凭借便利的交通和政策优惠,东南亚11个国家的外贸占中国整体的43.9%(邹嘉龄,2015),这本身也说明了“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3)就劳动力数量而言,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有着大量受过教育但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人,这为部分生产要素驱动型产业合作提供了先决条件。(4)从GDP而言,印度尼西亚GDP仅落后于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四位。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都是数量可观的经济体,可以为中国产业合作提供强大的市场。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各国产业结构高度的特征,通过各国2015年产业结构高度的具体分布,综合考虑经济体量和所处发展阶段,我们截选了部分产业结构高度位于[0.05,2],GDP位于前25的国家[$150BN,+∞],进行典型国家针对性分析。这个区间的国家正是我国产业合作的重点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泰国、埃及、菲律宾等。其可观的市场、一定的劳动力基础、相似或可分工合作的产业链环节,都表征着这类国家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区域。
三、产业合作模型探讨伊格尔顿
除了产业结构高度能有效反映国家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指标外,国家贸易、吸引投资也是决定
产业合作的重要因素。中国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多是基于产业分工合作、产业链整合以获取效率优势的目的。对于国家贸易,邹嘉龄(2015)的文章通过结构化分析贸易对经济的贡献,深化了这个观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紧密,相互依赖加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商品需求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美国、欧盟等国的消费疲软,也导致中国出口向新兴市场国家转换,使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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