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话题】陈继勇：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 摘要：美国以巨⼤的货物贸易逆差为借⼝挑起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并以此为由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出台系列措施压制中国，中国随即反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真的是中美贸易战的现实起因吗？事实证明，巨⼤的货物贸易差额并⾮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产⽣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对华的⾼技术产品出⼝控制，并⾮是中国“奖出限⼊”的经贸政策；另⼀⽅⾯，由于原产地原则和其它统计⽅法上的重⼤缺陷造成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虚⾼，它并不能真实反映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和贸易收⽀。纵观20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贸易战的历史⼤背景，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作为⽼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其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并⾮是减少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所能解决的。为此，我们必须科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保持中国全⾯深化改⾰开放既有战略的定⼒，沉着应对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 黄梁木关键词：中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贸易摩擦；贸易战；战略竞争
基⾦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重⼤项⽬（16ZDA039）；教育部国别区域备案中⼼课题“⼀带⼀路与美国：新形势下战略关系与突破路径研究”（2018）
⼀、引⾔
⾃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但也摩擦不断，尤其是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美国采取了⼀系列针对中国的⾏动，挑起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1]
（P96）。
2018年5⽉初，美国代表团来北京与中⽅在经贸领域进⾏了第⼀轮谈判，尽管“进⾏了坦诚、⾼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在⼀些问题上仍存在较⼤分歧”[2]；2018年5⽉中旬，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在经贸领域进⾏第⼆轮谈判，发布了《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并停⽌互相加征关税，避免了贸易摩擦升级，中美经贸关系看似由此从正⾯冲突转向长期谈判[3]。
2018年6⽉15⽇，美国总统特朗普置中美双⽅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批准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在6⽉18⽇威胁中国，若中国继续反击，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作为回应，中国表⽰，若美⽅⼀意孤⾏，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进⾏反制，且中美双⽅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再有效。7⽉6⽇，美国正式对第⼀批清单上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采取同等规模和⼒度的征税措施，并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正式实施的征税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追加起诉。⾄此，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升级为贸易战。7⽉10⽇，美国⼜公布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商品加征10%的详细清单，更有甚者，8⽉3⽇美国表⽰将2000亿美元进⼝商品关税提升⾄25%；作为反制，中国依法对⾃美进⼝约600亿美元商品按四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者，8⽉3⽇美国表⽰将2000亿美元进⼝商品关税提升⾄25%；作为反制，中国依法对⾃美进⼝约600亿美元商品按四挡不同税率加征关税。⾄此，中美贸易战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不断强化的中美贸易战背后，绝不仅仅是两国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这场中美贸易战的背景、起因、实质并提出应对之策。 ⼆、中美贸易战的历史背景
从19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视⾓来看，⽬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并演变为贸易战，它反映了作为世界第⼀超级⼤国的帝国主义美国对作为世界第⼆⼤经济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的防范和压制。纵观历史长河，世界⽼⼆难当。美国GDP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战，尤其是第⼆次世界⼤战，德意⽇战败，在美英的倡导下组建了两⼤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世界银⾏）和国际货币基⾦组织（IMF），之后⼜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美国才最终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世界第⼀强国，但在此之前其却潜伏了半个世纪之久。在1945年⾄1991年美苏冷战期间，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第⼆，苏联以经互会和华约为依托，客观上形成了以美国为⾸的发达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两个平⾏的世界市场。美苏之间的霸权争夺从古巴导弹危机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星球⼤战计划，最终南京东方卫报
