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再就业・专题研究・
王日根 张先刚
摘 要：明中叶前后，山东栖霞地区墓地系统在宗族整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墓碑上的谱系记录着家族世系，墓地的空间布局遵循世系排列而昭穆有序，墓地 祭祀活动制度化并形成“房社会”等组织，从不同层面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入清 以后，族谱迅速在民间普及。清中叶以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兴盛，带动了
祠堂及其物质基础祭田的发展。祠堂延续并超越墓地系统，成为宗族活动的公共
空间。栖霞宗族收族方式的变更，是参与宗族活动的人变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
的结果。
关键词：明清 栖霞 宗族
学界普遍将祠堂、族谱与族田视为宗族组织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且始终起作用的因素，甚至视之为宗族组织的普遍模式，即“用祠堂、族谱和族田这三件东西联结起来”的家族组织,“从宋明以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夕，非常普遍”。①就华北宗族研究而言，如杜赞奇、杨懋春、黄宗智、乔志强、从翰香、张思、周大鸣等均指出，北方宗族发展不及南方，宗族组织的影响亦远不及南方。②本文则着眼于自明至清中叶这一较长时段的山东栖霞区域，认为栖霞宗族发展有
剩女①②
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中国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4—329页。另有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谱牒学研究》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清史谱牒资料及其利用》,《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这些成果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祠堂、族谱和族田的作用。
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90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乔志强:《近代华北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近代中国农村的村民结合与村落共同体———旧华北农村农耕结合形成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周大鸣:《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时亦较兴盛，宗族兴衰往往不是人们所经常强调的官方统治薄弱、民间自治彩较强的表现，而是国家政策调整、参与宗族活动的人变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否的结果。不同时期的宗族存在着凝聚纽带的明显差异，并非自始而定、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收族方式的不断变更历程。
一、明中叶前后：宗族以墓地为凝聚纽带
明中叶前后，栖霞宗族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墓地及墓地祭祀活动而展开的。
