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纯德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是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道路相伴随的。从秋瑾开始，一代代女作家在时代召唤下，创作了丰富多采的中国女性文学，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和妇女自身的解放。这条女性文学之路是曲折而广阔的。仅仅用横移过来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尺度，是不能客观、全面地估量我国女性文学的实绩的。中国女性文学应容许不同风格、流派的繁荣发展，但应与猥琐、龌龊、阴暗、低俗绝缘。 一
在人类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提出是社会的进步，它带有浓重的女权主义彩。但是女性文学从来也不是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是女性们代表一个“集团”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地指向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学和艺术。女权主义是代表“第二性”的先知先觉者在价值观念上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而女性文学是女作家创作的文学———尽管女性文学同女权主义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尽管女性主义有它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女性文学不应当是“纯粹”的，其内涵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它既包括思想形式，也包括艺术和语言形式。就女性文学而言，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就是说，女性话语也是因作家而异，有的“女性意识”强烈些，有的则淡些。
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才算是“女性文学”就我国文学理论界自80年代中期以来所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和几次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的争论而言，观点相左，歧见很深。一种具有先锋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论点自然是舶自西方，这种理论虽然只有30来年的历史，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其他国家的文学界却有较广泛的影响。因此，这种理论被认为是“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1)。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它最早发祥于18世纪的西方女性主义，严格说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是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方，女性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确立，是伴随女权主义的发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尔后的历史进程里，西方的先进女性，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到了思想解放的灵光，她们或走向生活实践,
或闭门挥毫，以叛逆的姿态与男权中心话语斗争，争取平等与解放。女权主义文学从“浪漫小说”、个人化的“自传”述说，到以埃莱娜·西苏、凯瑟琳·G·伯克为首的法国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倡导的“女性身体书写”，从现实地反映妇女的悲惨处境和她们不断变化的文化观念，到主张“从身体出发，通过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2)，这种“身体书写”，在女性写作上，算是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境界。
在古今中外重要的文学名著中，无论是男作家或是女作家，自然形态的“身体书写”并不少见。但那是文学创作自身的需要，并不自觉。一俟“身体书写”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论，随着“女性主义”的高涨，它的传播越来越广，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身体书写”一般都是对与“性”有着关联的“身体”部分的书写，当然也包括精神、欲望、感觉和自然方面的描述。“身体书写”的目的在于张扬女性的社会自在价值，其情况有三：一是表现赤裸裸的“政治”；二是以身体代“政治”，表层看写的是身体，而暗示的是“政治”，是一种隐蔽的“政治”；三是“纯粹”的身体书写，或为强性的“女性意识”之张扬，或是软性的“女性意识”的表现。女性生理特征和躯体描写被认为是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人类前进的过程中，有其进步作用和意义，也有不可忽视的偏狭与局限。比如，以男性为敌的意识，对女性不尊重的自我涂抹，等等，这未必就值得肯定。
在“五四”时期，中国女性作家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吹拂而觉醒，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初步建造了中国的女性文学，为中国女性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本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新时期的到来，给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被引进，使我们在概念上理论上对中国女性文学有了明确而自觉的认识。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在历史长河中，寻求男女平权，争取妇女解放，是人类从古至今最伟大的革命；这一革命，不仅是女人的正义事业，也是男人义不容辞的事业。在1848年首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纽约州的塞尼卡夫尔斯村召开以后，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西方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但是除了少数女作家(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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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保健茶络病理论如简·奥斯丁、夏绿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弗尼吉亚·伍尔芙等人)写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之外，应该说较多女作家的作品还没有超越女权主义的网络，她们的“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文学创作室，而是张扬女性主义的思想作坊。我这样说，是从文学话语出发的，丝毫没有贬低女权主义的意思；在西方，从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形成和传播的时代起，直至今天，相当多的女作家，她们的笔下宁可少一些文学，而不能少女权主义；她们最关心的是政治，是妇女解放的政治。但是，政治先行，文学后变，这一规律，中外皆然。事实是，正是女权主义、妇女思想解放运动，才极大地催发了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和繁荣。
