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清教主义的殉难者_牧师的黑面纱_中胡珀的形象分析

牧师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是美国作家霍桑(1804~1864)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最早发表于《Token》杂志上,之后被收录在霍桑的第一部短篇故事集《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年)。[1]霍桑的短篇小说按题材可以分为“新英格兰传奇”和“心之寓言”两大类。《牧师的黑面纱》是“心之寓言”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胡珀牧师是位受教民爱戴和敬重的牧师,一个星期天早上在为教民做弥撒时他突然罩了一块黑的面纱,此事引起了教民的强烈反应,包括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都力劝他摘下面纱,但都以失败告终。由于面纱的存在,胡珀牧师与教民的关系从此疏离。在孤苦惨淡的心境下牧师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即便在生命结束的最后时刻他也拒绝摘除面纱,就这样面纱最终陪伴他敛棺下葬。
对于该短篇小说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多关注面纱及其象征意义,比如,美国小说家爱伦坡推断面纱是牧师隐秘之恶的象征,他认为胡珀牧师与他参加葬礼上死去的少女有不洁关系。还有些评论家如Frederick Crews认为胡珀牧师与霍桑的其他一些作品中的人物一样,都是霍桑对于两性性关系的恐惧。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面纱代表了基督教原罪的概念,面纱象征人类天性中对罪恶的迷恋和隐藏罪恶的意识。[1]本文试图从清教主义对人与人性禁锢的视角,重新解读这篇小说。纵观胡珀牧师的一生,我们不难感受到清教主义的熏陶浸染已深入其骨髓,在极端清教主义的束缚和禁锢下,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牺牲品和殉难者。
“清教(思想∕主义)(puritanism)”一词是由“清教徒”一词源于拉丁语Purus,意为“清洁”“纯净”。“清教”
既是一种信仰概念,也是一个伦理价值概念。清教的伦理价值是清教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主要表现为虔诚、诚实、节俭、勤勉、节欲、自我完善等。清教徒最初是正面积极的,他们反抗罗马教皇的专制、反对社会腐败风气,注重理智,推崇思想禁绝欲望;他们始终保持严谨和克制,排斥任何可能引致道德堕落的行为。[2]然而随着清教徒乘“五月花”号移居到美洲新大陆以后,清教主义的宗教观日益严苛,清教徒不仅对于自身有极为严苛、非人性化的要求,而且他们甚至不惜消灭那些“异教徒”的肉体而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认为纯正的宗教,结果新大陆殖民地反而出现了更加专制的宗教统治,甚至是残忍的宗教迫害,[3]40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692年约翰·霍桑参与的撒莱姆驱巫案。正是霍桑祖先这些狂热清教徒的行为使霍桑看清了清教主义的弊端以及它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欢乐山的五月柱》和《牧师的黑面纱》为代表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霍桑对清教主义的自省和控诉。
一、极端清教主义对人及人性的禁锢
众多霍桑作品中鞭笞了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人的思想禁锢,他用自己犀利的笔锋和敏锐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幅加尔文体制对人性的残害,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就是《红字》中的丁梅丝戴尔牧师和海斯特·白兰。两人在清教主义浓厚的新英格兰相爱却不能相守,丁梅丝戴尔牧师背负深重的良心谴责郁郁寡欢终其一生,而海斯特也倾尽整整一生的苦行洗刷胸前红字的耻辱。木结构设计规范
《牧师的黑面纱》中的胡珀牧师也因自己的悲伤和对上帝的虔诚,在面部带上面纱,把自己与他人及
贝奥武夫世界隔绝开来。他像丁梅丝戴尔一样是极端清教徒中的代表,正如克拉克牧师在胡珀牧师临终之际所说的那样,胡珀牧师是“一个终生虔诚祈祷、按凡人的尺度堪称思想行为圣洁和毫无瑕疵的典范”[4]74。他鞠躬尽瘁地尽着做牧师的责任,葬礼上他为死者安魂超度,婚礼上他为新人祝福祈祷,安息日他为教民诚挚布道,为了清教教义他牺牲了人性的肉体欲望和精神需求,然而就是这个为上帝献出一切的人恰恰过着人世间最悲惨、最凄苦的生活。为了得到上帝的救赎、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不惜以今生的苦行、忏悔为代价和筹码。仅仅因为自己的悲伤和誓言,他给自己戴上面纱,把自己牢牢禁锢在心灵的深渊里,永不停息的探索心灵的罪恶。“他就这样无休止地走在黑面纱的阴影中,内心战战兢兢,外表充满恐惧,在自己灵魂的黑暗中摸索着,或者透过那块面纱凝望着被它弄得黯淡惨伤的世界。”[4]72他自己并非不憎恨这黑面纱,“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本人对黑面纱也深为厌恶,若非不得已,他绝对不从镜前经过,也绝不俯身去饮静止的泉水,以免在它宁静的怀抱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而受到惊吓。”[4]71即使这样,当他的未婚妻恳求他摘去面纱时他仍然冷酷拒绝。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十足的清教主义殉难者形象,他严格履行清教教规,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任何一点瑕疵和罪恶,所有人性的七情六欲都被压制得了无踪影。
