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冲突”是问题吗？第欧根尼
兼论《投资⼈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下审裁员⾏为守则》草案
（上篇）玉环国际帮
孙华伟张天舒卢炼
（中伦律师事务所）
友情提⽰：阅读时间约为16分钟
导⾔
由于投资者和国家之间争端解决（ ISDS）案件的仲裁员（或候选⼈）多为⾝经百战的仲裁律师和/或著作等⾝的国际法学者，⽽投资仲裁案件所涉及的东道国实体义务相似度较⾼，仲裁员是否会由于其过去的经历形成对于争议事实或法律问题的预判（pre-judgment）乃⾄影响其裁判案件的公正性，引发对于“问题冲突（issue conflict）”的讨论和持续关注，越来越多的当事⼈将此作为挑战仲裁员的理由。本篇 拟探讨“问题冲突”成为“问题”的原因，并结合正在制定的《投资⼈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下审裁员⾏为守则》（“ 《⾏为守则》”）草案，展望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和前景。本⽂将分为上下篇，上篇根据案例实践提炼总结各类“问题冲突”的典型情形和处理⽅法，下篇聚焦《⾏为守则》两版建议稿⽂本，观察”问题冲突”解决之道，并对《⾏为守则》⽂本提出建议。
⼀、引⾔
早在2016年3⽉，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 ASIL”）和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 ICCA”）即组成联合⼯作组对“问题冲突”发布了《美国国际法学会-商事仲裁理事会关于投资者与国家仲裁中问题冲突联合⼯作组报告》（以下简称“ 《ASIL-ICCA报告》”）。[1]在对⼤量仲裁规则及案例进⾏⽐较分析的基础上，《ASIL-ICCA报告》认为对问题冲突进⾏清晰规则并不必要且可能会产⽣反作⽤，过分夸⼤此种顾虑可能会产⽣寒蝉效应，导致最有经验的仲裁员不再就重要问题发表意见。[2]
在实践中，由“问题冲突”引发的仲裁员异议很少取得成功，尽管如此，当事⼈却经常将问题冲突的情形作为提出异议的理由之⼀。[3]在⼀定程度上，“问题冲突”的存在削弱了公众对于投资仲裁合法性的信⼼。正因为此，2019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第三⼯作组在讨论制定《⾏为守则》时强调，除了围绕仲裁员与争议当事⽅、其律师或争端之间的利益冲突之外，《⾏为守则》还应当进⼀步对涉案问题冲突和⾝份重叠这两个具体问题予以考虑。
[4]UNCITRAL将“问题冲突”定义为：涉及“所谓的倾向或预判”的情形，其中包括“声称仲裁员坚持其原已存在的、对⼀些法律和事实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则是通过⾝为仲裁员、律师的经历、通过撰写学术⽂章以及接受采访或以其他⽅式公开表达意见⽽形成的”。[5]
⼆、“问题冲突”是问题吗？
基于⽬前公开的仲裁员回避决定，“问题冲突”可以⼤致归纳为三种典型情形：（1）仲裁员⾝份重叠（double-hatting）；（2）仲裁员被重复指定（repeat appointment）和（3）仲裁员发表的观点，不限于其被指定为仲裁员之前的观点，也有可能是案件进⾏过程中在其他场合发表的观点。 （⼀）⾝份重叠：仲裁员+律师/专家证⼈