以苏联解体、苏共丢失政权⽽告终。苏联解体后，世界第三的⽇本成为世界第⼆。早在1985年以美国为⾸的西⽅七国财长会议迫使⽇本签订“⼴场协议”，导致⽇元兑美元急剧升值，20世纪90年代⽇本经济泡沫破灭，⾄今未能翻⾝。随着中国改⾰不断深⼊，开放⽇益扩⼤。1978年中国确⽴了改⾰开放的基本国策，1992年邓⼩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党代会确⽴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标，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2010年中国名义GDP总量超过⽇本位居世界第⼆，综合国⼒不断增强，在世界的影响⼒不断提升。这必然会引起当今世界第⼀超级⼤国美国的⾼度警觉。为了维护世界第⼀的霸主地位，美国采取⾏动遏制中国的进⼀步发展就不⾜为怪了。
虽然GDP总量是衡量⼀国经济规模的有效指标之⼀，但并⾮是衡量⼀国综合实⼒的最佳指标。中国清王朝康乾盛世时期GDP占世界的1/3左右，由于闭关锁国，不到100年的时间就被后起的英国击败。因此仅⽤GDP总量衡量⼀国的综合国⼒是不科学的。⽬前中国GDP总量虽排名世界第⼆，但⼈均GDP不到美国的1/6，虽然中国制造业体量⼤，但实际技术⽔平并不⾼，且中国经济结构不甚合理，第三产业占⽐偏低，经济增长⽅式还没有改变⾼能耗⾼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规模不等于硬实⼒，所以中国近些年努⼒推进产业升级，实⾏⼯业4.0计划，提出“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千⽅百计地努⼒发展⾼科技产业，提升中国硬实⼒，从经济⼤国转变为经济强国。
美国担⼼中国产业升级后将与⾃⼰形成直接的战略竞争，影响美国在⾼新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如果
这个优势丧失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会受到严峻挑战。因此，此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所涉及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正在进⾏产业升级的中⾼端产品上。⾼新技术⾏业是美国最具出⼝竞争⼒的⾏业之⼀，故美国长期限制该⾏业对中国的出⼝。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如通过各种正式的或⾮正式的贸易和投资规定，以及类似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于基于国⼟安全考虑⽽实施的单边审查⼯具，制约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1300多个独⽴关税项⽬中，其所涉及的产业⼏乎全部集中于“中国制造2025”所⽀持发展的产业，事实上这些产业占中国出⼝⾄美国货物贸易的⽐重较⼩。因此，美国打着贸易保护旗帜实则打压“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标昭然若揭，⾜以看出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
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不断推进促使着中国经济发展向⾼质量演进，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逐渐由互补发展成为全球的战略竞争，⼀个是世界霸主的帝国主义守城⼤国，⼀个是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新兴⼤国，两国今后⽆论在经济、地缘政治、军事还是⽂化上，都⾯临着全球的战略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在⼤数据分析、⼈⼯智能、⾼超⾳速以及⽣物技术等战略科技领域，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肯定会继续受到来⾃美国的遏制。
三、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美国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由挑起的贸易摩擦和开打的贸易战，可能会使⼀些⼈得出货物贸易巨⼤差
额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的结论。但研究表明，货物贸易巨⼤差额不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美国以对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发动贸易战，其根本原因是世界霸主⽼牌帝国主义美国对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持有戒⼼，并对中国⾄关重要的⾼新技术产业进⾏战略压制。尽管中国同意增加对美国的进⼝是新阶段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必要调整，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收⽀失衡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短期内是不可能轻易解决的。
美国总货物贸易逆差在2002-2008年间呈扩⼤趋势，2009年受全球⾦融危机的影响出现⼤幅度收缩，2010年开始恢复并呈波动式上升；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货物贸易逆差的⽐重也逐年上升，由2002年的22%升⾄2017年的47%。从数值上看，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达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将近⼀半。由此来看不难理解美国⾼度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收⽀失衡问题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在经贸问题上屡屡针对中国。
