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带来了什么启示
“翻译哲学”这个概念是近年才出现的，准确地说，是黄忠廉①先生在1998年第1期《外语研究》上首问“什么是翻译哲学”而开始的。当然，对翻译活动的哲学思考是更早一些的：稍远一点，约半个世纪前，先后有艾思奇（1937②）、贺麟（1940③）、陈康（1942④）、朱光潜（1944⑤）、金岳霖（1948⑥／1983）等数位哲学家对翻译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哲学思辨；近十年，柯飞（1987⑦／1996⑧）、孙致礼（1996⑨）、但冰洁（1996[10]）、阎德胜（1997[11]）、刘邦凡（1998[12]）、杨炳钧（1998[12]）等人都对翻译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哲学思考。但总的来讲，尽管半个世纪前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就已引起几位哲学泰斗的重视，可“翻译哲学”并没有形成气候。近年来，对翻译进行过哲学思考的几人还都是搞语言研究的，足见，“翻译哲学”还是“小菜一碟”，没有引起哲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因 此，数十年前哲学家倡导并身体力行对翻译的哲学认识，足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当然，搞语言的人（包括搞翻译的人）对翻译搞哲学认识并不是没有长处的，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单就他们对语言及语言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熟悉程度而言就是如此。搞哲学的人去研究翻译哲学，其重大的长处（对比于纯粹只从事过语言及语言翻译的人）就在于他们多一些哲学的技巧与思辨。因此，搞语言的人与搞哲学的人联合起来，（如 果有一些既搞语言，尤其是搞语言翻译的，又搞哲学的人，那另当别论），才是振兴翻译哲学研究的最佳选择。
五十年前哲学家们对翻译的哲学思辨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回应，原因是多方面的，恐怕社会变革而带来的学术转移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近几年来，语言翻译界的人士回忆起翻译哲学来，原因也不外三点：一是改革开发的深入使学术研究掀起对以往学术成果的回忆与再现，产生新一轮的学术转移；二是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后的语言翻译理论与实践对翻译的哲学认识的必然；三是西方语言哲学在国内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为翻译的哲学认识提供直接的借鉴。总之，翻译哲学不是泊来品，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货。而这地道的中国货也必须要“卖”出去、走出国门的。因为只有“卖”了出去，才能让外国人认识它，才能使“翻译哲学”走向世界，才能使“翻译哲学国际化”。要把这个地道的中国货“卖”出去，首先要取一个洋名，不要让外国人来个先“注册”。我们取的名是Translation-philosophy（简称Trans-philosophy），而不是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因为，我们主张，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研究翻译的意义（价值）、真理、必然性、可能性、社会性、文化性等一般性质；需要形成关于翻译的一般理论，这些理论具有哲学的意义与功能，有助于哲学问题解决。同时我们也主张，翻译哲学也是一内容提要：“翻译哲学”是近年来在我
国出现的学术新概念，围绕这一概念本文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讨论，给出：翻译哲学就是关于翻译、翻译理论的精深分析及其总和的一般的看法。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翻译和翻译理论。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译者思维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翻译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确立译者思维与文本、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关系。理论探讨个方法论和认识论，具有深刻的方法功能，要研究翻译的实际运用过程，对翻译在言语活动和语言实践的作用与性质作实际的尽可能详尽的分析（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弄清翻译的意义（价值）和正确的使用方法，保证用正确的语言去实现翻译，以免除由于误用语言而造成翻译失败及其由此而造成的种种无休止的争论。另外，我们还主张，翻译哲学不仅仅针对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而且针对于同一语言的不同时代或地域而不得不进行的翻译工作，例如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与通用汉语的转译，以及同一语言或符合系统的不同形式之间所作的解释（interpretation）或翻译工作，例如把三段论的ＡＡＡ式变成一个含具体语言的推理形式，又如通常语言中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即”等等语句都属于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的翻译问题。 二
尽管如此，我们在谈论“翻译哲学”时，首先是把它作为哲学来论的。什么是哲学呢？这是我们必须表明的态度。事实上，凡属搞哲学的人都可能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些人（而且历史上很多人就是如此）试图去回答它，而有些人却避开这个问题而已。我们不会避开它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哲学就是对一切现象所作的精深分析。
