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娜拉”形象的重构——论付秀莹新作《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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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论 2019年第6期  总第43期
在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70后作家以写作日常生活与人性见长。70后作家们在延续五四新文学故乡书写传统的基础上,多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徐则臣的“花街”、鲁敏的“东坝”、张楚的樱桃镇以及曹寇的“塘村”等,都以少年往事与日益稀薄的当下人情事理进行比照,在日常的书写中建构另一种现实。2019年第2期的《十月》刊登了付秀莹最新小说作品《他乡》,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了一个名为翟小梨的青年女性的成长经验和情感道路。来自芳村的翟小梨读完大学之后留在S 市,初识生活的面貌之后凭着一股韧劲考取北京高校的研究生,最后在北京得以站稳脚跟。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
在这部具有半自传彩、带有自己影子的作品中,付秀莹为读者们贡献了一个当下新女性的人物形象,让很多女性可以在翟小梨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时,付秀莹也为新世纪文学贡献了一个标新立异的新娜拉形象。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娜拉”形象书写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与新女性观方面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便是娜拉来到中国,并被塑造成新女性的代言人。共青团中央微博
娜拉“砰”的甩门成为妇女问题引起关注的序章,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曾著文表明自己的观点。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塑造出子君这样一
内容提要:《他乡》是付秀莹的最新小说作品,作家延续以往的传统,再次书写“我的精神根据地”芳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翟小梨来自芳村,带有芳村与生俱来且独有的特质。这些特质虽历经城市文明的影响,依然执拗地镌刻在她的精神底上。在时代的舞台之上,翟小梨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她可以跨越时空与中外走出家庭以求自由的女性同声相应。付秀莹在承接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视角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下,塑造了一个新世纪的“娜拉”形象。翟小梨的身上有着五四时期勇敢走出家门的“娜拉”们的影子,又有着在新世纪复杂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之下一个女性成长所面临的困境与抉择。《他乡》是对百年前“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问题的一次遥相呼应。从芳村到北京,从乡村到城市,翟小梨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了新世纪作家书写人性以及探索和把握时代精神的叙事能力,也为当下新女性形象的成长书写和伦理观的重构做出了应答。
关键词:付秀莹  《他乡》  新娜拉形象
新世纪“娜拉”形象的重构
——论付秀莹新作《他乡》
张丽军 刘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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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娜拉形象且写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探讨了“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胡适借《贞操问题》《李超传》等作品表达了他的妇女问题观。此外,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现代的女权运动》、周作人的《妇女运动与常识》、吴虞的《女权平议》、叶绍钧的《女子人格问题》、罗家伦的《妇女解放》、向警予的《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邓春兰的《妇女解放声中之障碍及补救方法》《我的妇女解放之计划同个人进行之方法》等数十篇文章同样表现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社会媒介还凭借其影响力掀起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大讨论。与此同时,五四时期较为活跃的女作家诸如冰心、庐隐、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石评梅等皆各自言说自身困境与心声。在时间维度上,这批女性作家对于该问题的关注贯穿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期、高潮再至落潮时期的前后十年,她们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一系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妇女解放进程的风貌与困境。娜拉式出走成为新女性离开旧家庭的第一步,也成为五四女作家所共同面对的时代焦虑与现实难题。
