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干”的“现代性”
严诗喆
内容提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焦张爱玲散文中有关日常生活的描绘和叙述，考察以她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如何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以区别于宏大国族叙事的日常生活为素材，建构一套独特的反思“现代性”话语。相比于小说，散文/小品文这一体裁，在处理琐碎日常方面更具灵活性。关注张爱玲散文独立于小说的研究价值，更能有效把握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日常书写，反思现代民族国家论述中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散文现代性日常女性书写
作者简介：严诗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硕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
Title: "Irrelevant" Modernity: A Brief Analysis on "Daily" Narratives through Eileen Chang's Essays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Eileen Chang's essays instead of her well-known novels, in order to inve
stigate how she constructed her own discourse based on everyday life. Under the occupied Shanghai, female writers like Chang, made use of daily resources in their writing practice. Although they rejected discourse about nation-states, modernity, revolution, and others,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it was exactly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distinct themselves from others,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Eileen Chang essay modernity daily female writers
Author: Yan Shizhe, Ph.D. candidate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received her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引 言
长期以来，学界对张爱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而冷落了散文的领域。即使有散文方面的研究，一般是将散文作为小说的注脚或背景，即以散文作为对小说理解的辅助，而忽略了张氏散文自身独立的研究价值。学者黄心村不认同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她认为张爱玲延续了周作人、林语堂等近现代文人作家对散文、特别是“小品文”体裁的敏锐直觉和把握，灵活运用这一文体轻松写意、自由简洁的特点，传达其独特的历史想象。黄心村捕捉到张氏散文和当时兴盛的出版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战时通俗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塑造了张氏散文的独特内容、风格和价值。
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与通俗文化》①一书中，黄心村留意到张爱玲自1943年到1945年在沦陷上海的创作巅峰期。在这一时期，张爱玲以短篇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她从两部专集的书名入手，以散文为主、小说为辅的思路，进行解读、研究。本文参考黄心村这本学术专著中的研究方法，即一反传统的张爱玲研究中以小说为主、散文为辅的思路，将张爱玲的散文作品放在与小说一样平等、独立的位置上，以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散文入手，同时比照小说。
139严诗喆：“不相干”的“现代性”——张爱玲散文中的“日常”话术
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张爱玲点明了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审美趣味：不喜欢壮烈，喜欢悲壮，但更爱苍凉。她认为，苍凉具有一种能给人以启发、值得回味的美，而不是只有力量或刺激大于启发。基于这样的审美趣味，她倾向于采用一种“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即一种较切近事实的写法。[1]在这篇文章中，有几对可以比照的关系：悲壮与苍凉，完成与启示，英雄与凡人。这几对关系，又可以跟《烬余录》中的“完整与零星”、“艺术（小说）与历史”相比较来理解。张爱玲认为悲壮是一种完成的状态，是属于英雄的，这种“完整”的状态大多出现在艺术作品（比如小说）中，而不太像真实的历史本身。换言之，贴近真实的历史是零星的、碎片的，而非完好无缺、完美无瑕的；是由凡人或日常的生活经历一片片拼凑起来的，总有这样或那样“未完成”的遗憾，与乱世中的身世之感相联系，更能产生一种生命的“苍凉”之感。
基于对张爱玲的阅读经验，再参考黄心村、周蕾、刘禾、李欧梵等学者的研究成果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张爱玲散文及小说作品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如何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提供不同于主流宏大叙事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并尝试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如“现代性”）进行抵御和批判。当然，这种“抵御”，不是全盘否定或抗拒外来文化，而是在无法避免的中外文化碰撞下的“迎”中有“拒”。
