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是经济学中争议颇多的议题之一。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对经济增长方面。 一、实证研究的方法和结果概说
在经验实证方面，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众多经济学者的关注，相关文献极多。我们这里仅从方法和结果两个方面作一个大略区分：
1. 实证方法
早期的研究集中在贸易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主要是探讨出口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大多采用建立在H-O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模型进行分析，论证贸易为各国带来的贸易利益，其中既有多国比较研究，也有单个国家的经验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相关研究的焦点转向了注重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上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构建一些包含政策变量的贸易开放程度指标，取
代或补充传统上采用贸易依存度的做法，如利默(E. Leamer, 1988)的开放指数、安德森和尼律(J. Anderson and P. Neary, 1994)的贸易限制指数等。二是尝试将一些反映贸易政策的变量或开放程度指标放进贸易模型当中，探讨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爱德华兹(S. Edwards, 1998)、帕吉克(L. Patrick, 1998)等人的研究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此外，学者们对贸易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和回归方法与技巧也作了许多改进，如运用协整分析来研究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依然有许多支持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
2. 实证结果
论文库早期关于贸易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的研究，大多研究得出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结论。在这些研究当中，颇具影响的、以各种方法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见于如鲍德温(R. Baldwin 1963)、基辛(D. Keesing 1974)、米切里(M. Michaely 1977)、克鲁尔格(A. Krueger 1978, 1980)、巴拉萨(B. Balassa 1978，1982)、费德(G. Feder 1983，1985)、邹(P. Chow 1987)、雷安(R. Ram 1987) 和爱德华兹(S. Edwards 1993)等人的著述。弗兰克尔和罗默(Frankel and Romer, 1999)认为贸易与收入之间有积极的相关关系。
但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认为，并不能得出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结论，如纳克斯(R. Nurkse 1961)、普雷维什(A. Prebisch 1962)、辛格(H. Singer 1964)等较早的研究。晚一些的有庄格与马歇尔(W. Jung and P. Marshall 1985)，他们根据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格朗爵式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得到的结果认为，过去大量文献所肯定的关于出口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 Grossman and E. Helpman 1990, 1991)等人的内生经济增长分析的结论之一是，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并非必定有一种相互促进关系。罗吉格斯和罗吉克(F. Rodríguez and D. Rodrik 2000)在考察了一些主要的相关研究后认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证据不足。
闫世可二、实证研究的发展阶段
1. 实证研究的起始阶段
有关贸易促进增长的实证分析在60透平式压缩机年代以前主要是收集一些典型国家的有关数据进行简单的对比研究。从60年代末开始，以埃默里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展开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课题的研究。
经济学家埃默里(R. Emery 1967)收集了50个国家1953-1963年的有关数据，并建立了最简单的出口与GNP线性关系的模型：[10]
（16-5）
其中Y为GNP、X为出口贸易额、TB为贸易差额。三个变量都是取各国1953-1963年的平均值。埃默里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表明，各国出口贸易额与山东体育学院图书馆GNP呈正相关关系，而贸易差额与GNP的关系则不显著。由此埃默里得出一国出口贸易可以促进GNP增长的结论。
麦哲尔(A. Maizels 1968)接着采用了埃默里的基本模型，但去掉了贸易差额这一与GNP关系不显著的变量，分别对9个国家1950-196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与埃默里的结论大致相同。
2. 实证研究的发展
进入70年代，原来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纷纷遇到阻力，许多国家转向出口替代战略或称为出口导向型战略（export oriented strategy）。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转型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贸易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
用的极大兴趣。
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发展对外贸易是增加国民财富、改善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对外贸易能够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了一大批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70和80年代众多经济学家根据相关的理论纷纷建立了各自的贸易促进增长的数学模型，并应用这些模型分别对各个时期，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或某些典型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比较客观、科学的结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巴拉萨(B. Balassa 1978，1982)、舍尔瓦(A. P. Thirlwall, 1979)、泰勒(W. G. Taylor, 1981)、费德(G. Feder, 1982, 1983 and 1985)、麦肯比尔(McCombie, 1985)、邹(G. Chow, 1987)、雷安(R. Ram, 1987) 和爱华德(S. Edward 1989, 1993)等。
巴拉萨(1978)将传统的生产函数扩展为适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export augmente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即：
(16-6)
其中Y表示总产出，L、K、X分别代表劳动、资本要素的投入和出口额。这实际上是在原有的生产函数中添加了出口额X这一变量。
