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恩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川陕革命根据地早期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1919年赴日留学，1925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后改名吴永康，先后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随后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川陕，先后担任过红军总部秘书、川陕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工农民主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后又随红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任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7年3月在甘肃张掖祈连山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37岁。他的一生虽短暂，但处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为寻救国路赴日求学
庞大恩又名吴永康，字泽普，1900年生于广西兴业县长荣乡大贺村(现葵阳新荣)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庞昌勤，是一个勤劳节俭、朴实正直的农民。靠两亩薄田养活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是十分艰难的。庞大恩是长子，有个弟弟大慈和妹妹琼玉。他体会家庭经济的贫困，所以从小读书就十分勤奋用功，生活朴素而节俭。他6岁入私塾，9岁进大馆，穿着土布麻衣，除专心苦读外，还时常抽空帮助家庭做力所能及的杂务。父亲见他年幼就如此聪敏、懂事、明理，就决心不论家境如何困难都要供他读书。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父亲拼命劳作，养猪又养牛，还贩卖大米到兴业县城赚取学费钱。庞大恩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学习更加用功，在10岁的时候所做的文章就让村里的秀才惊叹不已，连呼“真神童也!
”不满14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郁林五属中学堂，在班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村中的族人见他如此有长进，就给了一份宗族宗祠中的财产“养贤租”来资助他继续读书求学。
1918年，庞大恩已长成一位个子高高、性格沉静、戴一副眼镜的青年。父母替他寻了一个本地叫陈绍蓉的农村姑娘为妻。这时庞大恩已深为国家的灾难、百姓的受压迫而燃烧出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十分淡泊儿女之情，要到国外去寻求救国之路。他没回家迎亲，家里的亲戚朋友把新娘抬回来，庞大恩就走到父母面前说：“不是我不孝而拒绝你们的好意，其实国家正有难，我是要四海为家去的，我怕对不住妻子呀!”
第二年，他告别父母妻室，横跨海峡，东渡日本，考入了福冈县烟町明冶专门学校(后改名北九州工业大学)学冶金。他意图要学好工业来救国。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夏衍、郑汉先和一批思想活跃的进步同学。在几年的同窗生活中，庞大恩和夏衍、郑汉先交情特别深厚。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日夜思念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一起办“行社”、组“读书会”宣传反帝反封建，进行革命活动。同时还一起参加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水平社”，进行一些社会斗争。1920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途经门司港，庞大恩知情后，就和夏衍、郑汉先等人专程去拜见孙中山先生，聆听孙先生的教诲。
此后，庞大恩的视野更广阔了，内心的爱国热情汹涌澎湃。他在日记上写着：“余少而生于贫困之中，贫民之苦，自谓知之颇详，而身体尝之，余不为农民吐一口气乎？”“我欲斩长鲸以红大海，我欲埋奸
臣以吐民恨”“明年毕业后，究竟回家或留此再学他科？思之思之，吾已誓定去救国矣……”庞大恩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在孙中山先生逝世时，他带头主持召开追悼会；在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卖国的大会上他慷慨斥言，发表激愤的演说。1925年，国内发生了“五卅”惨案，在日本，庞大恩用行动声援祖国的革命，和进步学生募捐救济上海受难工人。这一年冬天，北风虽寒冷，但庞大恩心头非常温暖，因为在东京，由中共旅日支部负责人何兆芳和何恐作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乡点燃农运之火
掌声高军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此时在日本已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庞大恩再也呆不住，他仿佛看到祖国明媚的春天，看到东方巨人睡醒的希望，他要回国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7月间，赤日炎炎，一个挑着两个箱子的青年学生风尘仆仆地走在兴业县任四的通道上，他就是急切回乡参加革命活动的庞大恩。他一不乘车，二不搭轿，活像一个挑夫回到故里，弄得一帮请了轿子要来抬他、想巴结利用他的乡绅富豪好不尴尬。这时，故乡的农民运动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共地下党向兴业县派出好几个宣读所学员，深入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而那些大地主劣绅也想方设法分化瓦解和抵制即将兴起的农民运动。庞大恩一回来，县府的老爷就想来拉拢他站到他们一边。一个姓庞的老爷要邀他到县里做官，说：“你我都是同姓兄弟，你留学回来有学问，