“一切现象”，在这，我们是指世间所存在的以及曾经存在的万事万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具体的和抽象的、思想的和实在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以及将来的、现在的和过去的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哲学的工作对象。这里用“工作”表明把这“一切的一切”当作对象时，是要区别于通常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所说的“研究”的。有很多的非常具细的自然科学学科专门针对这“一切的一切”某个方面某个侧面作实际的证实与证伪，以求获得关于这个方面这个侧面的并与其相近似的知识，而哲学却不需要这样做，尽管也会针对于这个方面这个侧面而工作。而它（哲学）的工作目的，不在于获取什么、获取什么具体的知识，而仅仅在于对这个方面这个侧面作出精深的分析。分析既是工作手段又是工作内容，更是工作结果。作出了分析，就是进行了哲学的思辨，作出了精深的分析，就是进行了哲学的思想。
大脑肥胖症“精深的分析”也颇不好说（这“颇不好说”就需要涉及翻译哲学的问题）。单就“分析”而言，作出“分析”是非涉及人的思想人的心灵不可的，因此“分析”不可能是完全非唯主的。自从人类产生语言以来，一切人所作的“分析”是非涉及语言不可的。至于不远的过去、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史料可察，事实可证、现象可推，因此，“分析”也不可能是完全非语言的。“分析”总是有针对对象的，不管这“针对对象”是物质的、精神的、或者玄之又玄的，但都是有“针对对象”的。因此说“分析”是完全唯主的也不确切，而有可能是整体或部分唯主的。至于“精深的”，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直观的标准，因人而异是必然的，因此单就“精深的”而言，显然其标准和实际的效果都只能是唯主唯我的（唯工作者、分析者、哲学家而言的）。我们在冠之“精深的”于“分析”之前，一方面是想尽我们的主观职责，力求让人明白，我们所指的“分析”是要有深度的要精细认真的工作的，而不仅仅就其皮毛或侧面与角度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与引介。另一方面，是想指出，哲学是非需要精细而有深度的思辨不可的，“精深的分析”不是人人可做的，必须是有此思想的人，是非要人的思想不可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什么是“翻译”的问题。
也许我们前面已初步阐明我们对待“翻译”的轮廓，我们所讲的“翻译”是包含三个外延的，一是通常所说的不同语言间所进行的语言翻译。二是同一语言内，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所造成的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与符号之间的转译和理解。三是同一语言内的不同语言符号单位之间的解释与沟通。事实上，这三种翻译还有人为的和机器的区别，不过我们认为一切诸如以电脑为手段的机器翻译都最终是受人的操纵的，因此我们撇开机器翻译而只管人为的翻译了。另外，为了有所区别，我们约定第一种翻译称“语言翻译”（translation），第二种翻译称“释人翻译”，简称“释义”（comprehension），第三种翻译称为“注释翻译”，简称“注释”（annotation）。
翻译（translation）比较于“释义”与“注释”，对人对物（包括对语言）的要求却高得多，“释义”与“注释”只是“翻译”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层次，解决了“翻译”的问题，“释义”与“注释”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翻译”在本质上是包含“释义”与“注释”的，由此我们以为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专题再论述“释义”与“注释”就无必要。当然我们也不否定“释义”、“注释”与“翻释”的区别和不同要求。总之，下文的一切“翻译”词项均指称于“语言翻译”。
关于“翻译”的定义，一直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不同的翻译家都有对“
翻译”定义或内涵的不同理解与把握，这是由翻译的复杂性与外物性所决定的。尽管翻译理论中有很多关于翻译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大多是语言学及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从文化、语言翻译角度去理解的，很少看到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哲学工作者（尤其是哲学家们）也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国外我不知道有没有，国内哲人中恐怕只有贺麟先生曾明言道③：“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与贺先生同时代的金岳霖先生也曾从哲学的角度考虑过“翻译”的定义，不过他并没明白地表述出来，他的意见可理解为：翻译是外物与译者之间所进行的非唯主的沟通，即，翻译是外物（语言及文化）参与其间的译者非唯主的活动。在语言及翻译界，对“翻译”的定义有过哲学思考的人近年来以王克非先生[13]最具代表，他把笼统的关于翻译的定义问题区别为“一是关于翻译是一种怎样的活动，一是关于翻译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并给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但王先生的这一定义并没有明确回避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影响。比较起来，如果从哲学角度去定义“翻译”的话。我们赞成贺麟先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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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显示我们的诚意，我们摸仿他的定义给出我们从哲学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翻译是译者与对象符合（对象语言）之间所作的元符号（元语言）释文（comprehension）、注释（annotation）、解读（explanation）和领会（understanding），是心物交织的客观活动。”也许我们这样的定义也有很多问题，如能得到有兴趣者的指正那是最好不过的。