二
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是19—20世纪现代思潮下的产物。中国女性文学也是形成于现代。在我们讨论中国女性文学时，不能忘记一个人,———她就是秋瑾。可以说，秋瑾是中国女性文学第一人。
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秋瑾是一位先驱，她有不可磨灭的精神奠基之功。
秋瑾作为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位历史人物，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奠定了精神基础……虽然这位“鉴湖女侠”的诗文基本属于旧体，然而她创办《白话报》、《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权，她的思想在当时属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前卫，属于20世纪。她的创作及活动实际上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的先导。她诗文中的爱国意识、反叛意识、批判意识、新的女性意识，直接影响过许多追求自由
和解放的女性，尤其对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秋瑾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与新文学史中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是后者的一个源泉。秋瑾在中国女性文学上，作为联系着民主、平等、自由、女性解放意识等先进思潮的女作家，在以往的文学史中是没有的，只有到了20世纪，伴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和中国革命潮流的涌起，女性文学才以秋瑾为先驱，真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三
中国女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与中国新文学同步。中国女性文学原本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一切方面依附于新文学，我们只能在新文学中才能发现它的滥觞。从性别出发，从女作家特殊的心理素质、生活视野、思维方式出发，从30年代起，新文学的研究者便把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新文学身上剥离下来进行研究，鲁迅、茅盾、周作人、阿英都曾对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过研究，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理论建设的先驱。8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到中国，这对中国女性文学理论建设是个很好的借鉴。但是借鉴只能是借鉴，我们将其作为参考系，来建设、丰富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主体，则仍是来自我们新文学的传说。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最先留学美国的陈衡哲，或是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精神熏染的冰心、庐隐、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冯沅君、白薇、林徽因、石评梅、沉樱、陈学昭、丁玲、谢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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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淑、罗洪、杨刚等人，她们多数都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留学，都是在清朝末年知识界开放思潮和中国统治者内外交困的社会背景下，踏着“五四”时代的鼓声或迎着革命的召唤走上文坛的。她们的文化营养基础，虽然首先有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来自西方人文精神和民主与科学观念的，是她们思想中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她们的创作，才有中国古代女性写作中从来没有的新精神。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世界，历来都是多元的，中国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审美风格。早在30年代，毅真根据第一代女作家作品的思想和风格，把她们分为三种类型,———冰心和苏雪林被认为是闺秀派(她们写传统礼教下的爱)，丁玲和冯沅君被称为新女性派(她们的作品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而凌叔华则被称为新闺秀派(在她的作品里，既不像闺秀派那么保守，也不像新女性派那么激进大胆)。数十年来，这一评论一直影响或是左右着我们对第一代女作家的研究，这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冰心问题小说，所提出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某些政治的鲜明倾向。事实上，苏雪林的小说和散文也有不少叛逆精神。丁玲的《梦珂》、
《莎菲女士的日记》，白薇的《琳丽》等作品，更是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叛逆传统礼教道德，具有空前新
的视野和新的精神境界。冯沅君的《隔绝》、
《隔绝之后》、
《旅行》等，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这些作品的思想都具有反映大时代的特点。当时，以丁玲为代表的女作家或直露或隐蔽，也写属于女性意识的性或性心理，这本身无疑就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除了这些，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在自己的创造中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政治，谢冰莹、杨刚都是与革命同呼吸的作家。丁玲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其直接结果便是《韦护》、
