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
杜厚文/彭志文
【专题名称】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专题号】F52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山西财经学报》(太原)2007年2期第12～17页
菅直人【英文标题】Th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DU Hou-wen, PENG Zhi-wen
(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杜厚文(1938-)，男，四川乐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世界经济； 形成性考核系统
彭志文(1979-)，男，山西左云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世界经济。
【内容提要】中美贸易差额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时期内存在的贸易差额对中美两国都有利，但这一差额的影响及其调整，却表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 The paper examines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respect of its aggregate size, product structure, and the term of trade, then analyzes the property, reason, and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balance. The trade balance throughout this period would benefit both countries substantially, but the balance would impose substantially asymmetric economic effect and adjustment pressure upon different countries.
【日期】2007-01-06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差额/非对称调整Sino-US bilateral trade/trade balance/asymmetric adjustment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56(2007)0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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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山实验中学一、中美贸易的总量分析
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总量及其差额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分歧不影响我们对双边贸易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的判断。透过双方对双边贸易统计数据的争议，一些事实仍会显现出来。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双边贸易迅猛增长，双边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稳步上升。中国已成为美国出口市场中出口额增长最快的国家。据美方统计，2005年与1994年相比，其对华出口增长3.5倍，在其全部出口中所占份额，从1.8％增至4.6％；在其出口目的地的国别排名中，中国也从第14位上升至第4位，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并有望在近期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的最大出口市场。2000～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157.4％，
而对其他地区出口仅增长12.9％，实际上同期美国出口增量的1/5以上被中国吸收。
其次，在美国对华出口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增速更为显著。据美方统计，2005年与1994年相比，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5.3倍，在其全部进口中所占份额，从5.8％增至14.6％，中国成为其超过墨西哥和日本、略低于加拿大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美国对华贸易持续逆差，且呈不断增加态势。世界范围的贸易不平衡，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得到充分体现，中美两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相关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供给因素与美国的需求因素共同作用，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再次，美国对华贸易持续、巨额逆差，为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口实，但巨额逆差并不代表美国在实际利益分配中受损，反而意味着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相对被动地位。中美贸易差额对双方这
种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在双边贸易总量和结构上同时表现出来。其总量上的相对重要性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对中国而言，远比对美国重要得多，即在双边经贸关系的博弈中，美国处于明显的相对主导地位。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这一判断将影响我们在解决双边贸易问题时的立场。
图1双边贸易差额对中美两国的相对重要性
注：在具体计算时，双边贸易差额分别采用相应国家的统计口径。由于中方统计数字远小于美方统计数字，所以中国的比率可能低估，而美国的比率可能高估。货物和服务贸易总体差额指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货物和服务项下的余额，其GDP数据以当前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数据分别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经作者计算得出。
二、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比较优势和贸易条件
职教通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出现不断升级趋势。表1反映了按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统计的美国从华进口(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从表1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机械及运输设备占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大幅度增加，杂项制品所占比重明显降低，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和未分类其他商品的比重有所上升。如果深入分析表1中前两类商品的两位数分类
细目，就会发现，办公和电信设备、家具和褥垫以及活动房屋、卫生、水道、供热、照明装置的比重上升较快，而通讯设备、电力机械设备和器具、服装和衣饰附件以及鞋类的比重下降较快。
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进口迅速增加，而最终制成品的进口相对减少。表2反映了美国对华出口(中国从美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从表2中可以看出，非食用原料所占比重显著上升，机械及运输设备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的比重有所下降，杂项制品的比重略有上升。在机械及运输设备的两位数细目中，电力机械设备和器具以及办公和电讯设备升幅较大，交通设备和专门机械降幅明显。在非食用原料的细目中，金属矿石、含油子仁及果实迅速攀升，纺织纤维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技术产品贸易迅速增长。2005年，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9.2％，其中，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1977.1亿美元和2182.5亿美元，分别占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的30.0％和28.6％，顺差达205.4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18％。①与此同时，对外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66％，加工贸易进口额为2740.3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41.51％，顺差达1424.5亿美元，是全部顺差的124.78％。这两种并行共存的趋势，反映出中国的相对技术进步确实发生在非资源，除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率优势，也源自生产过程分解后密集使用劳动力的某些生产环节。基于这种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尤其是进料加工)，是中国外贸产业(产品)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这种产
品结构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得到充分体现。以2005年为例，美国对华出口商品除航空航天器之外，以集成电路和微电子组件、专用于打字机和
表3给出2004年以来美国从华进口商品的月度价格指数，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从华进口商品价格水平出现下降趋势。但同期美国的整体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其整体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幅度小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这说明价格稳中有降的中国出口商品，缓解了美国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从而使其贸易利益免受损失。作为贸易伙伴国，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恶化趋势明显。从按商品分类统计的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2004年以来的变化情况看，其对华出口的6类商品中，仅有机械与运输设备价格下降不足1％，其余商品的价格都大幅上升，非食用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价格上升幅度均超过20％。由此可以推断，中美双边贸易的贸易条件对中国同样不利。在双边进出口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迅猛增长的态势下，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令人担忧。
注：按最终用途分类的全部商品价格指数，以2003年12月的价格指数为基准(=100)。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三、中美贸易差额持续扩大的经济根源
(一)国际分工新格局
