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建设中的文献保障率与利用率研究

藏书建设中的文献保障率与利用率研究
蒋鸿标
文献保障率和利用率是藏书建设中关于文献保障程度和利用程度的两个量化指标。传统的文献主要指纸本图书和纸本期刊,从语种上划分,则可分为中文书刊和外文书刊,但外文书刊在我国图书馆的收藏品种普遍不多,故本文不予讨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已发展到包括纸本文献和电子文献在内的多种文献载体并存的局面,但电子文献不可能取代纸本文献,否则就会出现无书可借的局面。例如,自1990年电子出版物大量涌现以来,美国图书馆不得不将主要经费用在电子文献上,纸本书的采购经费和数量都降至历史最低点,纸本书缺藏严重,从而造成馆际互借的业务量剧增,进而促使美国普渡大学图书馆提出“购买而非借阅”的政策[1]。这说明纸本图书始终是图书馆收藏的重点,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图书馆所引进的电子文献,主要是指各类数据库,特别是指与纸本图书对应的电子图书数据库和与纸本期刊对应的电子期刊数据库,但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利用效果是采用下载量而不是利用率来评价。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文献仅指中文纸本书刊。
一、文献保障率的定义与公式
在我国教科书或工具书或相关论文中,都把“文献保障率”定义为:“图书馆每个读者平均占有的藏书量”[2-4],计算公式是:文献保障率=图书馆藏书总册数/读者总人数×100%。并认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图书馆
事业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志之一, 是制定图书馆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评价馆藏数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其定义和公式具有不合理性。
传统与现代“保障”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有两个含义:一是作动词,表示“保护,使不受侵犯和破坏”,二是作动名词,表示“起保护作用的事物”[5]。就藏书建设而言,保障实际上就是指“拥有”,即图书馆拥有多少文献资源。而拥有的方式就是通过购买而获得,图书馆每年花经费购买一定数量的出版物,就是拥有的体现。
书刊的计量单位有种和册(份),“种”表示知识单元的不同,种的增多,意味着信息量的增加;“册”则包括了复本的因素,复本不增加信息量。对知识总量和单元来说,计量单位是“种”而不是“册”[6]。但我国图书馆在
探索与争鸣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9年(总第2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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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文献时,普遍存在一种书刊购买若干册(份)的现象,甚至有的图书馆为了应对教学评估,在评估期内突击购书,“有的书采选了数十册、上百册”[7]。或者在期刊装订时,将订购的各种期刊依据其出版频率和页码的多少装订成若干册,人为地增加了文献的册数。但不管一种书刊购买多少册(份),知识单元还是表现在“种”的概念上,册(份)数的增加并不会导致知识含量的增加。所以,应该以书刊“种”数作为衡量图书馆藏书数量的标准更为合理。
我国每年出版的书刊种数位居世界第一。如2014、2015、2016年我国出版的图书(初版)和期刊分别为255890种,9966种;260426种,10014种;262415种,10084种[8],但适合每个图书馆购买的品种是有限的。以图书为例,适合高校图书馆购买的品种每年实际上只有3~4万种[9],而根据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的采访实践,符合购买条件的品种占征订书目图书品种的15%左右。所以,为了完成年度购书任务或为了满足教学评估的要求,图书馆不得不采用有书就买或在适合购买的品种的基础上加大复本量的采购办法,从而造成购买的图书脱离本馆读者需要或复本量超过读者实际需要量的尴尬局面。
教育部教发[2004]2号文件《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以下简称“评估指标”)中规定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生均图书册数合格标准为:综合、师范、民族、语文、财经、政法类院校图书馆,人均100册;工、农、林、医、艺术类院校图书馆,人均80册;体育类院校图书馆,人均70册,并规定生均年进书量合格标准为:综合、师范、民族、语文、财经、政法、艺术类院校图书馆4册,工、农、林、医、体育类院校图书馆3册。但这种评估指标的设置缺乏科学依据:第一,册数不等同于种数,虽然册数(复本)包括种数,但册数和种数是互逆关系,即在总册数相同的情况,种数越多,复本越少;复本越多,种数越少。第二,图书馆的藏书是公共产品,可以重复、多次使用,不存在排他性,也就不能采用按人分配的方式进行分割,因而人均占有文献册数的计量方式脱离实际。第三,藏书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文献会失去其利用价值,故在新旧文献并存的情况下统计人均占有文献册数更是毫无意义。第四,以人均占有文献册数的多少来衡量读者满足程度高低的做法也脱离实际。虽然国外学者格兰普(Clapp)和乔丹(Jordon)于1965年提出过藏书量标准为“V=50750+100F+12E+12H+335U+3050M+245 00D”[10](后来被修正为:V=80000+145F+12E +15H+395U+3900M+38000D)。其中,F为教师人数,E为注册在校学生人数,H为本科优等生数,U为本科专业数,M为硕士学位专业数,D为博士学位专业数,但这仅是作者的个人构想而已,基数的确定缺乏科学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尤其不适用于公共图书馆,缺乏实践意义。事实上,不管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每个读者都可利用其服务馆的所有馆藏(包括种数和册数),意味着每个读者都“拥有”用之不尽的文献资源,即使每种书刊只收藏1册(份),也足够每个读者使用一辈子。就高