“⾝份重叠”⼀般指的是仲裁员同时以律师⾝份代理可能触及类似问题的其他案件的情形。Philippe Sands教授对于⾝份重叠引起的问题作出过形象描述：“如果⼀个律师花了⼀上午起草⼀份涉及争议问题的仲裁裁决，然后在下午担任另⼀案的律师……这位律师在担任仲裁员时是否可以完全摆脱⾃⼰同时担任的律师⾓⾊？问题不在于他是否认为可以实现，⽽在于合理的观察者是否会得出该结论。对我⾃⼰⽽⾔，我很难想象可以不考虑⾃⼰受其影响的任何风险，哪怕是在潜意识中。”[6]
可见，是否有效区分多重⾝份的关键不在于被挑战的仲裁员⾃⼰是否具备这种区分⾝份的能⼒，⽽是
信道机从“ 合理和知情的第三⽅观察者”⾓度判断仲裁员是否有可能实现其多重⾝份的分离。[7]其中重要的考虑要素是，仲裁员作为律师所代理的案件与其作为仲裁员裁判的案件是否存在相似之处。[8]与Philippe Sands教授的担忧不同，被挑战的仲裁员享有⼀个
的案件与其作为仲裁员裁判的案件是否存在相似之处。[8]与Philippe Sands教授的担忧不同，被挑战的仲裁员享有⼀个有利推定：在没有任何具体事实表明其不能进⾏⾝份分离的情况下，该名仲裁员作为法律专业⼈⼠应当被认为有能⼒保持专业距离。[9]⽬前的异议案件中，尚未出现仅因为⾝份重叠⽽直接取消仲裁员资格的决定。在⾯对存在可能对仲裁员公正性产⽣担⼼时，⼤多采⽤的处理⽅式是作出附条件的驳回决定，⽐如要求被挑战的仲裁员在特定期限内作出选择：放弃律师活动、继续担任仲裁员，或是辞去仲裁员⼀职。[10]
因此，虽然⾝份重叠本⾝不被视为当然的影响仲裁员独⽴性和公正性的情形，为了打消“ 合理和知情的第三⽅观察者”的顾虑，受挑战的仲裁员通常需要作出选择，避免在担任仲裁员的同时在涉及类似问题的另案中担任律师，以解决“⾝份重叠”可能带来的问题。
（⼆）重复指定：在涉及相关问题的不同案件中担任仲裁员
相对标准偏差“重复指定”顾名思义指的是同⼀名仲裁员被同⼀当事⼈重复指定，如案件涉及类似事实或法律问题，这可能会造成“偏见的印象（an appearance of bias）”。[11]投资仲裁界受欢迎的资深仲裁员经常被当
事⽅以“重复指定”为由被要求回避。“重复指定”引起的“问题冲突”针对的是仲裁员所在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上的相似性。因此回避申请如果在案件早期提 出，则不具有充分的信息来判断该等相似性是否存在。在此情况下，被挑战的仲裁员享有类似与“⾝份重叠”情况下的有利推定。例如声名卓著的法国仲裁员Brigitte Stern教授在多起案件中因被东道国重复指定⽽被投资者要求回避，然⽽因案件处于早期阶段、缺乏信息作出判断，这些申请均被驳回。[12]
这⼀领域的⼀个重要案例是 Caratube v. Kazakhstan (II) 案（ICSID仲裁）。作为罕见的⽀持回避申请的决定，该案正⾯地讨论了导致仲裁员缺乏公正性的“重复指定”具有什么样的表征。该案投资者以“重复指定”为由要求Boesch先⽣（东道国指定）回避，因为Boesch先⽣在 Ruby Roz v. Kazakhstan 案中同样是哈国指定的仲裁员，⽽该案与本案存在事实和法律问题的重叠。这⼀看法得到了⽀持，回避决定认为：两个案件在基本事实⽅⾯有很多重叠⽽且这些基本事实与确定本案的法律问题相关；⼀个合理知情的第三⽅会发现，Boesch先⽣极有可能根据 Ruby Roz v. Kazakhstan 案的基本事实对本案的法律问题作出预判，并因此认为存在显然或明显缺乏公正性或独⽴性的情况。[13]
仅有事实重叠和抽象的类似法律问题是不够的，在另外⼀些案件中，由于提出回避申请的⼀⽅⽆法满⾜证明这些重叠会导致预判特定相似的实体问题这⼀⾼门槛，其回避申请未能得到⽀持。[14]
然⽽，在近期公布的 Anaklia Development Consortium v Georgia 案（ICC Case No. 25542/HBH）