正好做官光宗耀祖。”庞大恩严词痛斥：“我不能和你们同坐一条板凳，你们是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说完也不到妻子房里去，抱着铺盖到一瞎眼的长工房里和劳苦农民住在一起。硫酸银
庞大恩回乡，首先在村中卢氏宗祠向乡亲演说，宣传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道理。接着又深入县城中学向学生散发革命书籍，发动进步学生成立革命组织。他回乡不到一个月，就在兴业中学组成了一个代号叫“协之”的共青团兴业县支部，组织起进步学生吴光华、梁德焕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革命的骨干。他还到伪县府清算账目，到附近的贵县、玉林等地演说，砸烟，捣……由于庞大恩的革命传播，兴业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以他家乡大贺村为中心，周围数十个村子很快成立了农民协会。兴业农协组织了一次庞大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撑犁头旗，身背土欠刀，浩浩荡荡冲向县政府，冲向警备队……
改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转眼到了秋天，庞大恩接到了党的通知，他第二次要离开家乡，再次告别双亲，告别相聚的时日一共不到一个月的妻子。临行时他郑重叮咛：“上村下村邻舍都是穷人，大家要互相体贴，家中没钱就将薄田卖了，妹妹不要嫁有钱人……”
庞大恩这次是接受党的安排，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机关管宣传的李富春将他分派担任机关秘密油印报《红旗日报》编辑。因形势的需要，他改了个名字，叫“吴永康”。
陈潇的剩余人生
此后，吴永康日以继夜投入编报工作。在里，他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努力将党的声音化成文字，传播到千千万万众的心里。
过了半年，在上海滩码头，吴永康意外地碰到了当年留学日本时的亲密知己好友夏衍和郑汉先。大家互诉别后情况，他才知道，在“四・一二”事变中，夏衍被东京日警逮捕押送回国，而郑汉先也早回到上海，改名为陈德辉，在法南区任区委书记。这三个战友相逢，惊喜交集，彼此虽经历了很多波折，但大家的革命热情有增无减，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三人相拥在一起。
tp0这年秋天，吴永康和陈德辉一
起介绍夏衍加入了共产党。之后，三人又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
吴永康在上海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从1927年一直到1932年春末。在漫长的6年中，为了党的纪律，他没有和家里联系。在那里，敌人到处搜捕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他家乡的反动派也千方百计搜寻这个当年在家乡点燃熊熊革命烈火的“赤匪”。据史料证实，反动派曾随着线索，追捕到上海，拘捕了吴永康的妻舅陈绍南，后因再也无法到他，才将陈绍南释放了。为了党的机密，他虽很思念家乡的父母、兄弟、妻子，但从不向家乡透露他
聋儿的点点行踪。直到1932年4月的某一天，他才设法给家中的大慈弟弟捎了一封家书，信上说着这样的
话：“……我不是愿意离开家庭不要，更不是一个人在外享福不管家中事……我在外做的是正经事，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请你不要为我多挂念……对于我的老婆，我不能自养，一来麻烦你们，二来她的处境太可怜了，我觉得心里万分不安，我总觉得对不住她，对不住你们，只望大家原谅，我的心事是对得住人的……”
入川陕苏区抓财经工作
1932年夏，党中央调吴永康离开上海党机关，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秘书。当时红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张国焘，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临行前吴永康到夏衍家告别，但他为了纪律，并没告知所赴何方何地。转眼间到了10Yl，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以及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经湖北、河南、陕西到达四川北面，最后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建立了川北根据地。这段时期，吴永康先任通江县委书记，后当选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和袁克服、(郑义斋、傅钟、刘瑞龙等同志一起工作。省委书记袁克月回乡时，他就主瞄、委日常工作，平常就和刘瑞龙等人抓干部培训，创办《川北穷人报》。他发挥了留学日本的知识特长，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迅速提高当时文化程度还很低的工农兵干部，他教战友们打电话，作记录，写公文，使干部队伍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大大提高。
1934年，上级将吴永康调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任经济委员会主席。这正合他所长，当时驻巴州，他就
把在日本所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成功地运用到实践中去，抓税收、抓银行，特别是抓盐业。当时敌人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对物资层层设卡，不准流入苏区，因而苏区军民吃盐最困难。他就在巴中城建立了一个“申熙盐行”，凿井取水熬盐，没盐井的地方，就扫取屋脚老墙灰土熬制硝盐，很快地就解决了苏区的食盐问题。他又抓军服厂工作，兴建了一个以女同志为主的刘华被服厂，将缴获的敌物资和没收土豪的布匹衣物改制成军服、军帽、军用品。吴永康抓的经济工作还有一件是创办合作社，让机关养猪种菜，还开办饭铺、食堂，大大改善了苏区的生活水平。