除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娜拉式女性形象塑造以外,一些女性作家勇敢地走出家门,成为娜拉行为的践行者,较为典型的作家便是萧红。在上世纪30年代,萧红在作品中书写自己经历的飘泊生活、写童年的回忆、写与旧生活的决裂以及她在逆境中的乐观奋发。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创作了一大批深受“五四”启蒙话语影响的“女性出走”主题的小说。借助对父亲形象的书写和重构以及母亲为代表的“女结婚员
”形象的“出走”,张爱玲在作品中传达了自身对于以出走为唯一价值指向的“娜拉”式妇女解放之路的质疑,并“对五四以来以主流价值观念而存在的娜拉神话进行了颠覆与终结”①。上世纪50年代,杨沫《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则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引下,走出家门后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她最终走向的人生道路体现了当时女性解放思想的新追求。上世纪70年代《伤痕》中的王晓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铁凝《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上世纪90年代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王琦瑶以及以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斯妤、张欣、张梅等为代表的女作家都塑造了一大批自身所处时代的“新娜拉”形象。综上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娜拉出走”的主题,经历了不同时期作家和文学作品的重写和重构,“娜拉”形象呈现出“恋爱至上主义、革命至上主义、生存至上主义”②等方面的发展轨迹。新世纪以来,付秀莹的新作《他乡》以女性视角和第一人称叙事角度书写了在当下时代变迁中,女性在现实中总是会面临现实困境和精神困境等多方面复杂的状况。
二、当下新娜拉的“离去与归来”
付秀莹新作《他乡》以关注社会的写作姿态、强烈的现实感以及渴望与时代和社会对话的写作方式塑造了翟小梨这一形象。乡村给了她温情的慰藉,城市令人感到陌生且充满危机和陷阱,隐身城市又使她获得还活在人间的坚硬真实。在生活的辗转腾挪之中,翟小梨经历了两个维度的“离去与归来”:一方面是在故乡与他乡的维度,另一方面则是在家庭维度。家庭维度方面的“归去来”在女性成长书写和伦理观重构层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故在此不再赘述。他乡让个人产生难以融入之感,由于自身所处世
界价值观的审美趋向和价值判断等方面的疏离,在面对物欲世界方面同样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翟小梨的“感情秘密确实也只有在城乡之间的撕裂和缝合中,才得以诞生”。③小梨的感情生活成为展现当下社会时代和价值伦理的一个切入点,在这种日常叙事有关的美学中,平淡却又有着深刻的意义。
走出芳村的小梨是自尊和自卑的集合体,小说中她的生活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城市生活转变。一次是毕业因为丈夫而留在S市,一次是自己通过艰辛的努力考到北京的高校读研究生。S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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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梨经历过工作时的无助,对父母的歉疚,对录取工作校长的感激,对公婆一家冷漠的悲愤,夫妻二人生活的困窘等一系列困难和境遇。小梨“走异地寻异路,到皇皇帝都,再度求学”时则有所侧重地表现了男女关系方面的纠葛和在北京面临更大的诱惑。小梨是时代中卑微但又有着自尊的不安分者,在两个城市所遇到的人和事中尽管有温暖的灯火,但内心却是一片黑暗充满着无可排遣的异己感和他乡感,小梨自然也就成为当下所处时代的都市里讨生活者们的画像。她的原生家庭在农村,又是最小的女孩子,青年之前的生活充满温暖和爱,这与青年后经历城市冷漠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小梨身上有着强大的欲望和力量,但在生活中却是“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工作调动的、抚育子女时的艰辛、家庭的不和谐等一系列问题让小梨觉得城市虽然充满明亮、温和、欢乐,但是“好像并没有一张笑脸”。S城的生活在翟小梨的生命中以平静、深情的方式写下