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各国的贸易壁垒普遍降低。当商品货物的跨国流动成本降至某一临界值以下时，会引起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国际分工的加速调整。跨国公司对外国直接投资，考虑规避贸易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的因素减弱，其制成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成相互独立的不同环节，分散到不同地区进行，每个国家负责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以此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要素优势，实现生产过程和价值链的全球最优配置。与其相伴随的是国际贸易量的成倍增加。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形成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逆向流动，两者相抵减的增加值部分，在宏观上就表现为贸易差额的单方向积累。出口中间产品而进口最终产品的国家积累逆差，进口中间产品而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家积累顺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深刻影响了经济的性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
以服务业为主，出现向虚拟化、空心化的转型，其制造业的生产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集聚效应，即利用世界产业布局调整的机会，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制造业，与网络体系，中国在其中处于终端组装的地位。于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区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来自亚洲的进口不断增加，同时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欧的出口也相应增加。这种垂直分工格局，实际造成亚洲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部分转嫁给中国，从而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图1所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在中国总体贸易差额中的比重超过100％，这意味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很大部分被对其他国家的逆差所抵消。
垂直专业化分工除造成贸易差额的单方向积累外，还会引起各国贸易产业结构的变化。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可以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是因为此类产品的某一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组装)在该国完成，并不能自然地导致本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率的提高，在中短期内不足以使比较优势发生根本反转，即全部或关键的生产环节在本国进行。然而，贸易模式却可能发生改变。通过加工贸易，中国开始出口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产品的总成本而言，中国这类产品的生产率得到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强，但这种改善某种程度上是借来的。换言之，即这类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中间产品的进口，如果停止进口，其生产率就可能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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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传统理论认为，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规避贸易壁垒的间接出口，对国际贸易具有替代效应。然而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相结合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将变得更复杂。一方面，对东道国从母国的最终产品进口产生替代效应，反过来增加前者对后者的最终产品出口；
②另一方面，对东道国从母国进口资本品、中间品、技术和服务产生促进作用(表2所示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支持这一论断)。美国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FDI 来源国之一，1997年以来实际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337.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8.75％。从现有的经验看，美国在
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效应表现为促进双边贸易总额快速增长，同时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积累。其他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远超出母国市场对返销产品的需求，相当比例的超额部分出口美国市场，从而导致其资本品、中间品和原材料进口更多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这同样强化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势。2000～2005年中国境内加工贸易顺差占按贸易方式分组总顺差的比重，分别是89.1％、91.6％、88.2％、99.3％、98.6％和78.2％；而各年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总顺差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3.6％、67.9％、70.1％、74.1％、77.8％和81％。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占中国进出口总顺差的比重各年分别为56.7％、62.2％、61.8％、73.6％、76.7％和63.3％[1]。由此可见，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积极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加工贸易的形式对中国贸易顺差产生决定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于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
(三)世界贸易体制的不对称自由化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2004年私人部门的服务生产行业增加值占GDP的67.9％，货物生产行业增加值占GDP的19.4％(其中制造业和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对外部市场依赖加深。当前，国际贸易体制以制成品贸易快速自由化为特征，而农产品和服务业的贸易壁垒仍非常普遍。在这种不对称开放的贸易体制下，势必造成以制造业为主的战略竞争力，对高技术产品和技术贸易又实行严格管制，更不利于
(四)美国作为中心国家的特殊作用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只是其总体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其总体贸易逆差存续时间近三十年，并且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巨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其中的必然因素显然超出贸易部门控制的范围。首先，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其他国家出于维持金融稳定和应付国际收支的考虑，要求以美元计值的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从而对美元资产有持续、稳定、不断增长的需求。于是，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美元债券利率远低于其他货币计价的债券利率。由于资金来源充足，国内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更微弱。其次，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制度，使其在出口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成为世界范围的金融中介。外围国家的超额储蓄以短期资金的形式进入美国，由于资金供给稳定，所以美国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对外投资和消费。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和美国金融业的比较优势，使其不仅成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也成为全世界的商业银行，这两种角集于一身，既发行国际流动性货币，又吸引全球储蓄，势必造成其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的约束弱化，而投资缺口和财政赤字又必然导致贸易逆差。美国作为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民储蓄率长期下降的同时，仍能获得稳定廉价的融资，但这种消费扩张模式要以其他国家经济的一些非均衡条件为前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巨额储蓄。
(五)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
与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积极推行促进出口的政策。除外贸政策直接作用外，外汇和外资政策也都具有出口导向的含义。最重要的是三者有效互动，获得相互促进的效果。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水平低，内部消费市场受到抑制，国内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在机会成本很低的情况下，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其以低于正常价格出口，又与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不相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进行干预，但要尽量避免造成国内价格体系的扭曲，防止过度的效率损失。于是，维持低水平汇率成为一种最优政策选择。稳定的低水平汇率有利于扩大出口，通过贸易乘数拉动经济增长，但负面影响之一是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代价。这一矛盾又被外资政策客观上加以克服或缓解。依靠外资注入进口先进的资本品，对外资而言，无论是否经过与人民币兑换，实质上都相当于以外币按国际市场价格交换资本品，并不带来额外成本。对中国而言，既实现了国外资本品的进口，又有效地降低了国内实质成本直接支付，甚至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能够以低于正常价格获得进口。中国长期实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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