校图书馆而言,每个读者在校时间仅为三四年,对文献品种的需求更为有限。而且,不是每种书刊都适合每个读者利用,故藏书量的多少并不代表读者的实际需求量,也不影响读者对文献资源的利用(借阅期限和复本的限制,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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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同一种文献不能同时满足读者的借阅需求,但通过轮流借阅可实现对文献的重复利用。按照借阅期限30天计算,理论上1册书一年当中可流通12册次,能够满足12位读者的借阅需求,事实上多数图书不需借阅30天,借阅后数天或十余天就归还的不在少数,而一年当中被借阅12册次的图书却为数不多)。
从文献保障率的计算公式来看,也不符合率的定义。所谓“率”,是指两个相关的数在一定条件的比值(比率),即分子和分母的计量单位必须相同,如森林覆盖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森林面积与该国
或地区国土面积的比率,其分子和分母的计量单位都是“面积”。而文献保障率公式中的分子单位为“册”,分母单位为“人”,计量单位不同,因而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文献保障率是与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出版文献种数有关的一个量化指标,也即某馆在一定时期内收藏文献种数占出版文献种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文献保障率=馆藏文献种数/出版文献种数×100%,故文献保障率的结果只能≤100%,不可能>100%,但并不是文献保障率越高越好。每个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都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和专业范围,提高藏书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是每个图书馆应坚持的原则,“有书(刊)就买”虽然可以提高文献保障率,却降低了适用率。因此,盲目采购文献的结果不但造成巨大浪费,而且严重影响藏书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利用率的定义与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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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都将“文献利用率”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读者借阅文献总册次与馆藏文献总册数的比率”[11-13],并认为“利用率的高低是对藏书内容的质量、藏书结构等方面的综合反映,通过它可以看出藏书质量的高低。”[14]但其定义和公式也是错误的。
从公式的分子来看,它表示读者借阅文献的总册次,但每个图书馆都存在大量不被读者借阅的文献,也就没有产生借阅记录,故“读者借阅文献总册次”掩盖了那些文献不被借阅的事实。从流通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文学类图书中的小说都是读者首选,一些名著被反复借阅,
无疑增加了借阅总册次。如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挪威的森林》,2001-2018年的18年间被借阅2536册次,年平均借阅141册次(该馆收藏了22册,理论上年借阅量应为22×12=264册次,实际上仅有理论值的一半多,可见复本配置过多),居各类图书借阅排行榜首位。但不管借阅多少册次,被读者的利用都表现在品种上,即使被借阅1次,也表明该书适合读者使用;被借阅多次,则表明该书适合多数读者使用。而一些学术专著在图书馆很少被借阅或不被借阅,但不能认为其质量低,故借阅总册次的多少与藏书质量不存在因果效应,更无法得出“利用率的高低是对藏书内容的质量、藏书结构等方面的综合反映,通过它可以看出藏书质量的高低”的结论。
从公式的分母来看,它表示馆藏文献的总册数。图书馆藏书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馆藏总册数也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但每个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每年的读者人数基本上是固定的,每年借阅图书的总册次在不同的时代却呈现逐年持平或增加或递减的态势。如某馆2001、2002、2003年(纸本文献时代)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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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册数与借阅总册次分别为28.4万册,128481册次;31万册,179829册次;52.8万册,249449册次[15]。2003年和2002年相比,馆藏册数和借阅总册次分别比上年度增加21.8万册和69620册次,但增加的借阅册次与增加的馆藏册数相比,微不足道;在电子文献普及的年代,纸本图书的借阅则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如某馆2009、2010、2011年借阅图书总册次(原文未报道其馆藏书总册数,但可以肯定藏书总册数会逐年增加)分别为246015、237611、210776册[16]。因此,以基本不变或逐年递减的借阅总册次与不断增加的藏书册数相比较,结果必然会越来越小,但不能由此推定出文献质量越来越低。