河北医药教育网了世间众生喧哗和五味杂陈生活的厉害,也道出了世事艰难生活的转折,多有一地鸡毛的意味。在被生活琐事和丈夫的不上进逼仄到生活的悬崖边上的时候,小梨毅然决定考取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来试图逃离这种惊惶不定与彷徨不决。但到北京求学之后所面临的是另一重的烦恼与诱惑,北京成为另一个陌生的异乡,小梨置身其中“仿佛一个孤单的岛屿,在茫茫人海中沉浮”。小梨在城市的经历成为城市外来女性生存出路狭窄的现实性投射,小说还勇敢地写出了女性用身体获得一些改变环境的机会,这个命题古往今来一直难以避免。无论是小梨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生活总能提供给我们丰富的困惑以及难以察觉的情况,小梨在城市的遭遇也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表征。在小梨的经历之中,有最富意味的象征和生活真相的深度揭示,时代中人与人关系最本质、最势利的关系通过女性的情感际遇表达出来。即便小梨有着比自己的研究生同学更为丰富的人生经历,自称为生活的知情者但在小说中那些怀着难以置信语气,高频率出现的反问句以及设问句,充满着一个女性对于生活未知的好奇与质疑。无论在S市还是北京,一旦离开自己出生的土地,总是会产生一种陌生感。也许这样一种异乡感,是一种永远在别处的异乡感,困扰着每一个有着平凡而千篇一律生活的人们。小说书写了小梨身体空间、精神空间、感情空间的变化,也许在这种空间变迁中,看清生活的底牌之后,每一个像小梨一样的青年女性都将情感寄放在超乎乡村与城市之间某个更加虚无的存在。因此,尽管小说书写的是个体女性的回乡际遇但却充满隐喻彩和普泛意义。
《他乡》中除了大量小梨在城市的书写,对于芳村的书写总是伴随着明媚的彩,呈现出一种民间自
粟裕战争回忆录由立场,而且在读作品时很容易就想到鲁迅《故乡》。回乡图景的描绘和书写是中国知识分子还乡的普遍经验。1921年,鲁迅发表《故乡》,小说中叙事人回到故乡之后,记忆中的故乡与眼前的故乡产生了深深的裂隙,给人深刻的震惊体验。《他乡》中的小梨同样也是流动的知识分子,她一直夹杂在一个不安稳的时间和空间里,因而对故乡的书写便成为渴望寻安稳、信任以及爱情、亲情等情感的隐喻。小梨在他乡受到创伤之后通过回忆故乡进行自我疗救。故乡有爱自己的父母和妹,也有热情的乡里乡亲。小梨曾在走投无路时将女儿送到芳村,村庄同样以最宽广的胸襟接纳芳村的子女以及他们的后代,并带给他们生存的美好。小梨的女儿在“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二带她见识了湿漉漉眼睛的小羊、毛茸茸的小鸡和小鸭子。爱让人完整和柔软,之后女儿在面对自己大姑时即便忙于升学考试,也会对姑姑表现出一种温柔与耐心。芳村与物质主义的当下现实有所区别,芳村遥远而美好。人们的欲望也不是浓烈的,流传着久违的美德以及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认识,芳村的人平凡但又有着某种神性,那里有小梨可以看见风景与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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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鲁迅在《故乡》中写到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芳村最终也成为小梨的他乡,在外飘零很久的她只能远观也无法真正抵达,那里与彼处相映照,显现出人性的清冽、洁白与一尘不染的神性。就小梨而言,走出乡村的路很漫长,通向城市的路也很漫长。
三、新女性成长书写和伦理观的重构
《他乡》是对“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④的表述,作家以入世之心体察每一个人内心的苦难。在这种细腻的体察中,作家结合传统朴素的家庭伦理观念,对于当下新女性的成长进行了刻画和书写,同时对当下的伦理观进行了一定的关注和思索。原生家庭是小梨的底,两个家庭的父辈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念,在这两种伦理观念以及后来与老管、郑大官人等异性交往的影响下,小梨最终选择回归家庭,实现了不忘初心的回归家庭之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亲可能意味着一种传统,一种行为方式和行事风格。小梨生在芳村的父亲母亲尽管在小说中处于失语状态,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给小梨的生活以最朴素的指引,这种指引温暖且充满力量。小梨的家庭观念和对于丈夫的标准都是以自己的父亲作为标杆。在小梨的心中,“父亲,是典型的北方大男人的形象,强健的,高大的,坚韧的,大树一样,强悍地伸展着枝叶,为我们遮风挡雨”⑤。
小梨从儿时内心深处便有着这样一种朴素的意识,这也是后来他对幼通家庭责任感缺失而愤怒的源头,就像小梨的自白:“我一直以为,天下的父亲,都应该是我父亲那样。沉默寡言,却坚韧有力。为了孩子,什么苦都肯吃”,这种家庭责任感源自原生家庭最朴素的伦理。等到上大学之后,正值青春年华的翟小梨遇到了云老师,云老师曾经委婉地劝说过小梨,她与幼通并不合适。之后云老师还将小梨叫到自己的家中如母亲一般关照,之后小梨在S市后云老师还和爱人去看望了小梨。云老师在小梨陷入爱情之中时,及时提醒小梨“别耽误功课”,这也为后来小梨在S市感受生活之艰难后毅然决定考取北
