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曾感叹：“‘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之所以发出如此感叹，除了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党员队伍中混杂着许多投机分子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土客籍矛盾、宗族思想、地方主义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那么土客籍矛盾是什么？它对根据地建设又有什么不良影响呢？
一、土客籍矛盾的由来
湘赣边界的土籍居民，主要指唐朝以来因躲避战乱自北方等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由于来得比较早，他们占据了平原和良田。而客籍居民则是指明末清初从广东梅州及福建泉州、莆
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因为平原地带被先来的土籍占据， 他们只得住在山脚下或山里。他们讲的是客家语言， 又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 故被称为客籍。土客籍矛盾指的就是这两大社会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
客籍人最早的移居方式是一种春至冬归候鸟式的迁徙，即“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入，春来器皿不丢”。但由于路途遥远，来去耗时多，多有不便，于是有些拓荒者便举家迁徙。这个时期，由于规模不大，加上土籍居民因劳动力缺乏，又有多余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们对客家人的到来并不表示反对。在遂川、井冈山等地，土籍居民甚至还送田送山给客家人耕作，而客籍人则也会把捕获到的猎物送给土籍人。但随着客籍人大规模的迁入，特别是随着客籍人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土客籍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在逐渐增多。
一是在社会地位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又被当地土籍人称为：棚民、新民、客籍、怀远籍，也有人称之为闽广流民、流寇、流贼、流寓、佃客，即使后来在赣土生土长的客
籍后代也被如此称谓。从这些称谓中，不仅可以看出土客双方之间的体界限和主客界限，也可以看出由主佃关系而导致的土客籍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说道，“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当时极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即土籍居民拥有本地正式的里甲户籍，即“土籍”，又称“本籍”，但移居至此的客籍人却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他们只能取得“寄籍”（又名“客籍”）或“民尾户”。所谓“寄籍”就是客籍人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由当地土籍控制和支配的里甲户籍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完全受到“里长户”（土籍大户）的控制和约束，“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也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谓“民尾户”，就是在新移居州县土籍居民户籍的末尾另立户名，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从而加剧了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特别是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会裂痕。户籍制度的差别，是造成土客之间森严的社会界限和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土客籍矛盾问题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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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经济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之所以能在异地扎根，除了受环境所迫外，也与客籍人具有比土籍人更勤劳、更吃苦、更坚韧不拔的品格密切相关。客籍人进入湘赣边界之后，所耕之田往往是土籍居民不耕的瘦田，所开发的山区往往是土籍人弃置的荒山。但经过客籍人精耕细作后，一些瘦田变成了肥田，一些荒山变成了熟地，客籍人由原来的无产无业变得相对富裕了，而一些土籍人却逐渐贫困下来。遂川县一则史料生动地记载了土客籍矛盾产生的过程：“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蓣等物，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室日益饶，主家日益竭，佃家始而佃，继而并主之业以自成业主。主家始而业，继而委业于佃，至欲求为佃者之佃而不可得。”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客籍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一些客籍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也榜上有名，如：陈宝箴、陈立光、陈寅恪祖孙三人。客籍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土铝板带
籍人感到了压力，从而逐渐萌发了把客籍人赶回原籍的想法。于是，一些土籍居民以祖业权为借口，要收回客籍世代经营的田地山场，企图驱赶客籍回原籍，或依仗权势，直接强夺事实上早已属于客籍人的田地山产，或要客籍交纳很重的田租山租，提高租种率。清政府虽然也会对这种矛盾进行调和，但为了加强对客籍的管理，一些地方甚至利用这种矛盾，达到以“土”治“客”的目的。在土客籍的一些纷争之中，政府常常无原则地倒向土籍人，压制客籍人。
三是文化、习俗、观念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隔阂。为排挤客籍，土籍还从封建宗法、文化教育、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对客籍进行限制。如在遂川、永新、宁冈等地，客籍初来，可以建造祠堂。但随着客籍人势力的壮大，土籍人对客籍人修建祠堂的规格却进行了限制，后来甚至禁止修建。为了区别和欺负客籍人，有的地方规定客籍人只能盖土坯房，不能盖砖瓦房。甚至少数地方还规定客籍人打灶也不能挨到地面、客籍人赶集不能经土著人的地盘，等等。为压制客籍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土籍人办的书院不收客籍学童。在婚姻方面，土籍人鄙夷地称客籍人“山里佬”，坚决不与客籍人通婚，流传“鸡子不绕鸭子，土籍不
绕客籍”的俗语。但客籍人崇尚文化，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自办了许多书院。坐落在宁冈的龙江书院，就是由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茶陵三县的客家人创办的，是客家人的最高学府。客籍人为了不受土籍欺侮，男子还有练武防身的传统，在练武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体魄，而且还磨砺了意志。另外，在一些风俗习惯方面，土客籍之间也存在较大隔阂，如客籍人始终坚守“宁卖爹娘田，不改爹娘言”的观念，世代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客籍妇女因生产的需要，早已摒弃了缠足传统，生就了一双大脚。而土籍妇女，仍保留缠足的传统。
二、土客籍矛盾对根据地建设的不良影响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到：“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
李庆善 标本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中共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