吴永康抓财经工作，每天接触钱粮，他不但毫无贪污私取，还严格约束自己身边的同志。他的个人生活一直保持着在家乡时就养成的艰苦朴素，穿着补丁衣服，足踩草鞋。本分配马匹给他坐的，他却和战士们一起步行。有一次，政府经委会获取一大批元宝、银圆，吴永康马上让人用几十个木箱严封装好，用牲口驼着，多次辗转行军，银圆私毫没动用。数十天里，几十个木箱随军用马运着，渡嘉陵江，经剑阁，历平武、北川，进入茂川、威州，一直到杂阁脑与中央红一方面军汇合，才把这批银圆完整无失地全部移交给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林伯渠同志。
随军西进张掖不幸牺牲龚琪
1936年初，、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而这时吴永康所属的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有预谋地严令南下，公然违抗中央指示，分裂党和红军。初期，很多干部还看不清张国焘的嘴脸，大家
都随他南下，并成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吴永康被任为政府财政经济部部长，并参加联邦政府联席决定成立的土地条例起草委员会。正在这时候，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汇合后，朱德、、任弼时等人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斗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挥员也迅速觉悟过来，其中包括吴永康等领导干部纷纷刘张进行抵制，张国焘被迫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随后西北联邦政府也就在行军中撤除，吴永康随着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翻草地，越岷山，在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会师，完成丁长征。
这段时间，吴永康改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主要是做少数民族地区的干关系和军民关系工作。他严格地执行，深入了解各
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习惯，及时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对民族地区做到秋毫无犯，保证部队顺利地通过这些区域。同时他还十分注意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有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得到他的教育和培养，很快成长起来。
正当吴永康等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开始沿着正确路线前进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又一次影响了第四方面军。1937年二三月间，红四方面军组织了一支西路军，渡过了黄河向河西走廊张掖、酒泉等地进发，吴永康刚巧被安排在西路军里，随军做地方众工作。部队攻下几处县城后，很快引起敌马步芳、马
鸿逵等部的反扑，敌人组织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很快形成对过河部分红军的包围。当时红军一方面深受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及时撤退，另一方面后援部队接济不上，很快在激战中遭到了巨大伤亡，西路军被迫回师后撤。
3月中旬，西路军余部退抵康龙寺以南，马步芳骑兵团跟踪而至，担任掩护的三十军二六五团及二六七团伤亡惨重，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师政治主任张卿云等人在作战中牺牲。总部鉴于情况危急，召开军委会讨论后将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进入祈连山区打游击，徐向前、陈昌浩等主要领导离开部队，返回陕北，余部由李卓然、王树声、李先念等人指挥。
西路军余部三个支队分散沿祈连山麓北面移动，敌马彪旅很快跟踪跟上。在黄番寺地区，西路军余部和马彪旅展开激战，3小时后，将敌击退。但敌蜂拥而来，红军居高临下连续打退敌十多次冲锋，击毙敌团长谭成祥后，终因敌强我弱，红军弹尽粮绝，众寡悬殊，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量突出重围，分散化装回到陕北。
在这次悲壮的黄番寺战斗时，吴永康所随的毕占云率领的另一支队也遭敌重重围困。支队奋力突围，边战边退一直退到北川门附近时，马步芳部漫山追击而来，支队弹尽援绝，大部分战士皆壮烈牺牲。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这时也牺牲了，吴永康率着勤务员王大德和一个警卫员被迫到一座大山悬崖旁，敌人大声呼叫着冲过来。吴永康看面前是万丈深渊，已无退路，大声向身边两个朝夕相处的战
友说：“我们宁死也不做俘虏!”王大德和警卫员将口举向自己额门，同时表示：“愿意同首长同归于尽……”三声响后，吴永康和王大德等三人英勇牺牲。时年，吴永康37岁。
庞大恩虽然光荣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不朽，他的功绩永远被人民牢记着。解放后，他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革命家老前辈夏衍、刘瑞龙、廖承志、张琴秋、傅钟、余洪远等都为他撰写了文章，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在家乡，他被后一代深深地怀念着，20世纪80年代，家乡的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原来的第二中学更名为“庞大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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