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辽金政权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为主建立的，因此反映这两个政权历史的辽金史学也颇具民族特，是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试就1949年以来辽金时期史学的发展作简要综述。 一、关于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
1．中国史学史著作对辽金史学的研究
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辽金史学作综合的研究，重要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部：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修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对辽金史学的研究包括在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和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之中。金毓黻先生肯定了辽金两朝的史学成就，包括《辽实录》、《金实录》和金朝所修的《辽史》等。
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共分十九个专题，其中有“辽金元明史学概观”专题。作者虽然认为辽金的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史学派别也没有什么特点，却也表列了辽金实录的修订情况，并简要介绍了辽金两朝官府所修史书。
宋衍申主编、汪受宽副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其《封建史学的鼎盛》一章里讲了宋辽金元史学，其中作了这样的评述：“辽、金、元三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鼎盛期所体现的多民族史学吸收融合的一部分。”该书有关辽金史学，不仅剖析了两朝修史制度的因革，而且在记述《辽史》、《金史》编修过程时，简述了辽金官修和私修史书以及野史笔记的情况，指出辽金与元朝史学承继唐宋史学的传统和丰富中国史学内容的民族特。
瞿林东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关辽金史学集中于第五章《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
—宋辽金史学》。作者以《辽金史学的民族特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为标题分六个方面(辽代史学的民族特、辽代史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辽代史学与民族融合、金代史学与科举考试、纂修实录和编撰《辽史》、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辽金的史官制度、史学活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史学的成就，突出强调了辽金史学的时代特点，即民族特和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 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四卷《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由吴怀祺先生所著，该书的第十章《辽代史学》概述了辽代史学的基本
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吴凤霞
[内容提要]辽金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辽金史学的研究，近六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某一具体方面，如修史制度、史书与历史文献、史官和史家、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都有可观的成就。这些对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识辽金史学和辽金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解放日报改版
[关键词]辽金时期史学修史制度史官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241(2010)02-0055-04
[作者简介]吴凤霞渤海大学历史系辽宁锦州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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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具体探讨了辽代史学产生、繁荣与嬗变的历程，契丹、汉族先民关系认同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的借鉴作用在辽代治国安邦中的运用等问题。该书的第十一章《金代史学》重点讲述了金人对历史的重视及金代史学思想中的实录与直书论。
2．专著、文章对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
以论著的形式对辽代史学总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进行较深入研究的成果不多，主要有以下数篇：杨树森先生所撰《辽代史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根据《辽史》散见的资料和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勾勒出辽代史学的大体轮廓，包括辽代的修史制度和辽代所修当代史的门类、辽代史学代表人物和主要的史学著作，并总结出辽代史学的三个特点：一是辽代的史学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直笔修史的优良传统，二是辽代的史学反映了辽宋金元时期的时代特点，三是辽代的史学反映了契丹族尊重女性的传统习俗。
吴怀祺先生所撰《辽代史学与辽代社会》(《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将辽代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穆宗以前为辽代史学的发生时期，景宗、圣宗、兴宗时期是辽代史学发展、繁荣时期，道宗及天祚帝时期为辽代史学嬗变的时期。作者指出辽史学的重要特点是：历史的借鉴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契丹汉族一源认同的历史意识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的主流。
黄震云的《论辽代史学》(《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则从修史概况，修史机构和史官，史学思想，
曲江模式史书翻译，专门史等方面探讨了辽代史学的发展。
黄凤歧的《契丹史研究》(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第六章第二节涉及了辽代史学，作者认为契丹贵族重视本民族历史的修纂，辽朝所编修的《实录》为撰写《辽史》或研究契丹史奠定了基础，并对契丹族史家及其所编史书、史料的特点作了归纳。
关于金代史学的综合论述的文章也有几篇，如：葛兆光的《金代史学与王若虚》(《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一文，指出金代史学也有一个由微而盛的变化，是承袭北宋史学而发展起来的，靖康之变之后，南(南宋)、北(金)两方都抛弃了北宋史料学考辨疑古的传统而继承了北宋褒贬义理派的史学风气，只有王若虚本经史《通鉴》之学为指归，倡言实录，与流俗不同。何宛英的《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则从三个方面讲了金代史学的发展：翻译史籍，重视历史教育；修《辽史》，总结前代历史经验；修撰本朝史，以示方来。并强调金代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立封建君臣大义，统治者实行“仁政”，促进的发展等。另外，张国庆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探讨了包括契丹史学和女真史学在内的北方民族史学的特。
