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2－09－15
作者简介：王学振，男，1969年生，湖北江陵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题材研究”（编号：12XJA751003）。抗战文学中的慰安妇题材 王学振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重庆400047）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实施了罪恶的慰安妇制度，中、韩、日等国数十万妇女 作为日军的隶惨遭蹂躏。中国抗战文学中有一批慰安妇题材的作品。就作者而言，既有作家，也有学者、记者、高级将领等各人等；就文体而言，既有小说，也有旧诗、纪实文学和歌剧等多种样式；就内容而言，既有慰安妇血泪生活的写照，也有慰安妇反抗与觉醒的礼赞；就思创造性思维的作用
想倾向而言，
既以民族主义为主导，又与国际主义、人道主义适度结合；有的作品还坚守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
关键词：抗战文学
慰安妇题材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4－107－07“‘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隶的妇女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
行为。”［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韩、日等国数十万妇女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牺牲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慰安妇问题逐渐成为中、日、韩等国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但是在抗战文学研究领域，慰安妇题材却很少有人问津，本文试图发掘、分析相关文本，一则拓展视野，进一步认识抗战文学的丰富性，一则以文证史，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些旁证。
一
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是“文明世界的耻辱”［2］（P13），其罪恶罄竹难书。这样一种规模极大、为害深重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不可能在记录时代风云
的抗战文学中不留下一点印记。从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抗战文学中是存在一批以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的，这类作品数量虽然不是特别多，却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就作者而言，既有作家，也有学者、记者、高级将领等各人等；就文体而言，既有小说，也有旧诗、纪实文学和歌剧等多种样式。
这类作品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丁玲1941年6月发表于《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的小说
《我在霞村的时候》。主人公贞贞被日军抓走，被数不清的鬼子糟蹋过，实际上就是沦为了日军的慰安妇。已经有
学者注意到这一点，
日本学者中岛碧指出：“女主人公贞贞，过去曾被日本军拉走，强行做过‘慰安妇’。”［3］中国学者董炳月侧重从性别角度解析《我在霞村的时候》，认为这
“是一篇表现女性之孤独与女7
012012年12月
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Dec．，2012No．4
性之困境的小说，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尽管并没有刻意探讨贞贞作为“慰安妇”的问题，其文章却是赫然以“贞贞是个‘慰安妇’”为题的。［4］
有学者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有可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一篇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作品。”［4］其实不然。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位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就曾创作一篇以日本慰安妇梅子为主人公的小说《梅子姑娘》。这篇小说1941年5月完成，1942年12月刊载于《文学创作》第2卷第l期，问世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小说编第四集就曾收录这篇作品。