《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水》的问世。丁玲本是一位“泼辣勇猛、一扫温柔羞怯之风的男权传统的挑战者”,“她不同理想的彩虹衬出现实的晦暗，而是径直表现郁闷气氛中青年女性的痛苦挣扎，她不仅描写出传统社会同女性命运的对立，而且更揭示了觉醒的女性内心世界的多重纠葛。”(3)在她转向之前的作品中，没有传统女性的悲凄，只有“用艺术之利刀剖析悲哀根源”的粗犷战叫。转向之后，她的创作淡去了女性意识的自觉成分，而张扬了女性意识的客观成分。后者是革命情绪的高扬，是女性意识“无性化”的政治表现。“丁玲现象”是女性意识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从个人化到政治化的一个典型。最早从事白话文学创作的陈衡哲，虽然没有恢宏的巨制，但她的融童话、寓言与万象于一炉的象征之作《小雨点》、
《西风》和《运河与扬子》，洋洋洒洒地透出一种浪漫的自由精神，既不缠绵，也不哀怨，完全是另一种富有哲理思辨的清新隽永的风格。这些女作家的创作多所不同，风格迥异，而却共同构成中国早期女性文学的风貌。
作为以新女性面目出现的第一代女作家，她们直接或间接地汲取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下，由这种思想引发出渴望解放的情绪以及革命的要求。在那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是生存,———国家的生存和个人的生存，中国女性文学面对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对许多作家来说，她们甚至还顾不上艺术上的充分追求，顾不上对文学话语上的自身属性的辨认。且不说庐隐、石评梅的多数作品的哀怨，抑或是冯沅君、凌叔华作品中的温柔反叛和白薇那种大胆激烈的抗争，就是冰心那些充满母爱、自然之爱、人性之爱的作品，也无一例外地属于时代的产儿，读者自然能嗅到它们新时代的气息。当时，无论是男作家或是女作家，她们和他们是一个文学“阵营”的朋友。女作家和“男人”不是“敌人”。
20年代末以及整个30年代，这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发期，也是开拓和成熟期。所谓成熟，是因为，中国女性文学一开始就有一个比较整齐的作家，她们的创作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是占有重要地位。与男性作家相比，她们的人数虽然还少，但是她们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打破了文学垄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星；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汹涌的社会大潮中，她们与中国革命和历史发生了直接的亲密联系。
四
从30年代到40年代，这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岁月，是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
行殊死搏斗的历史时期。作为民众精神和一国良知代表的作家，应该说绝大多数考虑的是国家的命运，因此她们的创作也必然会在这个大时代的使命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作为。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女作家之外，萧红、赵清阁、草明、李
伯钊、葛琴、白朗、关露、菡子、曾克、袁静、逯斐、张秀亚、杨沫、杨绛、陈敬容、郑敏、黄庆云等作家，在政治观念上乃至信仰上不尽相同，她们的文学成就也有大小之别，但是在国家面前，她们都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由于处在战争岁月，她们的创作程度不同地蒙上一层战争的硝烟，可以说较多的女作家自觉地逃离“自己的房子”，她们的创作多呈现雄性或无性化状态。这么说，是在说一种事实，一种存在，不是褒，也不是贬，是一种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她们是伟大历史的参与者，以笔为武器，尽了自己的责任。如此说，不是袒护这些女作家在创作上的不足。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日记》、
《女兵自传》，不仅感染了中国人，还感染了外国人；不仅教育过同代人，还可以教育后来人。这样充满强烈反叛和抗争意识、充满女性解放意识的爱国主义作品，虽然政治彩很浓，但却是不可代替的女性文学的精品。
新冠肺炎最新形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双向的：一是国统区文学，二是解放区文学。当然，这双向之中的任何一向又都不是单一的，除此之外，当然也有第三向的存在。但是，排开政治影响之因
素，它们的传统和血脉同源，其归向同一点。在非常的历史时期，多数作家身上都会自然而然地存在艺术与政治的冲突、文学与责任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一种历史现象。
这一时期，孤岛上海出现了“张爱玲现象”(同时期，在上海还有以写“自己”生活为主的苏青以及潘柳黛等人)，北方则有一位梅娘(孙嘉瑞)，在当时被称为“南玲北梅”。在日占的特殊时期和环境里，张爱玲和梅娘也许是出于对现实的逃离，循入故家旧事之中，为其文学才华到了驰骋的一角天地。她们在创作上的独异现象，改变了战争岁月里中国文学比较单一的状况。她们的作品，描写社会世态和人性、人情，是社会史、人性史的昭示，文学语境丰富多采，风格细腻、真切而纯净。但自然，其中是不大能看到当时中国人的挣扎和战斗的形影的，也很少大时代的回响；那社会认识价值和文学上的意义，也就有限了。
南京案
五
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道分水岭。这之后却崛起了新的女性文学，其多数当年叱吒风云的老作家的创作低落了。她们虽然很想写作，但痛苦的是写不出，就是写了，也不“入时”，得不到发表，用她们的话说，这叫“跟不上形势”，白薇就是一例；有的作家虽然能够发表或出版作品，但却没有写出好作品；有的女作家因为从政，不可能再在文学的王国里深耕细作，以杨刚、董速、崔璇等人为证；有的则失踪在茫茫人海里，譬如陈衡哲，蜇居上海，直到1976年1月7日去世，我们的研究
者还以为她和苏雪林、谢冰莹、张秀亚等人一样也在台湾。另外，张爱玲出走，梅娘沉寂，整个早期女作家似乎已经溃不成军。
但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却崛起了新的女性文学，其成就不能低估。建国17年，虽然女作家的创作似乎不好与二三十年代和新时期的女作家的创作成就相比，但是照耀文坛的也不只是南方的茹志鹃和北方的刘真。冰心、丁玲、陈学昭、白朗、草明、葛琴、袁静和菡子、黄庆云、韦君宜、李纳、宗璞、柳溪、李建彤、郁茹、季康、杲向真、葛翠琳、黄宗英、柯岩等，都以出的成就和影响，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殿堂安置下了自己那块厚重的砖石，更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毋庸置疑，这些作家的创作通体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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