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长青
【摘 要】以往人们经常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评价<绝对信号>,却很少有人关注这部作品是如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这既不符合高行健本人"真实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质"的理解,也不符合艺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必然规律.事实上,这部无场次试验话剧再现了1976-1982年间特殊的"接班"就业制度,逼真地刻画了青年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
【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1(000)003端粒和端粒酶
【总页数】4页(P63-66)
【关键词】《绝对信号》;高行健戏剧;就业制度直流固态继电器
【作 者】罗长青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210093
信息是什么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7
高行健、刘会远编写的无场次试验话剧《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后观众反响强烈。从1982－1983年的评论文章看，人们肯定了戏剧的“艺术形式”创新，如《话剧舞台上的一次新探索》《新花新路新尝试》《话剧的创新——看〈绝对信号〉有感》《小议〈绝对信号〉小剧场演出》 《可贵的是探索精神》等。不过，“艺术形式创新”也不可能是纯粹创作技巧实验，同样会有可阐释的现实主题。其实，通过比较青年们不同的人生道路，《绝对信号》真实反映了当时特殊的“接班”制度，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事实上，就业确实是1976－1982年间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反映就业问题的好几部文艺作品在当时都取得过较大的社会反响。最具争议性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1979)，虽然涉及的是知青回城，但也与就业相关;王安忆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 (1981)，写知青返城之后的苦闷与失落，其中就有回城后没有工作的苦恼;路遥的成名小说《人生》 (1982)，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就是随着“民办教师”和“县委通讯组通讯员”的职位得失而变迁。 本文试图从就业制度这一角度对《绝对信号》重新进行解读，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推动对这一作品的深入研究。
“接班”、“子女顶岗”、“内招”的就业制度，并不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秘密，而有其公开的法律法规依据。197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1](P40)这种特殊的就业制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1]例如劳动部1956年1月14日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2](P406)。后 “接班”就业制的恢复，是从中央1973年8月4日批准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计委1974年7月2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盐业生产工人子女顶替问题给轻工业部的复函》开始的。前者规定“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三个行业内可以从农村招收职工子弟，后者规定“盐业生产”职工子女的就业可以参照前者执行。“在上述四个行业实行子女顶替和内招办法后，其他行业的许多企业为照顾职工子女就业，也逐步实行了上述办法。”[3](P57)僵化的 “接班”制度堵住了待业青年人生奋斗的希望。所以，我国后来出版的劳动法律 法规手册也逐渐承认“子女顶替”和“内招”制度有一定的弊端，“难以保证招工质量，造成职工队伍素质下降，给企业管理工作增加困难，还助长了部分青年的依赖思想，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于人才的成长。”[4](p110)
甲苯二异氰酸酯《绝对信号》充分暴露了接班制度的种种问题。首先，从新老就业交接来看，这一制度的缺陷极为明显。一种情况是，父母退休与子女就业时间不一致，蜜蜂姑娘到了该就业的年龄，她父亲只有50岁，5年之后她才可能顶替父亲上班;另外一种情况是，多个子女同时争夺顶岗职位，父亲退休后的列检工岗位，就是被黑子顶替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职工退休后无子女可以顶岗，到了退休年龄又不退，张车长便是典型(剧本中55岁为退休年龄，张车长已经56岁)。其次，资源配置存在弊端。男性更适合列车检验或者修理工作，但是，黑子的而不是黑子，最后顶替了列检工的岗位;女性在服务行业具有先天的工作优势，老年男性去野外养蜂则可能觉得很有趣，但是，接班制度不可能对蜜蜂姑娘和父亲之间的职业进行调整。再次，就岗位本身而言，车长、列检员、客服人员的工作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以张车长对自己26年的工作描述为例，“二十六年来，我没有一天在家超过十二小时的。除了我结婚那阵请过三天的婚假，我就再没请过假，有点头疼脑热的也都扛着，要补假就更难办了”。 “我天天就这么蹲守在车里，冬天对着个火炉子，夏天迎着风。 有月亮的时候看月亮，没有月亮看山的影子和灯光。”这样的工作虽然谈不上苦与累，但是那种乏味、无聊、孤独、寂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的，涉世未深的见习车长小号就埋怨道:“像个机器一样，一辈子就这样交待了，这哪是人干的活儿。”[5]小号本人只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父亲却让他在铁路系统工作，这样的接班显然也不太合理。最后，接班制度造成正式工和临时工“同工不同酬”，劳动价值扭曲。在企业改制之前，国有企业职工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法定休假，生病时有医疗保险，成家时可以购买单位福利房，退休时可以让子女顶替岗位，退休后还可领取养老金。事业单位的待遇和福利在实施过程中会打折扣，不过与临时工、无业人员、农民相比，体制为他们提供的社会保障要充分得多。戏剧中的黑子是临时工，超时加班干重活脏活不说，工资比正式工低得多，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保障，没有活则可能被辞退，当然也无医疗、住房、养老等福利可言。蜜蜂姑娘的父亲反对这门婚事的最大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黑子没有“固定工作”。
黑子是全剧的中心人物。首先，黑子最早出场，然后才是车匪出场。其次，黑子是剧本中的“哈姆雷特”，他的内心冲突尤为激烈。再次，在全剧四组重要人物关系中，有三组涉及到黑子(师徒:车长、小号;朋友:小号、黑子;恋人:蜜蜂、黑子;同谋:车匪、黑子)。最后，“黑子”成为列车安全的关键力量，为争夺犹豫的黑子，车匪和车长 (含小号、蜜蜂姑娘)展开了
多次较量。正如“哈姆雷特”是理解《哈姆雷特》的重要线索，“黑子”是解读《绝对信号》的关键人物。黑子同小号是友情关系，黑子同自己是亲情关系，黑子同蜜蜂姑娘则是爱情关系。考察人物关系可以发现，黑子在接班制度下是如何成为社会真正的“黑子”。
就个人素质而言，黑子可能是戏剧中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和小号是同学兼好友，这说明他读过书，并不是没文化;他能在货场做临时工，说明他身强体壮，吃苦耐劳;黑子让顶替父亲的工作，说明他甘愿作出牺牲，顾全家庭大局(反悔当然是后来的事);蜜蜂姑娘喜欢黑子，这说明他英俊帅气;黑子不让小号知道自己和蜜蜂的关系，这说明他设身处地为蜜蜂姑娘着想。不过，接班制度并不是依据个人素质，而是按照家庭出身来提供就业机会的，当父亲的列检工岗位被顶替之后，他便成为“多余”或者“过剩”。这一点甚至从“黑子”的名字中可以猜出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红”被人们视为进步、胜利、前进、光明，而“黑”则被人们看成是落后、失败、倒退、阴暗。“黑子”这个名字，要么意味着他本人的“阴暗”心理，要么意味着他被人当成是社会的“阴影”。
戏剧中出现小号和黑子的大段想像，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紧密无间的朋友，但在想像当中却彼此隔膜。“在小号的想像中，黑子的样子是粗野的，而蜜蜂则是神经质的。”“在他 激励约束机制
(黑子)的想象中，出现的小号和蜜蜂都不是现实中真实的模样。小号冷漠，蜜蜂则轻盈得像是梦。”由于接班制度，他们毕业后从事“正式/临时”两种不同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了彼此的隔膜:正式工认为临时工“粗野”，临时工认为正式工“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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