化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不过我们还是首先为自己作一点解释，一是根据前面我们对翻译外延的理解，翻译是不仅限于不同语言之间的；二是语言对于译者都有外物与主体（译者思想与心灵）沟通的成份，母语对于译者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把握与理解，母语中许多东西或成份也是译者未必知晓的，相对于译者是外物，至于外语相对于译者的外物成份那更多了；三是翻译当然不仅仅是将外语释成母语，在本质上是将一种符号理解、改变为另一种符号，因此是对象符号（被翻译的符号）与元符号（用于翻译的符号即工具符号）之间活动；四是翻译涉及外物，尽管也有主体（心智与思想）的参与，有时也有直觉、顿悟与灵感，但总不可能随意的杜撰与臆想，是非要考虑对象符号的一切社会、文化、学科等内涵的，因此翻译不可能完全是主观活动，本质上是客观的活动；五是翻译又非要译者的心灵与智慧参与不可的，翻译也带较浓主观性的活动，不是纯粹的物质活动，只能是带有主观性的客观活动，按马列哲学的术语讲，翻译是一种精神活动。散射粒子
三
现在该谈“什么是翻译哲学”的问题了。
按黄忠廉①先生的说法是：“在漫长的翻译实践中，人们逐渐地形成了对翻译活动的一般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翻译观。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这样的提法尽管有很多开创性的可取成份，但我们认为较为笼统而粗糙，或多或少有模拟马列哲学对哲学定义的迹象。翻译哲学不可能是一个本体论哲学体系，或认识论哲学体系，最多是一个方法论哲学体系而已。按照我们的观点，翻译哲学实则应是分析哲学的范畴，它是翻译的过程（步骤）、技巧（技术）、方法、方式（模式）、环节（层次）、原理（原则）、价值、本质、心理、道德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所谓一般性的总的看法。它离不开人们的抽象与概括，总是人们对翻译实践的具体分析的结果。离开人对翻译的分析无所谓对翻译的一般的总的看法，一切翻译理论与翻译观都以对翻译进行分析作为原初的动力。同时，所谓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翻译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体指导于翻译本身，而往往是那些就事论事的翻译观点却总是对类似的事（翻译）奏效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反对把哲学的定义固定在“世界观”范围内，翻译哲学不可能是类似马列哲学的本体论体系，而是一个非本体论体
泰州师专附属实验中学系，把它设定在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之中更为合适，这更有利于我们对翻译的实证的分析，更有利于翻译哲学走自己的路；对翻译的一切作更精细而深刻的分析，力求对翻译活动与实践更具实用性和指导性。
说明白一点，我们对翻译哲学的定义就是：关于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精深分析及其总的一般的看法。这表明，翻译哲学有两个层次的研究对象，一是翻译，二是翻译理论。前者是翻译哲学的直接对象，形成对翻译的直观的实证的哲学认识（分析），后者是翻译哲学的间接对象，形成对翻译的总体的理论性的哲学认识（分析）。我们也不完全排除对翻译及其理论形成一些总的一般的看法即翻译观，我们只是说总体的、一般的翻译观或者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翻译观不仅仅才是翻译哲学所要得出的结果。而其它的东西（对翻译和翻译理论精深的分析）也是翻译哲学所结出的“果实”，而且，我们认为结出这样的“果实”更为重要更为必要，是翻译哲学的首要任务。另外，翻译哲学不应是呆板的对其研究对象的静态描述，而更应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动态分析。对于直接对象（翻译）而言更应是动态分析，对于间接对象（翻译理论）或许静态描述（分析）的成份要多一些。当然，翻译哲学的主体手段是静态描述与动态分析的结合。
由此，翻译哲学不是简单的“翻译加上哲学”，诚然翻译活动需要哲学思考，翻译实践、翻译研究需要哲学指导，翻译教学需要哲学为方法为工具，但这都不能叫做“翻译哲学”，因为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究其本质只是思考者操持某种哲学理论去评价翻译及其理论而已。例如，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翻译的过程、功能与本质等，固然这些内容或许可以发展升华为翻译哲学的内容，但这不可能成为主要内容，翻译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于就事论事，在于对翻译、对翻译理论作实证的直观分析。
翻译哲学（Translation-philosophy）与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或Translatology）是有本质不同的。翻译哲学本文前面已作了很多陈述。翻译学呢？1996年以来关于“翻译学”的讨论特别是关于翻译学的定义、框架及理论走向的讨论一直引入注目，不过这些问题都未形成定论。就“翻译学”的定义而言，有代表性的为：“（1）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2）翻译学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翻译的双语转换规律的科学，是研究翻译思维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14]。但无论哪种定义，都向我们指出，翻译学是一门科学，就是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不但包括抽象的基础性的翻译理论的研究（分析与综合、逻辑与概括、演绎与归纳、领会与把握等等都属于研究），还包括具体的实用性的翻译技巧（或方法）的研究，
以及翻译史、翻译教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等诸方面的研究，后者更可能是翻译学的首要任务，而这些显然不可能是翻译哲学的任务。不可否认翻译哲学与翻译学在某些方面是交叉性的，如二者都需要对翻译的定义、本质、哲学基础、价值等作出回答。二者的回答有时是相近似或相同的；翻译学也需要以某一哲学或某一哲学观为其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如孙致礼认为“翻译学应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我们却认为翻译学在世界性的发展进程中必然只能是以语言哲学或翻译哲学作其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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