清教主义主张人性要服从神性,人活着就应该永无休止地探索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用神圣的教义涤荡内心的邪恶。这就是为什么胡珀牧师用极尽残忍的方式折磨和虐待自己以获得自我忏悔和救赎的原因所在。上帝和信仰化身为他生命中的最高指令,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从、让位于这种信仰。这样他把
自己同世界孤立隔绝起来,幽禁于内心心灵的禁地。在霍桑看来这种深入骨髓的固执和孤独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霍桑小说中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便是人生而孤独,个人出于不同原因都固守着自己的骄傲和自私。他认为,孤独销蚀人心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因为他否定人类的兄弟之爱。人心应当屈尊学会分享感
极端清教主义的殉难者
——《牧师的黑面纱》中胡珀的形象分析catia
孙建红
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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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从而获得拯救。 [5]然而19世纪的美国,清教主义给新英格兰地区笼罩上了一块巨大的“黑面纱”,“由于加尔文教义所坚持‘无条件拣选’和‘宿命论’,‘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内心孤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同样,加尔文教徒与他的上帝的联系仍是在深深的精神孤独中进行的。’”[3]51胡珀牧师正是因为对清教教义的极端恪守,最终致使他不仅在肉体上无法享受男女间的鱼水之欢,精神上更是因过分的自省和反思而达到近乎疯狂的状态。纵观胡珀牧师的一生,我们分明听到霍桑对加尔文教体制的强烈批判和谴责,对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思想的束缚表达了深刻的憎恶之情。在《红字》的序言中霍桑曾做过这样真诚的坦白:“即使你不以为萨勒姆是乐园,即使你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祖辈血腥使你蒙受了屈辱的诅咒,今天你面对的仍然是朔风刺骨的社会环境”[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霍桑对美国初期新英格兰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清教主义的态度。
二、极端清教主义对个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束缚
清教主义不仅禁锢个人的灵魂,它还束缚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牧师的黑面纱》中,清教思想的根深蒂固不仅使胡珀牧师的灵与肉发生分离异化,更进一步导致了胡珀牧师与他人关系的异化。
首先,由于黑面纱的存在,胡珀牧师和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关系决裂。胡珀牧师拒绝摘下黑面纱,这
使得他与伊丽莎白之间横亘了一道横沟。在坚贞的爱情和虔诚的信仰的抉择中,胡珀牧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心甘情愿地做了上帝的奴仆。胡珀牧师并非不希望和伊丽莎白结为连理,只是他深受清教主义思想奴役,把生活的愉悦与希望寄托与来世,对于现世今生只抱有苦行僧式的生活态度。他曾这样祈求伊丽莎白:“别抛下我,尽管这块面纱今生今世必定要阻隔在我们之间。做我的妻子吧,来世我脸上再不会蒙上面纱了,也不会有黑暗阻隔开我们的灵魂了!这不过是现世的面纱—不是永恒的!啊!你不知道我独自呆在黑面纱后面是多么孤独!多么害怕!别把我永远留在这悲惨的黑暗中!” [4]70-71
其次,由于对清教主义的极端推崇和信仰,胡珀牧师不仅丧失了忠贞的爱情,而且与教民的关系也从他戴上黑面纱的第一天起便开始疏离黯淡,他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异化而扭曲变形。从最开始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到后来“不为人所爱,而且为人所莫名恐惧;他与世隔绝,被排除在众人的健康与快乐之外”,胡珀牧师和黑面纱成为晦气、邪恶、神秘的代言人。在这里黑面纱本身成了极端清教主义的化身,是极端清教主义的鲜亮符号,它不仅使佩戴者本人——胡珀牧师受到巨大的精神压抑和束缚,更给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教民戴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极端清教主义这块巨大的黑面纱笼罩着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使人们在浓厚而狂热的清教氛围中几近窒息。