然⽽值得思考的是，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如美国统计的那么⾼？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美国对华⾼新技术产品出⼝控制加⼤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美国认为，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奖出限⼊政策和外汇倾销。笔者认为，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在贸易政策上，美国长期以来⼀直指责中国通过设定⾼进⼝关税和对出⼝⾏业进⾏⾮法补贴获得不公平的贸易利益。据世界银⾏统计，2017年⼀年美国对华贸易争端⽴案总数从2016年的44起增加到51起，创下历史新⾼；2018年5⽉中美第⼀次贸易谈判中，美国要求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并停⽌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持；7⽉20⽇特朗普宣称要将征税范围进⼀步扩⼤⾄5000亿美元，⼏乎覆盖了中国出⼝⾄美国的全部商品。然⽽，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因为美国、欧盟和⽇本政府也曾经⼤量补贴各⾃国内弱势或新兴产业以促进其发展，这些发达国家通过政府补贴并在⼀些⾏业中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却不允许后发国家也进⾏相关补贴，这是对后者的不公平；且美国在指责中国的同时，仍在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府补贴促进农业、汽车等产业的⽣产和出⼝[4]
（P173）。此外，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所以在不同产品的进⼝关税上存在⼀定差异并不违反WTO的相关规定，美国以汽车⾏业为例指责中国关税过⾼的说法是以偏概全。
在汇率政策上，美国曾⼀度指责中国通过削弱⼈民币汇率来促进出⼝。实际上，⼈民币汇率虽然对中
国出⼝贸易有⼀定的影响，但是影响并不⼤。世界银⾏统计的统计表明，从历史上看，1994年美元兑⼈民币的汇率是1：8.7，⽽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很⼩，仅为294.9亿美元；到2017年美元兑⼈民币汇率为1：6.6左右[5]（P5），⽽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升⾄3752亿美元。此外，虽然⼈民币汇率在2014-2016年期间出现阶段性贬值，但这与谋取额外贸易利益⽆关，因为相较于前⼀年，中国外汇储备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下降了5126亿美元和3199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若中国有意操纵⼈民币贬值显然不利于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有违“汇率操纵”论断。李稻葵和李丹宁年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了⼈民币汇率对美中贸易逆差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6]（P14）。由此可见，⼈民币汇率问题与中美两国货物贸易巨⼤额差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这难以解释中国对美货物出⼝贸易的爆发性增长和货物贸易巨额顺差。
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产⽣的重要原因之⼀是美国对华的⾼新技术产品的出⼝控制[7]（P21）。贸易的本质是基于⽐较优势的国际分⼯，中美两国在劳动⼒成本上存在着巨⼤差异，这决定了中国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较优势，⽽美国在⾼新技术领域具有更强的⽐较优势，中美贸易结构由此决定。但1949年以来，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直实⾏歧视性出⼝管制政策[8]，直到2007年，美国商务部仍发布了《对华出⼝管制清单》，规定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等20个⼤类的美国⾼科技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反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量进⼝⾼新技术产品，中国顺势⽽动，将⾃⾝具有⽐较优势的产品对美国出⼝不断扩⼤；⽽美国逆势⽽为，将⾃⾝具有竞争优势的⾼新技术
产品进⾏出⼝管制，直⾄今⽇也并未放松。⼀正⼀反，美国对中国⾼新技术产品出⼝贸易被严重抑制，导致美国在该类产品上长期保持对华贸易逆差，且逆差数额不断扩⼤。2004年美国对华⾼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为362.97亿美元，占对华贸易逆差总额⽐重为22.37%；到2014年，美国对华⾼技术产品逆差增⾄1237.43亿美元[9]（P92）。可见，如果美国不对出⼝到中国的⾼新技术产品实⾏管制，则可以⼤幅度降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原产地原则的统计⽅法和转⼝贸易⾼估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基于现⾏的原产地原则的货物贸易统计⽅法实际上夸⼤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10]（P42）。在⽣产⾼度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战略布局，中国作为“世界⼯⼚”，通过加⼯组装的⽅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虽然中国所获得的利益仅为价值链中加⼯组装环节的增加值，但当前的原产地原则的贸易统计⽅法却把总的商品价值记为中国的出⼝额，这⼀统计⽅法的滞后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被夸⼤。以苹果⼿机为例，在中国完成组装并出⼝⾄美国的每台⼿机出⼚价为240美元，该⼿机⽣产中附加值较⾼的设计部分在美国完成，核⼼元器件来⾃⽇本、德国和韩国等国家，中国仅负责组装部分，每加⼯⼀台苹果⼿机只能赚取8.46美元。但是苹果⼿机最终从中国出⼝到美国，中美两国的海关统计都将其价值总额记为中国向美国的出⼝，这明显夸⼤了中国的贸易顺差。