一、不彻底：认真而不走极端
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张爱玲谈及《倾城之恋》中两位主人公的人设：白流苏从腐旧家庭中走出，香港的战乱并不会将她感化成革命女战士；范柳原本是社交达人，战乱的洗礼让他向往平实、安稳的生活，于是选择结婚，但不意味着他痛改往日的作风做派而成为圣人。因此，张爱玲认为白柳二人的结局，多少是“健康的”，但也是“庸俗的”，所谓“庸俗”，在这里有一种偶然与必然交错而成的“就这样了”或“就事论事”的平实与淡然。这大概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
小说是虚构的，散文或许多一些真实。与《倾城之恋》同样以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围城的史实为背景的散文《烬余录》，一般被学者用作对小说《倾城之恋》的辅助理解。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写到香港围城的十八天：“什么都是模糊的，靠不住……人们受不了这个（指“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在《倾城之恋》中，有这样一些内容与《烬余录》照应。比如：“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
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柳原对流苏说：“来来，我们今天就到报馆里去登（结婚）启示”，“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功夫恋爱”，“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经历战乱、围城洗礼，劫后重生的二人，更急切地想要抓住当下能抓住的仅有的实在的东西，只想着认真过好当下的眼前的日子，而不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有太多的时间空想却罕有踏实过好当下生活的实践，便容易在思想上走极端。“饮食男女”以及“活在当下”是张爱玲所认为的人的本能，也是生活或历史真实、本原的样子。
《烬余录》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一位得了奇臭的“蚀烂症”又痛苦至极的病人，在离世的当天，作为看护的“我们”却欢欣鼓舞，将病人的后事留给专业看护，自己和同伴到厨房弄吃的去了。“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自私”在这里，大概能够理解成“生”的本能。这也照应了上文提及的《自己的文章》中对《倾城之恋》人设的解析：经历香港围城、劫后重生的流苏，并没有成为革命女性的必然。张爱玲对生活真实的理解和坚守，呈现出这样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并体现在自己的散文、小说作品中，这对抗战时期的主流思潮——“革命”号召、“英雄”崇拜、“牺牲”精神等叙述话语，无疑是一种挑战和颠覆。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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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2]张爱玲从个人的、日常的、女性的视角来选择题材和切入点，建构了自己的一套忠于生活本质、事实的文学叙述话语。由于这一套话语产生于战争、乱世的大背景中，无可避免刻下时代的烙印，文学的叙述、隐喻、修辞，体现了对战争、政治宏大命题的关注与回应。由于题材、内容选择的原因，对宏大命题的关注与回应和个人、日常的生活相渗透，由此避开了高屋建瓴的文字游戏式辩论，避开了国内政治、文化议题中主流的话语范式，也由此避开了这些不加斟酌、未辨明合法性的术语、词汇、思想来源——帝国主义势力及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当然，“避开”只是第一步，张爱玲们由此建构的话语体系，建设起自己的一套关于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并由此提出自己对所谓“现代性”的独特批判。
二、庸俗：日常生活与真实
张爱玲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以“生活日常”为主要特征。不论是在沦陷、围城之际，还是在相对平和的现代都市生活之中，张爱玲都会着眼于和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琐事、细节，而不会离开柴米油盐的生活实际，在已有的程序、框架中空谈、争论不休。因为生活本身是目的，所以在她看来，再多再激烈的斗争都不过是为了最终的平和而进行的。
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她谈及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或习惯，即凡事先图个“名正言顺”，讲究“冠冕堂
皇”，要求好听、顺口。这也许便是所谓的“雅”文化。然而，张爱玲说：“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于是，她愿意保留自己“俗不可耐的名字”，并设法除去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实际的人生”。碳酸镁
张爱玲对都市生活日常的关注，体现了她对“现代”“时尚”敏锐的触觉和感知。在《公寓生活散记》中，她明说自己“喜欢听市声”，只有听着马路上电车的声音才能安心入眠。于是乎，在很多人眼中现代都市的喧嚣、闹腾，在这里竟成为了张爱玲的催眠曲，是她安全感、想象力的来源。她以“电车回家”形容每天晚上电车收工进厂的情景。她带着一种欣赏的怜爱的情感，来看待这些“现代性”的象征——物质、机械等。她将这些排队进厂的电车比做吵闹又疲乏，等候母亲带他们刷洗、上床休息的孩子。在这里，张爱玲不光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还将现代都市的特征敏锐把握，并带着情感，以一种形象、生动的创造性语言将之表述。