二、关于辽金修史制度的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所著《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版)一书在考察《
辽史》形成过程时，就对辽金两朝官府修史的基本情况作了认真梳理，为后人研究辽金修史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些有关辽金史学的文章对辽金时期的修史制度也多有涉及，如前面所提到杨树森先生的《辽代史学述略》、黄震云的《论辽代史学》等文。
对辽金时期修史制度的研究专文主要有：朱子方所撰《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将辽朝的史官分为两类，一类是记注官，一类是修史官。何宛英的《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重点考察了金代的修史机构，认为金代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和记注院，与修史有关的机构还有著作局。并分析了金代史官的特点为：强调史官的民族成分，选用第一流的知识人才任史官，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台湾学者王明荪所撰《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第22卷第1期，1988年6月)一文探讨了金修国史的机构、史官和所取得的成就及对元修《金史》的影响。赵彦昌的《辽代修史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从文书档案的角度研究了辽朝修史制度。吴凤霞的《女真贵族的史学自觉与金代实录的编纂》(《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梳理了金代实录的编纂过程，并分析一些女真贵族在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另外，一些文章在考察机构设置时或考察其他官职时也涉及辽金时期的史官，如何天明的《辽代翰林院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杨果的《辽代翰林院与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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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1期)等。
三、关于辽金时期史书与历史文献研究
辽金时期有多少历史文献？曾贻芬的《略谈辽、金时代的历史文献》(《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把辽金皇朝境内存在的历史文献作了分类。主要包括继承前朝的文献，辽金自己刻印的图书，用民族文字(契丹文、女真文)翻译的汉文典籍，以及两朝的文人自己撰述的书籍等。从辽金两朝文献的类型看，辽金330年的统治，北方文化的发展并不是隔绝的。中原传统文化对这两个北方皇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汲取中原传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养分而成长起来的辽金文人，也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独具特的文化，辽金文化与宋文化共同构成了10至13世纪中期的中华文化。中国体育报
从史料的角度探讨辽金文人著述的史学价值和史学影响的文章有不少，如张博泉、程妮娜、武玉环的《〈中州集〉与〈金史〉》(《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明确指出元好问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位颇有成就的史学家。他在当代史的研究中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中州集》就是他从事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作者充分肯定了《中州集》的史学价值：《中州集》虽在史事的全面系统上不抵《金史》，但它可以反映金代一些史家对史学的一些珍贵看法，在好多方面可以订正《金史》，或与《金史》互证和补充，研究《金史》，《中州集》是不可少的有史料价值的书籍之一。李峭仑、蔚润明的《试论元好问碑记文章的史学价值》(《晋阳学刊》19
90年第5期)、程妮娜的《〈遗山文集〉与史学》(《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对元好问的碑记文章和《遗山文集》在史学上的价值进行了专门的探讨。美籍华人陈学霖在《元好问〈壬辰杂编〉探赜》(《晋阳学刊》1990年第5期)一文中对《壬辰杂编》一书作了蠡测，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宋德金的《刘祁与〈归潜志〉》(《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一文对《归潜志》的内容和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徐松巍的《〈归潜志〉价值初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徐松巍、隋丽娟的《明鉴得失纵论兴亡——
—〈归潜志〉史论特点探微》(《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志勇的《〈归潜志〉》史料价值述评》(《韶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王德朋的《论刘祁〈归潜志〉的史料价值》(《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吴凤霞的《〈归潜志〉史论的内涵与意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等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归潜志》的史学价值。陈学霖的《刘祁〈归潜志〉与〈金史〉》(陈学霖《金宋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将《归潜志》与《金史》进行了系统比较，指出了《金史》所用《归潜志》之处，分析了《金史》用这些材料的原因，也说明了何以《归潜志》有的材料不为《金史》所采用。李锡厚的《〈虏廷杂记〉与契丹史学》(《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以及吴祥瑞的《金代档案初探》(《江西档案》1986年第6期)，郭阳、万高丽的《论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历史编辑》(《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辽金时期史学著述的价值和影响。
四、关于辽金史官、史家研究