转⼝贸易是⽣产国和消费国不直接进⾏⽽通过第三⽅进⾏的贸易，中国⾹港作为著名的⾃由贸易港，转⼝贸易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直发挥着重要的作⽤[11]（P7）。在中国对美国的出⼝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转⼝贸易从两个⽅⾯⾼估了此数据：⼀⽅⾯，美国官⽅将中国⾹港的转⼝贸易额笼统地计⼊中美贸易总额，但实际上这其中有很⼤⼀部分来⾃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并⾮这些货物的真正出⼝国；另⼀⽅⾯，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进出⼝时，美国官⽅按离岸价格计算出⼝⾦额，⽽按到岸价格计算进⼝⾦额，这使得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被双倍计⼊了当前统计的中美货物贸易逆差[12]（P40）。此外，在美国对中国出⼝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并未将通过⽇本、韩国以及、⾹港、澳门等地区以转⼝贸易形式间接卖给中国的商品计算进去，这样⼀进⼀出，⼤⼤⾼估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敏特声（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转移效应扩⼤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外商直接投资会产⽣贸易转移效应，把FDI母国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转移成东道国对FDI母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和东道国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10]（P42）。改⾰开放以来，⽇本、韩国以及等地区不断把⼀些劳动密集的出⼝加⼯贸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陆地区，这些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产设备、原材料、中间品或关键零
加⼯贸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陆地区，这些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产设备、原材料
能源开发、中间品或关键零部件，在中国⼤陆地区进⾏加⼯制作，然后将⽣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出⼝到美国。实际上这是外资企业母国对美国的出⼝，但是在进出⼝统计中却全部被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FDI的增加实际上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出⼝转移为中国对美国的出⼝，造成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所以⽤当前⽅法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数额来评价中美货物贸易的利益得失是不科学且有失公平的。
（四）不考虑中美服务贸易和国际收⽀平衡表的“净误差与遗漏”夸⼤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国际贸易除了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对于中美贸易平衡，应该对经常账户整体进⾏分析，不能只关注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服务贸逆差从2009年的153亿美元攀升⾄2016年的2331亿美元，增长了近15倍，其中，中美服务贸易逆差额由2006年的12.7亿美元提升⾄2016年的368亿美元，扩⼤了近30倍，远⾼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增长速度。仅从货物贸易⾓度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忽略两国服务贸易的收⽀状况，是有失偏颇的。在国际收⽀平衡表中，中国居民出境旅⾏、留学或就医等期间所购买的商品⼀般被计⼊旅⾏服务贸易项下，⽽在实际⽣活中，中国代购盛⾏，这意味着⼤量原本应被计⼊货物贸易的商品最终却被统计到了服务贸易中。据世界银⾏统计，2017年中国旅⾏服务贸易逆差为2251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重⾼达84.8%，美国⼜是中国居民出境的⼀⼤⽬的地，由此可见，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实际上被放⼤了。除了旅⾏服务贸易，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较⼤的领域还有知识产权使⽤费。虽然受制于美国对中国实⾏的⾼新技术出⼝管制，但是2001年以
来其累计逆差额仍然达到2049亿美元，其中2017年为239亿美元。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进⼀步升级，中国对国外知识产权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若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新技术出⼝管制，仅从经常账户整体来看，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就会⼤幅减少。
作为国际收⽀平衡表的抵消账户，“净误差与遗漏”在统计上应该具有显著的随机性，如果其存在阶段性特征，例如⽅向的阶段性维持，则说明其有特殊的经济含义；同时，根据国际惯例，“净误差与遗漏”的规模占同期货物贸易进出⼝总额的⽐重应该在正负5%以内，否则平衡表就是不可靠的[13]（P27）。据世界银⾏统计，中国国际收⽀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从2014年第⼆季度开始到2017年第四季度⼀直为负值，且在2017年，中国“净误差与遗漏”占货物贸易进出⼝总额⽐重为5.6%，说明可能存在经常项⽬顺差被⾼估，或者对外资本输出被低估的情况。导致中国“净误差与遗漏”项长期为负且规模巨⼤的经济原因除了可能出现资本外逃，还有可能是企业虚报出⼝。特别是在⼈民币单边升值的时期，⼀些企业为了完成出⼝业绩以获得地⽅政府奖励，在海关申报中虚报出⼝规模。海关统计中记录了虚报的出⼝数据，但实际中并没有外汇调回，⽽国际收⽀平衡表是基于海关数据制定的，这部分缺失的出⼝收⼊数据最终构成了“净误差与遗漏”中负值的⼀部分。虽然不能确定“净误差与遗漏”的具体构成状况，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统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时如果不考虑国际收⽀平衡表的“净误差与遗漏”，主、就会⾼估贸易逆差。
现有研究表明，评价中美贸易平衡关系，应综合考虑中美两国的货物贸易平衡、服务贸易平衡以及经