清教主义异化人与社会关系在霍桑另一篇短篇小说《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小伙子古德曼·布朗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因为与魔鬼邂逅的一次梦幻之旅,他发现平素他尊敬和爱戴的人
们,包括他的妻
子都参加了魔鬼的聚会,从此之后他便疏离妻子和乡邻,成为一个万念俱灰的人并最终抑郁而终。从这两个类似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极端清教主义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负面影响。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不能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使每个人都试图隐藏自己的罪恶,虚伪、冷酷变成了清教社会里不二的处世法则。信仰的基石一旦动摇,人往往把自己孤立封闭起来,危机便肆虐开来。处于信仰危机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始终处于疏离、冷漠、异化的状态。在人们眼中社会不再能够帮助个体,惟有上帝才能选择性的救赎个体,因此他们往往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每个人生活在自己内心孤独的岛屿上,自生自灭,正是由于意识到清教主义的“恶”的方面,霍桑在作品中一直不乏这种对清教主义客观的、自我反省的姿态。麦尔维尔在《古屋青苔》写道:“他身上的这种伟大的黑暗力量显然是从加尔文主义的生来堕落观和原罪中汲取的。”亨利·詹姆斯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指出“霍桑从他的清教根脉中发现了必要的黑暗,并将这种潜藏在美国清教历史和传统中的黑暗加以挖掘利用。” [7]
霍桑曾自谦地称自己的短篇小说为“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彩的花朵”[8],那么我们不妨把《牧师的黑面纱》比喻为这些“苍白彩的花朵”中最为美丽妖娆的一朵。作者通过对面戴黑纱的胡珀牧师孤独抑郁的一生的刻画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教主义对人以及人性的残酷践踏和肆意蹂躏的画面。从小生活在清教氛围极其浓厚的新英格兰地区,霍桑不仅从清教主义中汲取写作的养分,更因其熟知祖先和极端清教徒们迫害贵格教徒的残忍行径和卑劣事迹而深刻地反思了清教教义对人的思想、肉体、社会关系
熊维江
的禁锢和压抑。因此,他不但从历史的视角批判并谴责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奴役,而且从道德方面挖掘清教主义对人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最终成就了自己独具特的写作风格。也许正是因为对清教主义的这种横向和纵向的自省和反思,他的作品不只是平淡的 “带有苍白彩的花朵”,更是沁人心脾的 “旷谷幽兰”,使得闻香赏花的人络绎不绝,最终成就了霍桑在美国历史上经典作家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s/nineteenth-century-criticism/minister-s-black-veil(注:引用处系笔者译)
[2] 惠景露,王海武.浅论清教思想对〈红字〉中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的影响[J].科技信息(人文社科),2008(12).
美国药典
[3] 朱振武.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40,51.
[4] 霍桑著.霍桑哥特小说选[M].伍厚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退票规定[5] /xuba/002.htm(《霍桑短篇小说选》编、译者序)
[6] 张海琰.试论清教思想对霍桑作品的影响[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04).
[7] 尚晓进.清教主义与假面具[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02).[8] 毛信德.美国小说发展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53.[作者简介]
孙建红(1981—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

本文发布于:2024-09-20 20:29:56,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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