中，国际商会（ICC）仲裁院决定取消Klaus Sachs先⽣（东道国指定）的仲裁员资格，因他在⼀起ICSID案件（该案申请⼈是ICC程序申请⼈的间接投资者）中同样接受格鲁吉亚的仲裁员指定。ICC仲裁院认为“ 如果涉及同⼀位仲裁员的不同未决程序中同时存在类似事实或法律问题，则预先判断的风险即已存在 ”，因此不能排除Sachs先⽣因参与两个重叠的程序⽽产⽣⽆意识偏见的风险。[15]尽管ICC仲裁院没有触及举证责任的⾼门槛，但该案与 Caratube v. Kazakhstan (II) 案类似，均涉及⾼度关联的争议双⽅以及仲裁员可能因此获得的其他仲裁员⽆法获得的信息。
（三）仲裁员发表的观点
原则上，问题冲突可能在没有任何外部关系的情况下，仅因仲裁员事先表达的法律观点或意见⽽产⽣。有评论认为最纯粹的问题冲突限于仲裁员是否存在观点上的预先判断。[16]然⽽仅仅存在任何先前的观点表达不⾜以⽀持回避申请，仲裁员发表的观点和⽴场需要达到相当确定和具体的程度才能导致仲裁员回避。具体⽽⾔，因仲裁员发表的观点⽽提出回避申请的情形可以总结如下：
（1）仲裁员就某⼀法律问题发表的观点或评论
对于仲裁员是否因其先前发表的学术观点应予回避，现有的回避决定采取了统⼀的标准，即先前的意见是否⾜够具体明确到让“ 合理和知情的第三⽅观察者”发现该名仲裁员在本案中会“依赖这些意见”⽽不适当考虑双⽅提出的事实、情况和论点，还是说其会以开放的⼼态充分考虑本案中的论点。申请回
避的⼀⽅在此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
遵循这⼀标准， Urbaser S.A. v. Argentina 案（ICSID仲裁）的不予回避决定驳回了投资者针对McLachlan教授（东道国指定）提出的回避申请。[17]这是第⼀起因仲裁员先前发表的学术观点⽽引发回避申请的公开案例。不予回避决定指出，申请⽅在此情况下“必须证明仲裁员的学术观点或⽴场与争议⼀⽅（或与其紧密联系的⼀⽅）有关且对该⽅有利；或者其与争议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或者与参与该案的有关个⼈（如证⼈或其他）有关。”[18]
Devas v. India 案（UNCITRAL规则）的回避决定则⽀持了印度对Francisco Orrego Vicuña教授（投资者指定）提出的回避申请。Orrego Vicuña教授对于该案涉及的法律概念（“基本安全利益”）已经在四个场合（三个案件和⼀篇⽂章）⽤相同的语⾔表达了意见，还在⽂章中强调了其观点的坚定性。回避决定认为，诚然Orrego Vicuna教授有学术⾃由，但印度也有权要求仲裁员以开放的⼼态听取其论点并作出裁决。[19]印度同时对⾸席仲裁员Marc Lalonde先⽣提出回避
但印度也有权要求仲裁员以开放的⼼态听取其论点并作出裁决。[19]印度同时对⾸席仲裁员Marc Lalonde先⽣提出回避申请，他作为边席仲裁员曾与作为⾸席仲裁员的Orrego Vicuña教授共同审理两起涉及类似的“基本安全利益”条款的案件。[20]然⽽， Devas 案的回避决定认为，Lalonde先⽣并没有就有关法律概念表明⽴场，他还做出了⼀个声明，表⽰将以开放⼼态充分考虑“基本安全利益”问题。最终，回避决定认定Lalonde先⽣不存在表⾯上的预判。[21]
同样，在前⽂重复指定部分提到的 İçkale v. Turkmenistan 案（ICSID仲裁）中，被挑战的Sands教授作出声明，表⽰他将“以完全开放的⼼态处理问题和各⽅当事⼈的论点……这种开放的⼼态是仲裁职能的本质”。[22]投资者以其在前案中的观点为由对其的挑战未能成功。
（2）仲裁员在具体案件中发表的观点和意见
相⽐于对⼀般性的法律问题，仲裁员对于具体案件发表的意见或评论更容易引发当事⽅对其公正性的怀疑，基于该等原因提出的回避申请不乏成功案例。
仲裁员针对本案和/或争议当事⽅发表的观点