中国现代第一部大型歌剧《秋子》也是一部慰安妇题材的作品，剧中的主人公秋子是一位被强征到中国战场的日本慰安妇。该剧由陈定编剧，臧云远、李嘉作词，黄源洛作曲，王沛纶、史东山、马彦祥、吴晓邦、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等十位名家共同导演，1942年1月31日至2月6日由中国实验歌剧团以演员102人、乐队32人的豪华阵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此后又曾在重庆、成都等地多次演出，均引起极大轰动。
通讯、报告等纪实性文学作品以其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对慰安妇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比如日盐城卫生职业学院
军占领扬州后，曾发生“皇军”丈夫与慰安妇妻子在慰安所邂逅，羞愤难当，双双自杀的事情，1938年6月18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就曾发表鲍雨的通讯《扬州的日兵在自杀》对此事进行报道（前述歌剧《秋子》就是据此报道改编的）。又如1944年9月中国军队克复腾冲时，曾俘获日军慰安妇十余人，《大公报》战地记者潘世征据此采写了报道《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内的一可怜虫》，发表在《大公报》、《扫荡报》、《腾越日报》等报刊上。再如《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淇县通讯》（梅兰作，载《众》第1卷第12期，1938年3月5日）、《血债》（翁北溟作，载《胜利》第7号，1938年12月24日）、《昆明通讯》（载《新华日报》1944年2月3日）、《日寇暴行纪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编印）等纪实性作品都有日军欺骗、胁迫、掳掠中国妇女为慰安妇的记载。
此外，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中，也有一些以慰安妇为题材的。比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级陆军上将冯玉祥1938年9月就曾写了《南京一少女》诗，表彰南京某少女誓死不作慰安妇的节烈：“南京一少女，被敌捆掳去。迫令为营妓，拼死力抗拒。关入禁闭室，终朝不得食。破门方脱身，三敌来阻止。少女得菜刀，猛砍诸强盗。三敌卧血泊，狗命都难逃。少女自思量，我难出罗网。一命拼三命，已算未上当。一笑哈哈哈，举刀便自杀。贞烈实可敬，闻者皆泪下。她是一少女，竟能杀三贼。请君细想想，男儿当何为？”再如戏曲史专家王季思抗战时期曾创作大量旧体诗词，出版诗词集《越风》，其作于1937年秋的《朝鲜少女吟》就是一首吟咏朝鲜慰安妇遭遇的优秀之作。诗前有小序
交代写作背景：“我军袭新乡，俘敌十数人，内有二朝鲜少女，被敌军以‘慰劳班’名义征赴前线，供敌蹂躏。”诗作为代言体，用的是朝鲜少女的口吻，写得十分沉痛：
罗帏对卷秋风入，新插瓶花娇欲泣。那知更有断肠人，血污罗裳归不得。个人家本汉城住，生小年华愁里掷。妆成长自怯登楼，为恐豺狼见颜。自从东亚起甲兵，邻里朝朝闻哭声。
丁男逼向沙场死，少女驱将绝域行。皇皇督府张文告。道是“前方要慰劳，民家有女不许婚，留待‘皇军’来征召”。绮年玉貌空自怜，阿爷阿母长忧煎。生男生女两无望，国破家亡理自
东丰县第二实验小学
然。篷车隐隐过城郭，三十六人同日发。亲朋邻里不敢送，遥望车尘双泪落。故山渐远草渐
青，不记南来多少程。宵从鬼魅丛中过，晓逐牛羊队里行。人前强作欢颜笑，对镜临妆长自悼。
同来姊妹几人存，暗里相逢各相吊。东家阿妹年十六，旧是皇妃闵氏族。夜深宛转闻娇啼，清
晓遗尸弃深谷。南邻孀妇崔氏姊，家有三龄遗腹子。仰天终日语喃喃，皮骨虽存神已死。行行
刘茂才
忽已到荒村，极目关河欲断魂。黄河浊浪排空起，铁岭寒云障日昏。岭云四合黄河吼，华夏英
灵长不朽。大军一夜克新乡，五百倭奴齐授首。坏车零乱龟鳖伏，散卒仓皇牛马走。伶仃弱女
何所依，瑟缩泥中血满衣。被俘自分军前死，不信将军赐就医。殷勤看护更相慰，折得花枝伴801
憔悴。那知身世正复同，纵有余香无根蒂。吁嗟乎!汉城高高汉江深，谁把江山掷与人?欲知
亡国无穷恨，请听朝鲜少女吟。［5］(P172－173)