济合作平衡，不仅要考虑贸易和投资的流量平衡，还要考虑贸易和投资的盈利平衡，因⽽采⽤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法能更加全⾯地评价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夏先良采⽤该⽅法测度中美贸易差额后发现，在综合平衡中美所有分⽀机构在对⽅市场的销售额后，中国对美国存在⼤额贸易顺差；在综合平衡中美控股公司在对⽅市场的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存在⼩额贸易逆差[14]（P8）。然⽽，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虽然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法能够从总量上较为客观地反映中美贸易平衡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贸易收⽀状况衡量⼀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收益，否则会出现转⼝贸易⾼估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问题。刘遵义等⽤国内增加值的⽅法测算2002年中国出⼝⾄美国的货物总值，结果仅为⽤传统贸易差额法得到的总值的⼀半。后来，分解贸易增加值的⽅法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评价法，该⽅法能够从中美实际获得的贸易增加值出发，准确地评估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评价中美贸易关系更为科学的核算⽅法[15]
(P103)。夏先良⽤该⽅法估算了中美增加值贸易差额，发现中国在贸易值和贸易利益上均为逆差⽅，⽽美国才是顺差⽅[14]（P10）。由此可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对中国进⾏的指控与事实不符，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不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美国基于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货物贸易统计⽅法计算得出美国对中国存在⾼额货物贸易逆差，并以此为借⼝来攻击中国的贸易、产业、汇率以及知识产权制度或政策，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其真实意图在于阻挠和遏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中美贸易战的本质
从历史上⼤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博弈来看，今⽇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作为⽼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从更长远的视⾓看，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之争，重点在于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和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美国围堵中国，扼制中国的崛起，意在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防⽌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染指。为了达到这个⽬的，美国在挑起贸易战的同时，已在经济、政治、军事、地缘政治和⽂化上对中国进⾏了全⾯施压、围堵和遏制。
（⼀）美国在经济领域施压中国
在经济上，美国采取组合拳，从投资、⾦融和贸易三个⽅⾯向中国全⾯施加压⼒。在投资⽅⾯，美国政府采取的税制改⾰，不仅涉及范围⼴、⾦额⼤，关键是要把原先全球征税体系转变为属地征税体系，其主要⽬的是引导资本回流美国，促使美国就业和收⼊增加，这种意图和⼿段也符合部分美国在华企业的需求。近10年来，中国统⼀内外资所得税率，中资企业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加⼤了对中资企业的⽀持⼒度；相应地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优惠待遇不断削弱，中资企业在⼈才和市场等⽅⾯对外资企业构成了威胁。美国在华企业愈发感到焦虑和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会很快传⾄美国媒
企业在⼈才和市场等⽅⾯对外资企业构成了威胁。美国在华企业愈发感到焦虑和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会很快传⾄美国媒体和政界，对中国执⾏产业政策⼿段的指责、“301”报告的出台以及拟限制中国赴美
投资政策均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宣泄。在⾦融⽅⾯，美国意图通过加息缩表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在华外资企业资本流向美国市场，引发⼈民币的汇率风险；若中国守不住相对固定的⼈民币汇率，则容易触发中国⾦融危机。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外汇储备等⽅式进⾏有效防范，但是若美元储备不⾜也容易给中国带来⾦融风险，美国这⼀⾏为⽆疑会对中国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产⽣巨⼤压⼒。在贸易⽅⾯，美国以中美货物贸易长期保持巨额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不⼒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为由，2018年7⽉6⽇正式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发动了中美经济史上规模最⼤的贸易战；同时为坚定美国中西部农业洲⽀持贸易战的信念，美国⽩宫竟通过了⾼达12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以帮助可能在贸易战中受损的⾖农。美国这种不顾世贸规则的霸凌主义⾏为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满，以及对中国进军⾼科技领域威胁美国⾼科技垄断地位的担忧，表⾯看是发动贸易战，归根结底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帜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美国在政治同盟上挤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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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取向上，美国与⽇本、欧盟等形成同盟，⾄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本和韩国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就与之进⾏密集⾼层接触。先是2017年2⽉特朗普邀请安倍访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也频频访问⽇本和韩国；再是2017年7⽉和9⽉，美⽇韩三国⾸脑会谈，逐步结成并巩固了“三⾓同盟”。越南和菲律宾因南海问题⼀直以来与中国摩擦不断，因此特朗普对这两个国家给予了⾼度重视，在2017年11⽉的亚