仲裁员表达观点或阐述论点的⽅式因⼈⽽异，不同的仲裁员拥有不同的特点，包括他们在其他场合发表的看法、起草裁决的习惯和使⽤的措辞。这些不同场合针对案件或者争议当事⽅发表的观点也有可能成为取消仲裁员资格的理由，关键在于申请⽅能否证明“ ⼀个合理和知情的第三⽅观察者”对其公正性产⽣合理怀疑。例如，瑞⼠联邦法院（Swiss Federal Tribunal）在审查孙杨申请审查CAS裁决的程序中，认为仲裁员不能随意在互联⽹上以极其强烈的措辞表达他的⼀切想法，引起对其公正性担忧的风险；⾸席仲裁员Franco Frattini在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就动物保护⽅⾯发表⼀系列⾔论，其中对中国⼈使⽤了歧视性语⾔，从合理和知情的第三⽅⾓度⾜以引起对其公正性的怀疑，造成偏见的印象。据此，瑞⼠联邦法院决定撤销原裁决。[23]与此类似，在 Perenco v. Ecuador 案（ICSID仲裁）中，由
于仲裁员Charles Brower 法官（投资者指定）在对于国际仲裁领域最迫切的问题”的公开采访中，评论了厄⽠多尔拒绝履⾏该案作出的临时措施，因⽽被取消仲裁员资格。[24]
但是，尽管仲裁员有时措辞可能并⾮完全恰当，只要没有明确显⽰出对任何⼀⽅的偏向，就不能作为取消仲裁员资格的理由。在 RSM v. Saint Lucia 案（以合同为基础提起的ICSID案）中，仲裁庭针对接受了第三⽅资助的投资者作出了费⽤担保决定，申请⼈对于仲裁员Griffith博⼠（东道国指定）在附加同意意见（assenting opinion）中所表达的内容，提出了回避申请。不予回避决定认为：（1）Griffith博⼠的措辞和语⽓虽然激进，但还没有越过激进和极端的语⾔与仲裁中明显不恰当、因⽽不可接受的表达之间的分界线；（2）“为了达到⼀个客观的标准”，投资者应当证明，Griffith博⼠缺乏公正性的事实，但其未能证明这⼀点。投资者的申请因⽽被驳回。[25]
仲裁员在涉及同⼀当事⽅的其他案件中表达的观点（常与重复指定同时出现）
该等回避申请的理由通常是仲裁员在前案中曾对于本案当事⼈发表过不利的看法。同样，关键在于“ 合理和知情的第三⽅观察者”是否会认为被挑战的仲裁员在另案中的⾏为存在⼀定程度的偏袒，意味着他不会在本案中作出独⽴判断。在Mathias v. Spain 案（ICSID仲裁）[26]和 Suez v. Argentina I 案[27]中，不予回避决定分别认为申请⽅未能成功挑战仲裁员Gary Born先⽣（投资者指定）和Kaufmann-Kohler教授（投资者指定）的公正性。根据该等决定，“仲裁员与当事⽅在⼀系列案件事实及法律判断螺线管
上的不⼀致，并不表明其缺乏公正性，即使其先前裁决被全盘推翻也是如此，要得出⼀位仲裁员缺乏公正性的判断需要⽐这更加⾜够充分的证据。”[28]
（3）仲裁员对代理律师发表的观点
以仲裁员对于代理律师的负⾯看法作为理由申请回避的案例不多，也未见成功案例。在 Merck v. Ecuador 案（UNCITRAL规则）中，厄⽠多尔对国际法院（ICJ）前院长Schwebel法官（投资者指定）提出两次回避请求，其中第⼀次与Schwebel法官发表的⼀篇评论有关。该评论提及厄⽠多尔律师Paul Reichler先⽣之前代理的⼀起ICJ案件（尼加拉⽠诉美国），Schwebel法官评论尼加拉⽠的⾏为是“对法院的欺骗”。厄⽠多尔认为，这篇评论证明了Schwebel法官对于Reichler先⽣存在偏见，“ 知情的第三⼈可以据此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Schwebel法官会“受到本案案情以外因素的影响”。然⽽，不予回避决定指出，核⼼问题是Schwebel法官对Reichler先⽣是否存在如此负⾯的既有看法，以⾄于他可能“⽆法将其主观、负⾯的看法与本案的事实分开”；该决定认为虽然Schwebel法官批评了尼加拉⽠的⼀些⾏为，但没有理由认为他将该等⾏为归咎于律师，进⽽在本案中具有对Reichler先⽣存在预判偏见的合理怀疑。[29]