(一)墓碑上的谱系
在宗族发展史上，谱系起着划分昭穆关系、统合族人的重要作用。明代以前纸质的族谱并不普遍，而
铭刻在墓碑之上起着认证祖先、谱写宗族世系作用的谱系却较为盛行。铭刻在墓碑上的谱系起源甚早，宋以后宗族意义上的碑刻谱系开始盛行。宋元时期在墓碑上刻录家族世系图表，相当普遍。①与其他地区相类似，栖霞墓碑上的谱系在元代或以前已经出现。至元二十五年(1280)所立的“千户牟公茔葬之碑”、②栖霞前阳窝衣氏“孝思碑”较为典型。③明宣德丁未(1427)科状元马愉去世后，后世子孙在其茔地刊刻石碑(位于临朐县马愉茔地内)，以吊线图的形式记录马氏家族第一世至第十一世的世系脉络情形。马愉是马氏第六世孙，生活于明宣德朝，可以推测，该碑所立的时间应该是明嘉靖时期。立于明天启二年(1622)的栖霞北埠郝氏墓地中的郝守朴墓碑(位于栖霞北埠郝氏墓地)记录着该家族的迁徙及郝守朴儿孙辈的情况:“儒官讳源郝公配刘氏墓。原籍直隶省枣强县，徙居青州，又徙居莱州府城北平里店，又徙居栖邑，因于北埠村居住十一世矣。”立碑者为儿嘉吉、耀吉、贵吉、荣吉、庆吉、升吉、进吉、新吉和孙裕球、裕秀、裕缙、裕泰、裕昌。
清朝初期，栖霞多数宗族在编修家谱时往往注重遍访祖茔碑铭，期望从墓碑中了解谱系。汶阳《陈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其九世孙陈自新修族谱未成，于是带领族人在祖茔中树立谱
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②③
鑫诺六号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3《谱系》有多段材料描述了其变迁过程:“古时宗法未亡，
族葬掌于墓大夫。墓道之中，意必有刻石志其昭穆之兆域，而今亡矣。”“唐咸亨四年，郑惠王石记。其后云，谨件，先皇子孙，勒诸贞石。自嗣郑王郢州刺史璥至邵陵公衍，共十子。鲁共所书郭敬之家庙碑碑阴，列敬之男八人，皆汾阳兄弟行也。孙十五人，曾孙三人，并详其官位。”“窃(指柯昌泗)谓祠墓之碑，皆可本此例。以世系勒于碑阴，则谱牒即有散亡，石刻犹在，不至无征……此亦礼失求野之意也夫。厥后碑阴刊记世系，遂为宋元碑之通例矣。”“云某氏先茔碑者，溯述世系，刊载一石，最先见于唐之张氏碣……深得古者族葬宗法之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3—215页。肇家庄《牟氏谱书》(同治六年续修)录碑文曰:“公姓牟，讳全，夫牟氏之先出乎?牟子之国汉有太尉牟融，后因以为氏焉。爰自汉魏晋宋齐梁魏卿大夫，功被邦家绩载青史者，不可数记。及亡金失驭三二十年间，干戈相仍，家谱遗亡，不知所存。公之先父讳温，居世之际，赋性淳朴，举措质诸天地，对于神明，故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弟。生二子，长全，次矶，寿享八十有九，而(温，牟全之父)卒于至元二年……(牟全)生子三，武，玄，疃。疃受行省札付，充管军百户，嗣续以后，簪缨相望……岁至元二十五年岁次戊子十一月望日，文登先教谕于登撰。”
前阳窝《衣氏全谱》(1938年修)“腾祖支”之《大元国奉训大夫般阳路总管府判衣公孝思之碑》记载:“高曾宅兆在县北艾山之阳，交毛之阴，高曾以下分支流派俱见碑阴。皇祖讳才，皇祖妣曲氏，生四子，大伯讳逸，二伯早逝，三讳俊，即公之父也。四叔讳斌……公之皇考治理生廉谨，与物无兢，士林称为君子。乡里目为善人，寿八十四，终于家之正寝。皇妣刘氏生二子，长曰整，次即公也。整娶王氏，
生四男，入仕者二。长讳琛，三任本县都监；次讳玉，始充礼部奉差，迁任登莱宁三州监文纳财赋官……公与夫人王氏生三子，孟曰祯，只受敕牒，两任监司管局；仲曰允，见任登州杨家店巡检；季曰敏，充形部奉差。”