洲之⾏中特意访问了越南和菲律宾，并多次提及“印太”概念，企图拉拢两国与之形成同盟，⾄此特朗普的亚洲战略开始加速成型。为了推进并实现这⼀战略，特朗普联合⽇本和澳⼤利亚达成了在印太区域深化安全与战略合作的共识，并引诱印度加⼊并⽀持“印太战略”形成四国联盟，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的。对于亚洲以外的盟友国，特朗普也并未放弃拉拢，并已取得⼀定成效。虽然特朗普的贸易制裁⼝也指向了欧盟、加拿⼤等盟友国，但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美国逼迫这些国家明确站队，⽤强硬⼿段要求其盟友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与其统⼀战线。在2018年6⽉20⽇的G7⾸脑会议上，特朗普提出G7国家⼀体化计划，主张7个国家之间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试图诱使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坚定地站在⼀起，逐渐将WTO边缘化。该计划已得到欧盟正⾯响应，华盛顿时间7⽉25⽇，美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在⾮汽车⾏业达成了消除关税及贸易壁垒的共识，欧盟也同意从美国进⼝更多的⼤⾖和液化天然⽓。结合7⽉17⽇欧盟和⽇本达成的零关税⾃由贸易协定以及8⽉9⽇美⽇举⾏的⾃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意味着美⽇欧三⼤经济体超越WTO规则将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将形成新的⾃由贸易核⼼区。在美欧此次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到要“推动WTO改⾰”，实则是要建⽴有利于美国为⾸的发达国家经贸发展的WTO新规则；声明中还提到要“解决不公平贸易⾏为”，其具体解决内容⼏乎是照搬“301调查”中对中国的指责，实则是从意识形态层⾯将发达国家与中国对⽴起来。此时寄希望于联合欧盟抵制美国⽆异于异想天开。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对待中国的强制性知识产权许可和⾮市场经济导向等⽅⾯与美国的⽴场并⽆⼆致。
（三）美国在军事领域挑战中国
在军事上，美国插⼿中国的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扩⼤势必导致中美双⽅的军事对⽴。2018年1⽉9⽇，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并认为“中国使⽤经济⼿段来恐吓邻国，并且军事化南海地区”。随后在2⽉3⽇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点名中国与美国削减核武器的⾏为背道⽽驰。从美国对中国⼀系列的态度和⽴场可以看出，美国的遏华战略已从温和型转向攻击型，特朗普也曾表⽰当选后将加强美在东海、南海的军⼒部署，威慑中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岛礁军事化、破坏航⾏⾃由和危害地区秩序的指责不绝于⽿，打着航⾏⾃由⾏动的旗号实施挑衅之实。事实上，美国才是岛礁军事化和危害地区秩序的始作俑者。在南海问题上，2017年11⽉11⽇特朗普访问越南期间就表⽰要帮忙调停或仲裁中国和越南的南海争端，实则是要通过南海问题迟滞中国崛起，巩固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为了达到围堵中国的⽬的，美国把退役下来的军舰和军备武器转让甚⾄赠予了越南，并授予相关的操作技术，⼤幅提升了越南在南海争端上与中国对抗的军事实⼒；最近⼀年，美军闯⼊中国南海12海⾥内的频率和烈度⼤幅提升，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在不断加快；此外，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美国⼜有了新的野⼼，驻韩美军开始考虑在更⼤范围内承担任务，并加强了战略灵活性，意在插⼿中国的南海问题。在问题上，美国先是不断违反“⼀中原则”，仅2018年3⽉⾄5⽉期间就通过了5个涉及地区的法案，分别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挑拨与⼤陆内地的关系；随后便是有计划地派遣军舰穿过海峡，并策划参加地区军演，军舰穿台海计划在2018年7⽉7⽇得到实施，其他军事⼲涉也会接踵⽽⾄。这⼀系列⾏为背后是对中国底线的挑战。
（四）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推⾏“印太战略”，对中国形成“C”形包围圈，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带⼀路”倡议提出后，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地缘政治扩张，是对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在这种猜忌和担忧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开始推⾏“印太战略”，联合印度、⽇本及澳⼤利亚试图阻碍“⼀带⼀路”建设，打击中国在亚洲乃⾄全球的影响⼒，并提升⾃⼰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控制⼒。⾸先，美国对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进⾏打击，包括把巴基斯坦归为隐藏恐怖分⼦的国家，并暂停对巴基斯坦的各类援助；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努⼒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时，美国就出台了《世界范围内威胁评估》报告，将菲律宾定义为民主和⼈权脆弱的国家之⼀，并指责杜特尔特阻碍了菲律宾的民主。其次，美国还频频围绕中国周边地区进⾏外交活动。在2017年11⽉，特朗普开启了为期12天的亚太之⾏，在其访问⽇本、韩国、越南和菲律宾中多次推销“印太战略”，⽽这个战略正是美国顶级的扼制中国的地缘⼿段；2018年6⽉12⽇，美朝两国领导⼈特朗普与⾦正恩在新加坡举⾏历史性会晤，不仅推动了半岛⽆核化、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还解决了来⾃朝鲜的核威胁，为集中精⼒向中国施压做了铺垫；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也准备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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