大革命期间，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共党员为土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土籍居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土籍子弟，如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中共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但这种扩大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彩，使中共组织的一些活动带上了家族彩。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又名杨开明，杨开慧堂弟）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的组织也是一样”。1928年2月，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
大约自 1925 临床代谢组学年起， 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逐步崛起， 各自掌握了一支数十条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但这个团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也就是说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土籍人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而客籍人则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权利。“土籍的党，客籍的”的来历即此。虽然在引兵井冈山之前，土籍的政治力量与客家的军事力量曾有过一段“蜜月”合作期。如1926年7月，袁文才在龙超清的安排下，在宁冈县起兵策应北伐军，赶走县长，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年末，袁文才由龙超清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次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众攻进永新县城，救出了中共永新县委的王怀、刘珍、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农会干部及革命众100多人，解放了整个永新县城。但是，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可避免地触动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在这些利益调整中，积淀已久的土客籍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首先是一些共产党员，包括龙超清、刘真、袁文才、王佐在内，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不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不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经常出现无谓的争执和纠纷。如宁冈县农民协会捉拿八个在逃的土豪，其中六个是土籍，两个是客籍。这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众觉得土籍吃了亏，深感不满。再如，巽峰书院是土籍人最大的学校，但袁文才以该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为由将其烧毁。
其次红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党先后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酃县工农兵政府、莲花县工农兵政府等红政权。但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这些红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1928 年2月下旬，宁冈县成立工农兵政府，两籍的人都想当首任主席，后经推举，由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反动县长的土籍农民文根宗担任。但三个月后，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即由在酃县打土豪时抓住退职县长的客籍人甘金皇接任。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的委员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对此，客籍人又有意见，最后在袁文才的强势要求下，客籍人谢桂标继任主席。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宁冈县委，因为土客籍关系，天天内部在暗斗明争，县委的负责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所以扯来扯去，简直闹不清楚，本身既有问题，工作自然可想而见了” 。
内幕
再次土地分配也成为土客籍矛盾的一个焦点。《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谈到，因土客籍矛盾，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第一次以乡为单位，但因为第四区农民不满意（该区居住在山地，为客籍农民的丛聚所），客籍领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对；第二次以区为单位，但农民中（土籍最甚）又瞒田不报，无法查出，所以又没分好；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一矛盾未能分好。
三、因土客籍矛盾而被错杀的红军将领
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加强党内培训，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在干部调配、使用和培养方面，注意一视同仁；留下外乡人宛希先调停平衡关系。但由于这一矛盾积重难返，在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这一矛盾终于被激化，并成为部分红军将领被错杀的一个重要原因，被错杀的有文根宗、宛希先、袁文才、王佐、李筱甫、谢桂标、周桂春、陈慕平、刁辉林、李神农、谢华光、朱游庭。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们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也被错杀了，剩下的七八十支在王佐的哥哥王云隆的带领下逃回了井冈山，投靠了国民党军队。从此，井冈山成了白区，直到1949年7月才解放。期间红军几次想收复这一根据地，但由于失去众基础，都没有成功。
由于关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研究文章较多，并有相关的专著，如《我的爷爷袁文才》（袁建芳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版）；《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匡胜、晓农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版 ）；《井冈绿林传奇》（黄仲芳著，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6年第1版）。同时由于史料有限，无法查到谢华光、朱游庭的相关资料。在此，只对文根宗、宛希先、李筱甫、谢桂标、周桂春、陈慕平、刁辉林、李神农几位烈士作一概要介绍。
文根宗（1901—1928），今井冈山龙市镇大江边村人。农民家庭出身，16岁开始给地主做长工。1927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率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文根宗任大江边队队长，经常带领队员在本村打土豪，为工农革命军筹款筹物。1928唐继尧年2月，在攻打新城的战斗中，活捉了国民政府宁冈县县长张开阳，为此受到的表扬。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被推举为第一任工农兵政府主席。1928年“朱毛会师”后，文根宗抓紧有利时机，在宁冈发动众，开展土地革命，积极推广朱德、王紫峰在葛田乡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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