系碑:“胞伯讳自新者，读书成名，欲修谱而未逮。其后服叔鹿鸣乃率族人立谱碑于盘龙庄之祖茔。”①据笔者所见，清嘉庆十五年(1810)所立新店崔氏墓碑(现立于栖霞新店村南)、道光十三年(1833)所立草格庄姜思明墓碑、光绪年间所立下桑树夼王氏始祖墓碑(现立于下桑树夼王氏祖茔内)、清代(具体年代不详)所立郭家店郭玠墓碑(现立于郭家店村北)等都属于谱系碑。其中，下桑树夼王氏始祖墓碑不仅追溯始祖以下的世系，而且详细记录了王氏一门族众的地域分布；郭家店郭玠墓碑不仅记述男性的世系情况，而且把墓主儿孙辈配偶情况也详细地铭刻其上。
可以说，在明中叶以前的栖霞地区，墓碑既可达到祖先认证之目的，又可起到记录世系支派、统合宗族、加强宗族认同的作用。
(二)墓地空间布局
工艺设计
许多族谱都单列茔图篇以记述其祖茔的位置。栖霞《张氏族谱》记载:“乾隆己未(1739)谱有西山老茔及仙仁埠、鼓儿埠三处。伏念族大支繁，各家茔葬积久益增，非详绘为图，或后人宦游于外，久埠归省，又或遗丁孤幼，春秋二祀缺于拜扫，数年以后虽欲稽之，将必有恍惚而未干遽信者。兹编各绘为
图，各为一卷，庶传之永久，按图可稽。”②黄城《丁氏族谱》在第一次修谱时就有“为之绘茔图”的记录，以后历次重修都有“载坟墓山向”、“绘茔图”之举:“其有茔盘者，注明弓口、四至、山向、坐落，并有茔房者，亦注明茔房四至、间数，无茔盘者只注明丘坐山向，各绘成图，专订一册。”③
从茔图看，该时期墓地的空间布局相当重视宗族世系的排列。以某个祖先为中心的墓地，其子孙坟茔的排列以“人”字形和“一”字形较为普遍，墓地的空间布局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墓碑上的谱系。下以回龙夼张氏和黄城丁氏为例，说明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宗族谱系的对应关系。
回龙夼张氏祖茔中，八世张可望墓地是典型的“人”字形布局。④该墓地首丘是八世张可望及其夫人毛氏。据嘉庆二十年回龙夼《张氏族谱》记载:“张可望，字文泉，廪生，配毛氏，子五，长伯鹏，次伯鹤，三伯麟，四伯龙，五伯凤(后改名联台)。”⑤族谱中没有记载张可望的生卒年月，但根据其第五子联台于天启丁卯年考中副贡、逝世于崇祯五年(1632)可以推断，他应生活于明中期。张可望的五子中，除第三子伯麟因为过继给张可望之兄可学而没有葬于该墓地外，其余四子伯鹏、伯鹤、伯龙与联台四对夫妇皆分列张可望左右。张可望的孙辈有八人葬于该墓地。⑥瑶及其夫人齐氏，璪，璪之夫人马氏三座坟丘位于左下侧；瑾及其夫人戚氏、妾解氏，瑜及其夫人吴氏，瑞，瑷及其夫人朱氏，璓，玠及其夫人萧氏六座坟丘位于右下侧。曾孙辈中，一复及其夫人唐氏、一选夫人吕氏坟丘位于左下；一晋及其夫人齐氏、一复及其夫人陶氏、一乾及其夫人刘氏、一选及其夫人林氏、一益及其夫人柳氏孙氏等人位于右下侧。一乾之曾孙世宦及其夫人杨氏之墓、世宦次子文倬及其夫人孙氏崔氏之墓分列
整个祖茔的左右侧。
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
①②③④⑤⑥汶阳《陈氏族谱》卷1“陈氏族谱序”，光绪十七年续修。
回龙夼《张氏族谱》“凡例”，嘉庆乙亥年续修。
黄城《丁氏族谱》“凡例”，宣统元年续修。
回龙夼《张氏族谱》,《张氏茔图》，嘉庆乙亥年续修。
回龙夼《张氏族谱》卷1，嘉庆乙亥年续修。
据《张氏族谱》记载，伯麟生二子，长瑞，次璥；伯鹏生二子，长瑾，次瑜；伯鹤生二子，长瑷，次璓；伯龙生三子，长珍，次瑶，三璪；联台生二子，长玠，次玟。这11人中，有8人葬于该墓地。伯麟次子璥因承继张可学而“迁茔诸谷”；联台之子玟因承继张可教也未葬于该墓；伯龙三子珍未葬该墓地的原因不明。
对照墓地的排列和世系，其间存在空间布局与支派系谱关系的一致性，诸如过继、分房等各类宗族关
系的变更亦清晰可辨。“人”字形墓地的排列格局在栖霞及附近地区相当普遍。黄城《丁氏族谱》中所载茔图多该类型，新店崔氏墓地也是按此类型排列。