苏智良先生指出，既有长期慰安妇，也有短期慰安妇，“长期慰安妇为较长时间在慰安所里‘慰安’的妇女；而短期慰安妇则是临时到日军据点或慰安所里‘慰安’”。［2］（P226）按照这种理解，抗战文学中有关慰安妇的作品可以说还要多一些。比如丁玲的小说《新的信念》中那个五十七岁的老太婆和她十三岁的孙女都可以视为“短期慰安妇”，小说叙写她们被日军抓走，充当“慰劳品”。还有些作品中虽然没有出现“慰安”、“慰劳”、“军妓”、“营妓”等字眼，实际上表现的也是慰安妇的生活。比如陈瘦竹的长篇小说《春雷》中，就有梅大娘被日军传召等情节。又如艾芜的小说《轭下》中日军士兵在军官带领下排着队伍进入外国牧师设立的难民区，由汉奸指认，以卖唱女的名义带走良家妇女，这些被带走的所谓的“卖唱女”，无疑也是去“慰安”的。
二
就内容而言，慰安妇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既对慰安妇的血泪生活进行逼真的写照，也对慰安妇的反抗与觉醒进行热情的礼赞。
作为日军泄欲的工具，慰安妇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其身、心都遭到极度的伤害，甚至连生命也毫无保障。慰安妇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从慰安妇的征召、慰安妇的处境等方面形象地表现了慰安妇的血泪生活。
由于军国主义思想的麻醉，的确有个别日本妇女相信用自己的身体去“慰劳”日军士兵是对天皇尽忠、为国家出力，因此自愿应征，成为日军的隶。谢冰莹《梅子姑娘》中的美田子就是这种慰安妇的典型，当另一个慰安妇娟枝子抱怨她们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时，美田子大声呵斥：“谁又在发牢骚了，真有点无聊！随‘皇军’做慰劳队，是何等光荣的事，难道精神上还有什么不愉快吗？”但是像美田子这样自愿应征的慰安妇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慰安妇特别是来自中国、朝鲜等受压迫国家的慰安妇都是日军以欺骗、买卖、强征、掳掠等方式征召来的。
日军、汉奸往往以慰问、招工等名义欺骗妇女，使其沦为慰安妇。《梅子姑娘》中的梅子就是一个受骗者：因为未婚夫藤田应征入伍开赴中国战场，梅子参加慰劳团来到中国，“目的是完全想做中国的孟姜女第二，来一次万里寻夫”。她天真地以为慰劳队只是把千人针、旗帜、罐头、手帕、慰劳袋等东西送给日本兵就算完事，没想到一下子就落入了虎口，来到汉口就被编为营妓，“供给那些野蛮的官兵发泄兽欲”。《血债》则记录了日军侵占浙西后欺骗中国良家妇女成为慰安妇的罪恶勾当：“由汉奸冒充沪上某某大工厂招女工，于是一辈乡间贫苦无知妇女，为生活所迫，纷纷前往应募。敌先唆使汉奸择稍有姿者录取，旋即用轮运往上海虹口，贩售于日鲜浪人所组织之妓寮为娼，从此永陷火坑，供敌
泄欲。”《春雷》中，日军也阴谋以招收丝厂女工的名义，将村妇骗去奸淫。
与妓院老板勾结，买卖贫苦妇女，也是日军获取慰安妇的一种手段。《敌随军营妓调查》写道：“敌军创立了营妓制度，于是派人在朝鲜去招收贫苦的女孩们，用钱给朝鲜衣食无着的母亲或无父母的孤女，把女孩子买了作他的养女，带到了中国来供应敌人。”该报道还具体记叙了在腾冲和慰安妇一同被俘的两个朝鲜老板娘买卖人口的勾当：她们一个原来和丈夫在中国东北开餐馆，一个原来在家务农，因为“这种生意好”，就各自买了十来个女孩来到腾冲为日军“慰安”。
日军甚至不顾廉耻，公然在中、韩、日等国强行征召慰安妇。《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淇县通讯》中，鬼子进入裴屯，抓了联保办公处主任，吓破了胆的联保主任伙同汉奸李三妞，带着鬼子强征了十八个青年妇女，送到奶奶庙供鬼子宣淫。《昆明通讯》则报道了日军强征中国妇女组织慰安所的消息：“敌寇去岁屡次犯我腾北，遭到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在腾城西华街设立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朝鲜少女吟》中有“民家有女不许婚，留待‘皇军’来征召”的
901
记述，连“旧是皇妃闵氏族”的“东家阿妹”和“家有三龄遗腹子”的“南邻孀妇”也未能幸免。《扬州的日兵
在自杀》、《秋子》中的日本妇女秋子，原来与丈夫宫毅靠开一爿小纸烟店为生，宫毅应征入伍不久，秋子也被强征到中国，用自己的身体“慰劳皇军”。
在中国，侵华日军常常趁兵荒马乱之机掳掠妇女，使其落入“慰安”的虎口。《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就是被鬼子掳掠而成为慰安妇的。贞贞家本来住在山上，鬼子来时跑得快，不容易被敌人抓住，因为和夏大宝的自由恋爱受阻，贞贞赌气跑到山下的天主堂去神父请求做“姑姑”，不巧的是那天偏偏来了鬼子，结果贞贞来不及逃走，被鬼子掳掠而去。《南京一少女》中的南京少女，也遭到了敌人的掳掠，只不过她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避免了成为慰安妇的命运。日军在狼牙山地区的掳掠行为更是令人发指：“……敌围住妇女百余，均迫令将衣服脱去，投火焚之；赤身为敌担水、挑菜、背鸡、抬子弹数十余里，敌则一旁侧目观笑，兴之所至，山坡道上，随处掳住，夜晚并分配兽军，每班妇女几个加以。