京高校的研究生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等到结婚之后,与丈夫的家庭产生密切的关联,丈夫的父亲母亲的家庭角同样成为小梨对家庭伦理审视的样本。丈夫的父亲在家庭中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母亲则整日以丈夫为中心,这种家庭模式同样也不是翟小梨心目中理想的类型。在北京遇到的老管、郑大官人等异性并对他们的情感与家庭生活略做审视之后,翟小梨最终实现了自己伦理观的重构。与以往“娜拉”形象不同的是,翟小梨的家庭伦理观是一种自我内省后的选择。最初,恋爱和婚前的翟小梨从来都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被丈夫的手牵引着慢慢靠近向往已久的生活。当家庭与丈夫都不能成为自己的肩膀和依靠时,小梨独立面对生活,充满了自立、自强、自尊和韧性。在城市面对为改变环境而需要利用女性的身体时,作家和主人公小梨都勇敢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在小梨的情感经历的变迁和自我成长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青年女性的美德,也看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小梨的丈夫幼通成为小梨伦理观念形成最重要的人生导师。小说最后,小梨将丈夫幼通比作是自己的历史,也坦诚自己终生都迷恋丈夫的宽厚。幼通自身也有很多性格上的局限,也有原生家庭模式影响下所形成的性格缺陷,同样也有不思进取、不能承担家庭责任的一面。但小说中写的最多的还是他身上有着一种很可贵的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气息,他与小梨的充满了“古典意味的情感段落”⑥。小梨之所以将幼通比作自己的历史,是因为她曾经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过这样的表述:“昏暗的灯光,在隧道里显得格外惨淡,正如同,惨淡的迷茫的青涩岁月,漫长,压抑,屈辱,看不到些微的光亮和缝隙”。在生活黑暗的隧道中,她的丈夫幼通曾经也一度算是翟小梨生活中的一种光芒给她依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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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引方向。曾经无论是在芳村发大水还是母亲去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小梨在北京求学时也是幼通带孩子,当小梨看到更大的世界在追逐权力、金钱时,幼通身上似乎总是存在一种不迷失本性的宽厚。在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交织之下,现实世界是由无数个日常的波纹组成,作家在小梨的经历中探讨了女性内心所能承受的悲哀,以及在人生风雨中如何自持,如何自我救赎。
百年前鲁迅在思考“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问题时指出“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⑦,鲁迅鼓励女性争取经济权。新世纪的今天,一株芳村的小草,在波谲云诡的生活中逐渐成长成为一棵从容且能为他人遮挡风雨的大树。就像小梨自己说的那样,“当经历了那么多命运的崎岖动荡,当我们亲口品尝了生活的千种滋味之后,在异乡,在北京,我们终于心平气和了”。另外,小说的叙事角度和切入点也让我们看到作家在叙事事件节点把握得恰到好处,小说的叙述人以向女儿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了这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成人之后以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体来感悟和审视自己的成长历程,是一个成年自我对懵懂无知的幼年自我的倾听和对话,也就是跟着幼年自我一次长长的旅行,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传体记忆。在这一番自传体记忆中,小梨温婉柔韧的情感线条,满带感情而朴实的语言,复杂的人物关系,隐忍的高尚,忧伤的面貌等因素让我们一览无余。同时,这样一种向女儿讲故事的叙述呈现带有回忆姿态的距离,有一丝清醒和忧伤。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和带有自传性的题
我要去延安>连弩材,整篇小说的叙述基调既具细腻性又有着深刻的内省性,显现出可贵的生活哲学与诗的品性。小梨的成长历程如一个放大镜般,向我们呈现了那些如小梨一般内心充满着渴望,有血性有温情,性格上有着宽广的尊严的人。除此之外,通过小梨,作家展现了对个体生存的思考。作家在对小梨成长的苦难和伦理观建构的叙事中,呈现出有关当下普罗大众之于家庭、社会和人生进行思考和质疑,因此在对个人的书写过程中又融入了对社会和时代的书写,这让小梨变成一种象征,小梨的经历也成为一种时代症候。
四、结语
五四时期的“娜拉”们,受时代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她们的先锋姿态更多地体现为话语先锋而并非是行动上的先锋以及思想观念上的先锋。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娜拉”式女性形象内心深处仍然受着封建礼教的禁锢和束缚,外部社会环境更是限制了女性走出家门寻求自立的道路。尽管当时的人们纷纷注意到女性的苦闷与困境,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一定层面予以思考但抱持的女性观以及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与态度仍然是传统的。在“娜拉如何走出家门”、“娜拉走后会怎样”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思考,始终没有冲破传统妇女家庭观念的局限,更没有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出路方案,所以当时的娜拉们无论是否走出家门,结局多是以失败或者悲剧的形式告终。上个世纪其它不同时期的书写娜拉式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受制于时代和社会的复杂因素同样呈现出姿态各异但却惊人一致的悲剧性。在文字世界中,在时代风潮影响下的新女性始终难以摆脱家庭羁绊、情智冲突等方面的相互掣肘