除此类型外,“一”字形格局也较为常见。该类型墓地中的“始祖”或位于茔地的中央，或偏于一方，次辈的坟墓多尾随成一字排列。黄城丁氏四世丁文质及其二子、长孙的墓地呈典型的“一”字形。该茔坐落在黄城西南三里外赵家庄正南方。首丘为四世丁文质墓，其后为五世丁万明、丁万禄墓，再后为六世丁尽礼墓，该墓地系统以文质墓为起点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按族谱记载，丁文质为丁氏第四世。族谱未载明其具体生卒年月，但是其孙(万明次子)得实生于嘉靖壬戌(1562)、卒于崇祯癸未，可以推测丁文质应卒于嘉靖前后，而墓地也应该是于该时期建造的。该墓地虽是三代共葬，但是因文质是单传，且其后的长支万明、次支万禄俱葬于该墓地，因此该墓地是除丁氏始祖墓地之外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在丁氏宗族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丁文质之孙丁得实墓也是按“一”字形排列。①丁得实墓坐落在邑城西北3里外南阔疃，其中葬丁得实支下六世至十世共五代14人。该墓中间位置为六世丁得实墓，左(以首丘方位为标准)为七世丁永安墓，右为丁永泰墓，再左为丁永桢墓。丁永安祖墓前为八世丁大升墓，丁永桢墓前为丁大训墓，丁永泰墓右方从左至右依次为丁大有、丁大年、丁大振墓。丁大年墓前为九世丁克禳墓，该墓右为丁克忠墓。丁大振墓前为丁克亮墓、丁克弼墓。对照墓地坟丘的排列则显示：各支派的谱系脉络以及其中的昭穆关系、父子关系均能一目了然。
据以上分析，栖霞的墓地一般按照“人”字形或“一”字形等易于安排和辨别世系关系的形状排列，上述张
可望、丁文质和丁得实的墓地是典型的代表。当然，栖霞宗族的墓地并不是简单地以一个祖先为中心而形成单个独立的小茔盘，而是多数茔盘皆统合到大的宗族墓地系统中，即宗族墓地也相对集中。《丁氏族谱・茔图》所记录的851座坟墓中，杨家疃茔地有97座，南涧老茔有191座，百涧老茔有168座。②宗族坟墓相对集中，单个小茔盘又严格遵循宗族的昭穆秩序，整个茔地井然有序，如同宗族谱系关系在茔地空间的再现。
(三)以墓地为中心的祭祀活动
在民间祭祀中，墓祭有着悠久的传统。先秦已有墓祭，只是时间不固定。③唐代寒食墓祭已进入国家正祀的系统，随后深入民间，成为普遍习俗。④北宋清明之日，士庶“皆出城上坟”。⑤这一习俗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明人谢肇淛说:“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⑥在山东历城,“祭：士大夫有家庙，设主于中，祖考龛椟依次附焉，累世不祧。凡遇祭期，则刑鸡以荐。或谒墓则奠之，即贩夫贩妇亦知负楮镪而往”。⑦在栖霞,“寒食日：拜扫先墓，添土筑坟，或迁葬云”。⑧表明墓地祭祀习俗在明代相当盛行。
天水郡赵氏的墓祭，不仅祭祀始祖，同时也祭祀因功名而显赫的开国伯(植)、开国子
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②③④
⑤⑥⑦
⑧黄城《丁氏族谱》,《茔图》卷1,2001年续修本，第8页。
边通达黄城《丁氏族谱》,《茔图》卷1，第12页。
参见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266页。
参见《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页;《新唐书》卷168《柳宗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35页。
吴自牧:《梦梁录》卷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谢肇淛:《五杂组・天部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子部第37册，第374页上。
崇祯《历乘》卷14《风俗纪》，转引自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光绪《登州府志》卷6《风俗》，清光绪七年刻本。
(格)，并且以兄弟二人的封号(天水郡)作为宗族的代称。开国伯兄弟二人去世后，皆安葬于莱阳县北来