关于辽金史家的研究有较多的文章，朱子方的《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对辽代著名史学家及其著作一一作了介绍，如室昉、邢抱朴、马得臣、耶律庶成、萧韩家奴、耶律孟简、耶律俨、王师儒、王鼎等，并分析了辽代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台湾学者王明荪的《金代士人之历史思想》(《兴大历史学报》第11期，2000年12月)透过对金代士人的史学、史学批评与其诗作之史怀(情怀)的分析来看金代士人的历史思想，指出金代士人重视历史之书写与儒家思想、德政，他们认为历史之中心在于义理(真理)、史学之精神在于实录(直书)，而历史有其鉴戒功能，他们同时也具有天命思想。张博泉先生所撰《元好问与史学》(《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考察了元好问的经历，总结了元好问在史学上的贡献，也探讨了元好问与《金史》的关系。在《时代与元好问》(《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一文中，张博泉先生强调，元好问的著述中，贯穿着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存史。以诗存史的是《中州集》，以文存史的是《元遗山集》，以小说存史的是《续夷坚志》。台湾学者孟繁举的《元好问与金源史学》(《山西文献》37期，1991年)，王德毅的《元好问的生平及其史学》(《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都是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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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元好问与史学的关系展开讨论的。周宝荣的《略论元好问的史学成就》(《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则对元好问的史学成就作了总结。丛佩远的《多才多艺的萧韩家奴》(张博泉主编、丛佩远副主编《东北历史名人传》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和刘春玲的《略论萧韩家奴》(《阴山学刊》1998年第3期)都致力于考察萧韩家奴的生平事迹，肯定了这位契丹族史学家的史学成就。纪兵的《著名史学家耶律俨》(《阜新辽金史研究》第2辑，1995年)则对耶律俨的生平及其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影响作了考评。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刘祁与归潜志》(《宋史研究集》第五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70年10月出版)和宋德金的《刘祁与〈归潜志〉》(如前述)均对刘祁的生平及《归潜志》成就作了综合论述。葛兆光的《金代史学与王若虚》(如前述)对王若虚的“实录”思想及在历史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上所表现出的与流俗的不同见解进行了分析。
五、关于辽金时期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研究一战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辽金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取得宗主地位的时代，也是由分散的多政权向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转化的时代。在这个重大的变革时代，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在正统观、民族观上。这些观念无疑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如张博泉先生的《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
7年第1期)，宋德金的《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和《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辽金西夏史研究——
—纪念陈述先生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齐春风的《论金人的中州观》(《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和《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郭康松的《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珍的《试论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武玉环的《辽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结语部分也论及契丹以炎黄为其祖先的历史观、契丹华夷同风的社会观、契丹南北平等的民族观、契丹封建文明的道德观，王明荪的《金代士人之历史思想》(如前述)都属于这类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定的深度，反映了辽金史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也代表了近些年来对辽金史学研究的逐渐深入。
数控技术结语
从以上对辽金史学六十年来研究状况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辽金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数量的成果。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发表论著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从整体上看，这种状况使辽金史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改观。概言之，一是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人们从史书内容、体裁、思想的丰富多样和民族特点的突出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辽金史学的贡献。这与以往对辽金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史料的整理相比是一个进步。二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书、历史文献和史家的研究，
其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人们在关注《辽史》、《金史》和元好问的同时，对《中州集》、《遗山文集》、《归潜志》等诗集、文集和笔记，以及萧韩家奴、刘祁、王若虚、耶律俨、完颜勗等各族史家也都予以重视了。这些研究成果对推进辽金史学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对辽金时期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研究近几年成为辽金史学研究进展较快的一个领域。一些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这些研究同样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辽金史学的认识。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尽管辽金史学研究在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其他时期史学研究(如两汉史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两宋史学等等)相比，辽金史学的研究显然还是很薄弱的。辽金史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较为独特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古代多民族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与它的地位不相适应，因而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还有不少研究有待做进一步的拓展，希望今后从事辽金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辽金史学问题，以推进辽金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不断进步。
由于笔者识见所限，此综述肯定有所遗漏，评论或有不当，祈请专家学者指正。
责任编辑：薛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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