（四）⼩结：合理和知情的第三⽅客观标准v. 仲裁员的⾃律
因“问题冲突”引起的回避申请，根据具体的申请事项与仲裁程序的阶段不同，处理⽅式不尽相同，但
所采⽤的标准均是从“ 合理和知情的第三⽅观察者”⾓度去衡量仲裁员的公正性。[30]总体⽽⾔：尿苷
（1）“⾝份重叠”情形出现频率⾼，回避申请实质上获得⽀持的概率⾼，被挑战的仲裁员通常需要辞去正在代理的其他
（1）“⾝份重叠”情形出现频率⾼，回避申请实质上获得⽀持的概率⾼，被挑战的仲裁员通常需要辞去正在代理的其他案件律师职位；仲裁员过去提供的法律服务⼀般不会构成回避的理由。[31]
（2）“重复指定”为由的回避申请常见于受欢迎的资深仲裁员所参与的案件，获⽀持的可能性较低于“⾝份重叠”，如仅因为案件之间存在法律问题的重叠，则难以被认定会导致仲裁员形成预判观点，须具体审查事实和法律的重叠是否会导致待处理的实体问题重叠；如回避申请在案件早期提出，更有可能因⽆法判断是否存在重叠⽽不被⽀持。
（3）以先前发表的观点或评论为由提出的回避很难被⽀持，须审查是否⾜够明确且⼀致⽽排除了仲裁员接受其他观点的可能性。该等异议理由往往伴随着重复指定的情形。
尽管“问题冲突”未必最终成为取消仲裁员资格的理由，从预防/避免“问题冲突”⾓度上看，仲裁员通常会主动披露⾝份重叠和重复指定这两种情形，如不披露（或不充分披露）可能会构成当事⽅申请回避的理由之⼀。但就第三种情形（仲裁员先前发表的意见）⽽⾔，现有案例中较少见到有当事⽅将仲裁
员未披露该情形本⾝作为申请回避的理由。[32]这或许是因为其中涉及的观点、裁决和评论等已通过公开渠道可见或以其它⽅式为当事⼈所知悉，也有可能是因为仲裁员对披露的信息（尤其是判断与正在审理的案件的相关性时）和公正性标准具有⾃⼰的酌量权。
虽然“问题冲突”评估的是仲裁员能否不受外在影响、具有开放⼼态、能够作出中⽴判断的主观态度，但现有的案例显⽰出各个仲裁机构都在发展⼀个统⼀、透明和尽量客观的评判标准。顺应这⼀潮流，ISDS改⾰正在进⾏尝试，通过制定⼀个规范审裁员的⾏为守则，以解决对审裁员缺乏公正性和独⽴性的关切。那么《⾏为守则》是⼀把吗？
聚焦ISDS改⾰ | 仲裁员⾏为守则建议系列（⼀）：仲裁员的披露义务
【参考⽂献】
[1] ASIL-ICCA (2016), Report of the ASIL-ICCA Joint Task Force on Issue Conflict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SIL-ICCA Report 2016”), ICCA Reports No. 3, 17 March 2016.
[2] Id , ¶¶ 182 – 189.
[4] 见A/CN.9/WG.III/WP.167，第23段。该中⽂译本将“issue conflicts”和“double-hatting”分别译为“涉案问题冲突”和“兼职”。
[5] A/CN.9/WG.III/WP.167，第24段。
[6] P. Sands, Conflict and Conflict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Ethical Standards for Counsel, in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ds),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2011), p. 23.