外国文学评论乡凤栖里赵氏祖茔，与始祖共享后世香火。围绕着墓地祭祀活动，赵氏在明中叶以前已经形成墓地祭祀组织———房社，构建了墓地祭祀的场所———飨堂，形成了完善的墓祭制度。
1.祭祀组织———房社
根据《赵氏祖茔建飨堂记》记载，莱阳赵氏于宋代取得功名后，成为地方望族，族众于是选择在“峰峦环纠，林麓丛茂”的栖里建立“房社”,①以便春秋会祭。虽然其间遭遇兵燹，规模萧索，但“兹赵氏春秋两祭，自宋至今十八代，共四十余家，轮流承祭，祭毕会燕，果品颇丰。四百余年，未敢违缺”。“祭祖大事，须家长亲到，乃见尊祖敬宗之意。果有疾病事故，方许以次子弟代替，不体此约偷安自便，是慢弃祖宗之人，非贤子孙也”。隆庆二年(1568)，房社会参加人数有47人，按一支有一家长参与推之，此时有47支来参与房社。以祭祀先祖为中心,40余支派统合到一起，每年春秋祭祀之日在墓地祭祖收族。加入房社组织并参与墓地轮流祭祀，才能成为宗族合格的一员，擅离房社即是背弃祖宗。②如果某个支派不参与房社，就有被排除在宗族之外的可能:“海阳赵疃一分，实为治中公支派，乃以房社不入会，中举不祭祖，族人因而龃龉。”③因此在20世纪初之前的几次修谱中，海阳一支皆未被载入族谱。由此可知，房社发挥着组织宗族祭祀、整合宗族支派的作用。
2.祭祀场所———飨堂
每年春秋两次墓地祭祀之后，栖霞宗族皆有在墓地举行宴食的习俗。最初赵氏墓地并没有专供宴食的
场所，只是露天而坐。到嘉靖三十五年，赵文耀重新振兴房社的时候，情况大为好转。据《赵氏祖茔建飨堂记》:“茔之飨堂非古制也，祭毕而燕，斯有飨堂。古人不墓祭，则何飨堂之有?然报本返始，仁人君子所不忍废，则墓祭不可缺矣……嘉靖丙辰，凤里翁以露坐非便，遂捐资抡材，命工构飨堂三楹，以为燕会之所。”建立飨堂的关键人物赵文耀是赵氏第十八世孙，嘉靖辛丑科进士。此时赵氏家族所建的飨堂并不仅仅是宴食之所，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墓地祭祀场所的角:“轮负翼飞，木石耀采，南北其门，特彤神道，旁为翼室，凡器用之需，罔不悉具，招徕族人，及期云集，展敬卒事，昭穆自齿，献酬往复，和气充盎于一堂之上。于是墓入者众，不数年已增至三十余人矣。”④在赵氏飨堂碑阴上还刻录着赵氏遗训，其文曰:“‘孝友为本，忠厚居心，坦怀遇世，平易近人。凡事以忍为先，家庭以和为贵。言勿轻发，行勿苟且。读书务实学，日用必素朴。处己以谦，交友以敬，御下以宽。至于横逆之赖，惟思自反；穷通之遭，只有顺受而已。’数语祖父家训也。余不才，未能践履，而先人遗言，不敢泯没，以遵训名堂，我世世子孙，触目惊心，念之哉勿忽。”⑤飨堂发挥着宣传家规、强化家训的教化功能。
3.墓祭制度
墓祭制度主要包括祭祀物品的种类和供给、祭祀的资金来源、违反祭祀物品供给的规定和不按时缴纳费用的处罚方面。
(1)祭祀物品。正德六年(1511)该地区遭遇贼害，族人离乱消乏，嘉靖中期才重振祭祀。经过房社内“长幼会议”，祭祀物品比以前略有减少。祭祀物品清单为:
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
①②③④⑤《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祖茔建飨堂记》,1915年修。
分见《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房社会历世条约》，正德六年、嘉靖二十六年、隆庆二年。《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谱例》。
《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祖茔建飨堂记》。
《天水郡赵氏族谱》卷首《赵氏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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