此种万恶滔天之残暴罪行，遍及敌寇所到每一个村庄。”［6］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征召来的，慰安妇的处境都异常艰难。她们必须毫无尊严地用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满足日军的兽欲。《日寇暴行纪略》这样描写日军禽兽般的暴行：“他们每到一处，无不庐舍为墟，死人累累，把繁华的闹市，化作废墟。这凄凉的景象，对于‘远征’的‘征人’未免太寂寞了，于是他们便想起了这以美人著称的名城的女人了。他们逼着维持会的汉奸，四出搜罗妇女，替他们‘解除寂寞’；丧心病狂的汉奸们，居然也于数日奔走之后，来了200多个可怜的女同胞，关在一个大庙里，整天不能穿上衣裤，任凭川流不息的兽兵，作大规模的‘集体奸淫’。”《我在霞村的时候》没有正面表现慰安妇
们的苦难，但从贞贞“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是当时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这样看似轻描淡写的回忆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其内心的强烈痛楚，所以小说中的女干部阿桂听了她的话就哭了，连连感叹“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做了女人真倒霉”。
肉体和精神的极度痛苦使得大多数慰安妇非死即残。《新的信念》中十三岁的银姑，因为年幼体弱，被几个日军轮番奸淫后气若游丝，日军见其已经不堪“慰劳”，就把她扔在墙角不闻不问，此后的命运“多半是喂了狗”。《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虽然侥幸逃出了虎口，也落下了“不轻的病症”：“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手上带着使人“感觉刺激的烫热”……《朝鲜少女吟》中朝鲜慰安妇们“人前强作欢颜笑，对镜临妆长自悼”，出自旧日皇妃家族的闵姓少女被折磨致死，“夜深宛转闻娇啼，清晓遗尸弃深谷”，与三岁遗腹子生离死别的崔姓寡妇则是精神错乱，虽生犹死，“仰天终日语喃喃，皮骨虽存神已死”。
慰安妇们稍有不从，日军就会严厉责罚，甚至加以屠戮。《日寇暴行纪略》记载了日军以恐吓手段仍不能制止慰安妇们自杀后的大开杀戒：“这可使‘皇军’不耐烦了，他们就选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日子，把那些一息仅存的百多个可怜的女同胞，一齐押到虎丘山旁，用连珠一般的机，‘痛快’地扫射，顷刻之间，那百余个被蹂躏的人们，全送了她们的性命。”
即便是那些服服帖帖的慰安妇，日军也视如草芥，毫不爱惜其生命。《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
内的一可怜虫》记载了日军在溃败前夕将慰安妇杀死的罪行：“敌人在十二三号的晚上，果然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这些被宰割的羔羊。一个十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是替们打洗脸水的，她得在死亡中逃生，出来后报告，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手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十三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十四日上午，国军攻克腾冲最后一个据点。在一处墙缝里，发现十几具女尸，都穿和服，还有穿漂亮西服的。她们都被蒙上眼睛，死得非常整齐。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非人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部分慰安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反抗与觉醒。慰安妇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对此进行了热情的礼赞。
011
一种是本能的自发反抗，包括逃亡、自杀、杀敌等形式。
《新的信念》中那个五十七岁的陈老太婆被日寇抓住后，又是做苦工，又是被糟蹋，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顽强的老人终于趁夜逃出魔窟，爬回了自己的家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沦入敌手后也跑回来过几次，只不过因为刺探敌军情报的工作需要又被有关方面派回去过。