从统计方法来看,不同的统计对象和时间结果会绝然不同,如统计对象可以大至全部馆藏册数,小至某类书刊的总册数或某种书刊的总册数,由此得出的结果也就缺乏可靠性和比较的意义。例如,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文学和医学类图书2001年分别为7079册(2544种)、27338册(6203种),2001年7-12月借阅量分别为4766册次和2891册次,利用率分别为67.325%和10.575%;2002年1-6月,借阅量分别1073册次和4940册次,利用率分别为15.158%和18.070%[17]。这是在不同时间以相同藏书量作分母得出的结果,但2002年上半年文学和医学类图书按购书进展,其品种和册数应有所增加,但统计的藏书量却相同,显然不符合事实。又如新疆塔里木大学图书馆2012年图书总利用率为12.9%,其中H类和I类的利用率分别为33.29%和29.75%[18]。这是在同一时间内统计不同藏书所得出的结果。由此可见,利用率的高低并不是取决于藏书质量而是取决于统计方法。
从计算公式来看,按照“率”的定义,其分子和分母的计量单位必须相同,而该公式的分子是借阅总册次,分母是藏书总册数,因而也不符合“率”的定义。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用率只能≤100%,不可能>100%,因为“不论什么类型,什么规模的图书馆,书刊的利用率小于100%是绝对的,文献采购工作再科学、合理,也会有少数的书刊的利用率为0。”[19]所以,该公式和定义存在常识性错误。
事实上,通过该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指平均每册书刊的借阅次数,而不是利用率,再将借阅次数变为百分数,则是错上加上。即使按报道中所述国外图书馆的利用率“美国为234%,英国为500%”[20]也不高(统计对象是全部馆藏还是某类馆藏抑或某种书刊我们不得而知,统计时间不同结果也不同,因而利用率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平均每种(册)文献仅借阅2.34册次和5册次,也即平均被2.34个和5个读者借阅。显然,面对成千上万个读者,这样的借阅次数是很低的(按照国外图书馆普遍1种书刊订1册(份)的做法,以30天为一个借阅期限,1册书刊一年当中理论上可借阅12次)。
综上所述,文献利用率应该是与馆藏文献种数有关的一个量化指示,即在一定时间内,读者借阅文献种数与馆藏文献种数的比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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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为:文献利用率=读者借阅文献种数/馆藏文献种数×100%。该公式的合理性在于,它反映的是哪种书刊被借阅过,而不是哪种书刊被借阅多少册次,故它能有效指导采访工作,可以根据读者借阅的学科和品种,尽量选购“适用”的品种,而不是有书就买或为了满足评估指标而用复本代替品种。复本多少与满足程度有关,它解决的是短时的借阅需求;品种的多少与保障程度有关,它解决的是长远的潜在的借阅需求。在经费一定的情况下,配置过多的复本必然导致品种不足,大量“适用”品种未能及时采购,从而降低保障程度。
即使将利用率的公式定义为“读者借阅文献种数与馆藏文献种数的比率”,也不能得出“利用率的高低取决于文献质量的高低”的结论,因为它与文献质量无关,而是与文献适用性相关,一些学术专著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长期无人问津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随着文献品种的不断增加,藏书规模越来越大,但随着文献的老化以及适用对象的限制,适合读者利用的文献品种并不是随馆藏品种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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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况且随着藏借阅一体管理的实现,多数文献不需要外借就能解决读者对相关知识的需求,这部分文献也就不产生借阅记录。同样地,以馆藏文献种数作分母的利用率,其统计对象也可以大至所有馆藏品种,小至某类馆藏品种或某种书刊,不同统计对象和统计时间其结果也必然不同,因此,“提高利用率”的设想脱离实际,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意义。
三、结 语
文献保障率是图书馆收藏文献品种齐全程度的一个量化指标,拥有一定的文献品种是保障读者利用的基础。虽然我国每年出版的书刊品种数量可观,但由于每种书刊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而且质量良莠不齐,再加以每个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都受到馆舍面积、购书经费、读者对象、专业设置等多方面的限制或影响,因而并不是保障程度越高越好。就图书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类适合所有专业的读者利用,故适合订购的品种较多,而自然科学类除了一些科普读物适合所有读者利用外,专业性图书仅适合相关专业读者利用,故适合订购的品种较少,但也不是“有书就买”;就期刊而言,除了一些消遣性、通俗性的大众化读物外,不管是社科类还是自科类,学术性期刊利用程度较低,特别是学生读者基本上不利用,故期刊的订购除了不必配置复本外,重点应放在阅读型期刊上,学术性期刊宜少订,读者对学术性期刊的需求应通过订购数据库来满足。影响采访质量的因素是指文献本身的学科属性不符合学校专业设置和读者需求或形式特征不符合管理要求,从而影响其价值的发挥或造成浪费[21]。因此,图书订购要从学科属性、内容特征(专著或论文集或参考工具书)、正文语种、读者对
象等内容因素和出版形式(单行本或多卷书或丛书)、著作方式、著者类型、出版规格、装帧形式等形式因素进行控制,在此基础上加强同质化图书(书名相同或相近)的控制[22],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坚持“种多册少”原则,尽量做到“适用”的图书不遗漏,不符合条件的不订购,以打造一个适用品种相对齐全、内容质量和形式质量较为规范的藏书体系;期刊订购则应从读者对象、出版频率、出版规格、出版形式(一号一刊或一号多刊)、期刊功能(阅读性或学习性或研究性)等方面进行控制[23],以实现纸本期刊订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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