在这里，出口额之所以可以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并列为促进总产出的独立变量，是考虑了出口扩大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机制，巴拉萨的模型实际上采用了劳动、国内资本、国外资本和出口额四个解释变量。另外，在许多情况下，资本存量的数据难以获得，通常可以改为使用资本增量(),也即投资(I)的数据。因此，巴拉萨的回归模型为：
(16-7)
式中，GY、GL和GX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和出口的增长率；c1和c4仍分别表示劳动和出口的产出弹性，但c2由原来的资本产出弹性变为资本的边际产出率；u为扰动项。另外，式中ID硫酸银和IF分别表示国内资本增量和国外资本增量。
巴拉萨运用以上线性回归模型，并分别选取了1960-1966年间以及1967-1973年间两个时期10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出口促进增长的基本结论。巴拉萨的额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随后被广泛用作评估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模型。[11]
泰勒(1981)的研究则在研究了出口、劳动和资本对总产出的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制
造业出口的作用。另外，泰勒在建立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时，直接在指数形式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上加入了出口变量：
(16-8)
式中，仍为资本、劳动和出口，为技术进步的度量，为常数，代表资本、劳动和出口的产出弹性。对上式两边取对数：
(16-9)
上式实际上也就是对数形式的线性回归模型，它与前面巴拉萨采用的增长率形式的线性回归模型基本上是一致的。[12]
费德(1982)进一步考虑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费德模型将国家的产业部门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将出口贸易的相关作用纳入模型中，把出口看作影响技术进步或其它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说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即出口可通过两个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率：出口部门由于与国外生产者和消费者发生更多的联系，从而具有较高的相对要素生产率；出口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正向外溢效应。费德推导出来的出口促进经济增
长的基本回归模型是：
(16-10)
式中，Y、L和X仍为总产出、劳动和出口；GY、GL和GX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和出口的增长率；I是投资，I/Y即为投资-产出比率，用来代替原来公式中的投资增长率GK；X/Y为出口依存度；u为扰动项。
费德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之间要素生产效率的确存在显著差别，将资源从非出口部门重新分配到出口部门有助于经济发展。[13]
尽管不乏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命题的理论阐释，而且这一观点亦广为接受，但是在另一方面，仍然有论者认为过分强调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不恰当的。理由是：其一，还没有一种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非建设性的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系统化(或制度化)型式。历史的记录也没有提供结论性的证据表明贸易是以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利的世界市场环境和恰当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所帮助，但它们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使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条件。[14]其二，迄今为止, 对外贸易发展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与经济
增长相关的全新的情形。对外贸易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产生效果要取决于一国得到的贸易利益多少。[15]庄格和马歇尔(W. S. Jung and P. J. Marshall, 1985)根据他们进行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指出，过去一些研究中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16]
3. 实证研究的深入
自80年代末以来，探索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兴趣再次升温。在一些有关研究中，特别那些基于东亚诸经济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从一些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积极作用。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World Bank 1993)指出，象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充分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恰当的政府干预等因素一样，强调扩大出口是东亚诸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和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该项研究通过衡量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决定因子从而结论道：在东亚高速增长经济中，“开放一直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卓越表现”，“两个出口表现的代表性指标(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份额和制成品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始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呈正相关”。[17]
一些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则在一个更一般的层次展开，李和科尔(F. Lee and W. Cole, 1994)在他们使用大规模多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的结果还表明，出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可能比许多已有研究中指出的更为重要。[18]扎克尔(P. Drucker, 1994)通过分析过去40年的经验指出, 不断深入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并不是东亚经济所独有的经验，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19]克斯顿和米切尔王常姑(M. Kiston and J. Michie, 1995)计算了从1870年到1990年的数据, 发现在此期间世界总产出与世界贸易无论是在总量还是增长率上都存在着稳定的和高度的统计相关。[20]其它一些关于贸易政策改革的研究业都肯定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V. Thomas et al., 1991；H. Kawai, 1994；E. Ghani and C. Jayarajaj, 1995；M. Shafaedd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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