《昆明通讯》传递了腾冲西华街“娱乐部”中国慰安妇“不堪蹂躏，忿而自尽”的消息。《日寇暴行纪略》讲述了中国慰安妇的纷纷自杀：“这种耻辱和痛苦，自然是受不了的，于是每天就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了。自杀的增多，是说明着‘慰安者’的减少。在兽兵们看来，饭倒不妨少吃两顿，但‘慰安者’却少不得一个。于是他们就用恐吓手段，禁止那些不堪蹂躏的女同胞们自杀。然而那深重的痛苦，不是恐吓所能减轻的，自杀的人，不但未因恐吓而减少，而且还一天比一天多！”《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淇县通讯》中的女主人公也是准备在写完给爱人的最后一封信后自杀守节。《扬州的日兵在自杀》则报道了日军士兵宫毅与其妻日本慰安妇秋子的事件。
论文库《敌随军营妓调查》详细报道了傣族慰安妇王娅琼奋起反抗、杀敌未果的事迹：“当时，日军还抓获30余名中国姑娘作慰安妇，中国军队已从四面将腾冲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中队长太田岁号称有坚强的武士道精神，实际上早已丧失了信心。他唯一的兴趣就是每日晚上到慰安妇那里去过夜。这是一个只有19岁的傣族姑娘，名字叫王娅琼。她每日遭受这个魔鬼的折磨，已无法忍受了。就在太田再次用粗壮的身躯压迫她时，她带着满腔的仇恨和无尽的屈辱，出其不意地抓坏了太田的睾丸。这使得太田狂怒不已，挥刀挑开了王娅琼的胸膛。”《春雷》中，被传召的梅大娘，假意迷惑日军军官，以剪刀将其刺死。《南京一少女》中被敌寇掳掠的那个南京少女更为壮烈，她拼死抗拒，不作慰安妇，被敌寇关入禁闭室，后来寻机破门而出，三名敌寇前来阻拦，她用菜刀将三名敌寇砍死，然后举刀从容自裁。
还有一种是觉醒之后的自觉反抗，包括宣讲日寇暴行、搜集传递情报、参加抗日武装等形式。慰安妇
的经历是惨痛的，受害者一般都讳莫如深，绝口不提。《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死里逃生之后，却不惜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为了激发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励更多的人参加抗日队伍，她经常到周围村镇一遍一遍对大家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她残酷地描写她受辱的情形，一点不顾惜自己的颜面，不顾惜自己的痛苦，也不顾人家心伤”。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慰安妇贞贞本来已经逃回来了，可是为了搜集传递情报，她又自愿地回到了火坑。苦难的经历使得这个柔弱的姑娘“心变硬”了，“硬”得足以承受敌人的摧残，“硬”得足以承担重大的使命：“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病）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了有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路我一个人来回走了卅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别的不关紧要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这不行哪，唉，又怕被鬼子认出我来，又怕误了时间，后来整整睡了一个星期，拖着又拖起身了。”
《梅子姑娘》中的日本慰安妇梅子，最终成长为抗日队伍里的一名反战勇士。梅子出生于日本的下层劳动者家庭，父亲应征入伍后在中国送掉了生命，祖母也因此哭瞎眼睛。正当她幻想和未婚夫藤田过上小家庭的幸福生活时，藤田也被征调入伍开到上海作战。梅子抱着孟姜女万里寻夫的决心，随着慰劳团来到中国，得到的却是藤田战死的消息，自己也被编为营妓。苦难的人生历程、耳闻目睹的“皇军”的罪恶、反战人士“谁杀死你的父亲和祖母的？谁杀死你的爱人的？”的启发，使得梅子认清了日本军阀和侵略战争的罪恶，她和日军飞行员中条，利用游击队进攻的机会，主动投入中国军队，得到司
令长官的接见，并被编入朝鲜义勇队，成为抗日队伍里英勇的战士。
胜负之神三
就思想倾向而言，慰安妇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以民族主义为主导，但并没有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与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结合，有的作品还坚守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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