[7] 见 Telekom Malaysia v. The Republic of Ghana , PCA Case No. 2003-03, Decision (District Court of the Hague), 18 October 2004 (“ Telekom Malaysia v. Ghana”); Vito G. Gallo v.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 PCA Case No. 2008-03, Decision on the Challenge to Mr. J. Christopher Thomas, QC, 14 October 2009 (“ Gallo v. Canada”); KS Invest GmbH and TLS Invest GmbH v. Kingdom of Spain , ICSID Case No. ARB/15/25, Decision on Proposal for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 Kaj Hobér, 15 May 2020 (“ KS and TLS Invest v. Spain”)。这三个案件均是采取了这个⼀致的标准。
[8] KS and TLS Invest v. Spain , Decision on Proposal for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 Kaj Hobér, ¶¶ 25-28, 80-85, 87-94。西班⽛申请要求Kaj Hobér教授（投资者指定）回避，理由之⼀是Hobér教授作为律师正在代理的 Nord Stream v. EU 案与本案具有相似性，他未及时披露参与 Nord Stream 案的情况，违反了ICSID仲裁规则下的及时披露义务。西班⽛的观点未被接受，其申请被驳回。
[9]见 Saint-Gobain Performance Plastics Europe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 ICSID Case N
o. ARB/12/13, Decision on Claimant's Proposal to Disqualify Mr. Bottini from the Tribunal under Article 57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27 February 2013, ¶¶ 80-85。该案中，投资者以“问题冲突”为由对Bottini先⽣（东道国指定）提出回避申请，主要理由是Bottini先⽣曾经是阿根廷政府律师、多次代理阿根廷处理与本案类似的法律问题。然⽽，Bottini先⽣已在2013年1⽉1⽇辞去阿根廷政府职务。投资者的申请被驳回。
[10] 在 Telekom Malaysia v. Ghana 案中，加纳对Gaillard教授（投资者指定）提出回避申请，因为Gaillard教授在另⼀起涉及类似东道国措施的投资仲裁撤裁程序中，作为投资者的律师的⽴场不利于东道国。Gaillard教授根据海⽛法院的要求，停⽌另案代理⼯作，继续作为仲裁员审理案件。然⽽，在 Gallo v. Canada 案（NAFTA）中，加拿⼤指定的仲裁员Christopher Thomas⾯对同样的要求，选择辞去仲裁员⼀职，继续为NAFTA缔约国墨西哥提供法律服务。 Gallo v. Canada , Award, 15 September 2011, ¶ 62；⼜见 Gallo v. Canada , Decision on the Challenge to Mr. J. Christopher
Canada , Award, 15 September 2011, ¶ 62；⼜见 Gallo v. Canada , Decision on the Challenge to Mr. J. Christopher Thomas QC, 14 October 2009, ¶¶ 30-36.
[11] 近期引起国际仲裁界⼴泛讨论的与“重复任命”紧密相关的案例是 Halliburton v. Chubb Bermuda 。2020年11⽉27⽇英国最⾼法院案作出判决，认定：“ 如果⼀名仲裁员在涉及相同或重叠的事实或主题
事项的多个案件中接受⼀个共同的当事⽅的任命，根据相关仲裁领域的习惯和做法，这可能会造成偏见的印象。这是⼀种客观的（⽽⾮主观的）评估。”详见 Halliburton Company v. Chubb Bermuda Insurance Ltd (formerly known as AceBermuda Insurance Ltd) [2020] UKSC 48.
[12] 见 Electrabel S.A. v.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 ICSID Case No. ARB/07/19, Decision on Proposal to Disqualify an Arbitrator, 25 February 2008（投资者的异议理由包括该案与Stern作为同⼀东道国指定仲裁员的另⼀起ICSID案件AES v. Hungary 有类似事实背景）； Tidewater Investment SRL and Tidewater Caribe, C.A.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 ICSID Case No. ARB/10/5, Decision on Claimants’ proposal to Disqualify Professor Brigitte Stern, Arbitrator, 23 December 2010; Universal Compressi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S.L.U. v. Venezuela , ICSID Case No. ARB/10/9, Decision on the Proposal to Disqualify Prof. Brigitte Stern and Prof. Guido Santiago Tawil, Arbitrators, 20 May 2011.