和挤压,不得自由之路径。
21世纪的今天,现代女性解放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仍然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他乡》中的翟小梨,从芳村走向北京,通过在文字领域的发展、施展自我的才华和能力实现了自身事业方面的发展和自我的独立。同时,在自我成长与发展之中实现了伦理观念的重构,最终选择实现回归家庭。五四新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时间,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娜拉”形象,在“娜拉”形象长廊中,付秀莹塑造的小梨这一“娜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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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特别新鲜。以往的“娜拉”要么是反叛,要么是顺从。而小梨在与生活和异性的矛盾和斗争中,小梨是先顺从后反叛,然后自己选择回归,并且还得到了丈夫的理解和接纳,尽管曾经因为要离婚的事情撕破脸面,丈夫最后还是以宽厚的姿态接纳了她。小梨身上体现了当下一类新女性的特质,改革开放产生了她们,支撑了她们,也理解她们。以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或者不曾书写娜拉走后怎样,或者书写离开的“娜拉”要么死去,要么回来,是一种无奈和被迫。而当下的娜拉选择离开家庭再回来更多的是一种自主选择,是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后对幸福的追求,对伦理和美好的一种坚守。小梨这一类的新世纪女性,她们承受了生活赋予她的一切苦难,仔细品尝过生命的滋味之后,扎下根来,从生活的知情者成长为生活的揭秘者。她们渴望尊严,追求爱与被爱,人事的山重水复、内心的阴暗和曲折
让传统的婚姻和两性矛盾在新世纪有着更加复杂的状况。她们在理想与现实之中苦苦挣扎,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到了自己的同类。在翟小梨成长中,女性可以实现体认自我并能触及到自身的过去和来历,这是属于新世纪“娜拉”这一代人的精神轨迹。她们在变动的时代摸爬滚打,在生活本身的庸常和意外中寻求与精神和道德的握手言和之道,在她们身上我们得以看见人的命运与时代相互成全的可能。
“优秀的作品,应该给一个黑夜中孤独的个人以精神意义上的还乡,或者让我们感到作为个人的自己与作为社会的存在之间的血肉关联”。付秀莹曾谈及自己的创作,“只是把自己的心血、泪水、汗水、血肉打碎了揉进笔下的人物,然后让他们有呼吸、有心跳”。《他乡》中小梨每一次人生的转折作家都会交代出季节,在春夏秋冬的四季变换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生和生命的无常与宿命感,在人生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伴随着季节带给人的冷暖也算是生活给予的一种宽慰。在与生活的秩序的对抗与和解中,小梨逐渐迈进生活的真相,从容地应对了生活对自我的围困。在与生活柔软绵长的牵扯中,小梨收获了自己人生的安全感,这不全是出于巨大的道德的焦虑和压力,更多的是出于对人性空间的宽广和生活的多重质感的一种理解和审视。在翟小梨身上可以看到生活的博大精深,也可以看到她对个人和时代的思索。付秀莹以青年女性的视角切入了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予贫穷者、异乡人切肤的疼痛和困扰,并以一种放大镜式描摹地方式,让他们到了自身命运的代言人和发声者,他们平凡普通但又有着极为普遍的相似性。在小梨的身上,似乎也能看到
了上世纪80年代进城青年理想的神采和力量,而不是当下城乡书写中普遍存在的乡村人难以进入城市的幻灭感。小梨的成长给青年人、给青年女性以希望而不是让人更迷茫,她身上有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感和脚踏实地的双重努力。
注释:
①颜浩:《娜拉神话的颠覆与终结——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出走”主题》,《文艺研究》,2016年03期。
②叶楠:《现当代小说中的娜拉出走主题及其嬗变》,《文学教育(上)》,2018年07期。
③郜元宝:《回乡者·亲情·暧昧年代——魏微小说读后》,《当代文坛》,2007年05期。
④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⑤付秀莹:《陌上》,《十月》,2019年02期。
⑥谢有顺:《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以几篇小说为例》,《小说评论》,2007年03期。
⑦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莘县实验初中
⑧张莉:《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作者简介: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刘兰慧,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本文发布于:2024-09-23 14:23:58,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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