[13] 见 Caratube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 LLP v. Republic of Kazakhstan , ICSID Case No. ARB/13/13, Decision on the Proposal for Disqualification of Mr. Bruno Boesch, 20 March 2014, ¶¶ 78-88, 90-91 (“ Caratube v. Kazakhstan (II)”)。事实相似性包括：两起案件均涉及哈萨克斯坦针对Omar先⽣和Hourani家族的刑事指控与迫害，两起案件的申请⼈密切相关（Ruby Roz的所有者在Caratube中持股8%）， Ruby Roz v. Kazakhstan 案中的证⼈可能会在Caratube案中提交证⾔等；同
时，由这些相似事实引起的法律问题也有所重叠，如两起案件的申请⼈均主张哈萨克斯坦违反其在习惯国际法及外国投资法下的义务。
[14] 例如：在驳回针对Philippe Sands教授（东道国指定）的重复指定回避申请时， İçkale v. Turkmenistan 案的回避决定认为，该案与 Kiliç v. Turkmenistan 案（Sands教授被同⼀东道国指定）在实体争议的事实上并⽆重叠。 İçkale
İnşaat Limited Şirketi v. Turkmenistan , ICSID Case No. ARB/10/24, Decision on Claimant’s Proposal to Disqualify Professor Philippe Sands, 11 July 2014, ¶¶ 118-120 (“İçkale v. Turkmenistan”)。与此类似，另外两个ICSID案件，即Raiffeisen v. Croatia (I) 案和 Elitech v. Croatia 案在决定驳回回避申请时，均强调了“基本事实重叠”的⾼门槛和证明难度。见 Raiffeisen Bank International AG and Raiffeisenbank Austria d.d. v. Republic of Croatia , ICSID Case No. ARB/17/34, Decision on the Proposal to Disqualify Stanimir Alexandrov, 17 May 2018, ¶¶ 91-92 (“ Raiffeisen v. Croatia (I)”); Elitech B.V. and Razvoj Golf D.O.O. v. Republic of Croatia , ICSID Case No. ARB/17/32, Decision on the Proposal to Disqualify Professor Brigitte Stern, 23 April 2018, ¶¶ 52-54 (“ Elitech v. Croatia”).
[15] Anaklia Development Consortium LLC ( ADC) (Georgia) v. the Government of Georgia (Georgia) ,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on the Challenge against Arbitrator Mr Klaus Sachs, 5 March 2021, ¶¶ 21-
27. 投资者在发现Sachs先⽣接受格鲁吉亚在⼀起ICSID案件（该案申请⼈是ADC的间接投资者）中的仲裁员指定之后，⽴刻在ICC程序中要求其回避。格鲁吉亚提出的反驳理由之⼀是Sachs先⽣在ICC程序中作出预先判断的可能性较低，因为ICSID程序极有可能迟于ICC程序结束，但ICC仲裁院并未采纳。ICC仲裁院专门强调“重复指定”导致的仲裁庭成员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即Sachs先⽣由于“重复指定”还可能“获得他的仲裁员同事在ICC程序中⽆法获得的信息”。
[16] 见G. Griffith, D. Kalderimis, ‘Pure’ Issue Conflict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n D. Caron et al, (ed.), Practising Virtue: Insid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07-608.
[17] 具体⽽⾔，关于最惠国待遇，McLachlan教授在其著作中将 Maffezini 案的管辖权决定称为“异端（heretical）”，认为 Plama 案对 Maffezini 案的批判令⼈信服，并认为除⾮缔约⽅明确约定，否则最惠国待遇不应适⽤于双边投资协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关于“必要性”的抗辩，McLachlan将CMS裁决与CMS裁决撤销决定作对⽐，并认为撤销委员会的观点应更加予以重视。见 Urbaser S.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s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Argentine Republic , ICSID Case No. ARB/07/26, Decision on Claimants' Proposal to Disqualify Professor Campbell McLachlan, 12 August 2010, ¶ 24 (“ Urbaser S.A. v. Argentina”).
[18] 同上，¶¶ 43-45。
[19] CC/Devas (Mauritius) Ltd., Devas Employees Mauritius Private Limited, and Telcom Devas Mauritius Limited v. Republic of India (PCA Case No. 2013-09), Decision on the Respondent's Challenge to the Hon. Marc Lalonde and Prof. Francisco Orrego Vicuña, 30 September 2013, ¶¶ 62-64 (“ Devas v. India”).
[20] 同上，¶¶ 17-27。印度指出在Orrego Vicuna教授担任⾸席的三个ICSID仲裁案决都解释了《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基本安全利益条款，Marc Lalonde先⽣在其中两个案件（ Sempra v. Argentina 和 CMS v. Argentina ）中担任边席仲裁员。印度指出这三个仲裁裁决都进⼊了ICSID撤销程序，在这两位仲裁员共同处理的案件中，相关ICSID撤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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