张爱玲在《烬余录》中对围城时期、战火中的香港的描写，同样着眼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细节中。正如她在文章开头所说，香港之战给她留下印象的几乎主要是一些“不相干的事”。她不但自己没有写历史的志愿，还暗自期望史家能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因为她认为现实是没有系统的，是“喧哗的众声”混杂在一起、打成一片而形成的。正如上文所说，张爱玲认为真正的历史是零星的，若过分重视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合理性，那便会越来越接近艺术、小说，而离正史越来越远了。
南画十六观
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提到战时香港，联想起第一件“不相干的事”，便是和日常生活的穿衣有关。开战的消息传来，有女同学担心的是“没有适当的衣服穿”；紧急逃难的过程中，苏雷珈同学硬要带上自己显焕的衣服，在红十字分会当看护时，穿的便是其中的一件“织锦缎棉袍”……她还写到战争期间好友炎樱冒死进城看电影，回宿舍独自在楼上洗澡，在流弹击碎浴室玻璃窗后，依旧从容地泼水唱歌。如此种种，战时的日常生活细节捕捉，呈现出一个和官方叙述完全不同的景象：没有这样那样围绕“抗战”“革命”“救国”等宏大议题的宣传口号和历史叙述，只有普通老百姓对与己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本身的看重。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到“衣服”，在意“是否有适当的衣服”，硬要带上自己“显焕的衣服”，这些对女性心理、视角、思维的细腻、真实刻画，形成了一套融入“现代”“时尚”“女性”元素的话语叙述体系。
张爱玲这一套与生活日常、通俗文化密切相关的话语体系的形成，对主流话语中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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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民族国家”等核心议题及主导观点，提出了与其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路径，挑战、批判了这些主流话语体系的权威性、垄断性。这种挑战和批判，不仅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对全球帝国殖民语境下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另一方面，这当然也起到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作用。
三、阈界性：“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李欧梵、黄心村等学者留意到张爱玲对现代都市的写作，很少花费过多笔墨描绘繁华奢靡、灯红酒绿的场景。与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带着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崇拜和迷恋不同，张爱玲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普通人或“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张爱玲这种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理性态度，更能给“现代性”提供一种辩证、批评的视角和方式。
黄心村以“阈界性”来概括张爱玲都市写作中对“空间”的敏感，这是一种既能认识到边界存在，又往往能打破、模糊界限的“过渡性”思维。以《道路以目》为例，黄心村指出，“张爱玲的现代性正是巧妙地定位于华丽大道与后街小巷之间”。换言之，张爱玲更关注的是现代都市中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新”与“旧”之间的博弈和张力。再比如，在《公寓生活记趣》中，闹中取静的公寓，作为现代都市中介于“内”与“外”、“私人”与“公众”之间的过渡空间，打破了这些二元关系之间的明晰分界。一方面，公寓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私人的空间；另一方面，公寓中的住户能够眺望窗外的都市繁华，也能得益于便捷的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轻松地抵达城市的各个地方。
丙酮氰醇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张爱玲的这种“阈界性”“过渡性”视角，体现的恰是一种对“现代性”的辩证思维，其重要性在于打破了“物质”与“精神”的截然二分，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进而能够对所谓的“传统”与“现代”议题提出一些理性的、批判的思考。
离线
在《童言无忌》中，谈及“钱”的话题时，张爱玲直言自己“喜欢钱”。与其母不论是否缺钱，都对“钱”采取一种看轻的清高态度不同，张爱玲认为钱就是钱，不需要刻意看轻以示清高，也不必对金钱物质等所谓“现代性”特质产生过多的迷恋性情感。她喜欢钱是因为钱能够让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得到一定程度上物质和情感的满足。她特别享受“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在金钱与物质中体会到的“拘拘束束的苦乐”。比如，看中一件想买的衣服，需要思考性价比的问题，想得到又需要考虑支付能力的过程，痛苦中带喜悦。张爱玲认为，这样的苦乐是专属于“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的，钱太多的富翁不需这样考虑，没有钱的更不必徒伤脑筋，因而她颇享受自身所处的这个阶层介于二者之间、有拘束、有条件的苦乐经验。
除了“钱”的话题，在这篇散文中，张爱玲还触及都市生活、文化的其它方面，并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一般是辩证、互通的，而非绝对、单一的，或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比如，在谈及现代的女性服饰、时尚、配、审美时，张爱玲指出，中国人新从西洋学来“对照”与“和谐”两种配的规矩，即好比“红配绿”的刺激感和“绿配绿”的冲突倾轧与不安。张爱玲不认同对于“现代”中国人批评古人的“不懂配”，她认为古人的配强调“参差的对照”，宝蓝配苹果绿，松花配大红，葱绿配桃红……这才是“婉妙复杂的调和”，但“现代”中国人已经忘却了。
张爱玲还对“都市生活方式”进行了辩证的思考。她认为浸淫在都市文化中的人们生活越来越“戏剧化”和“不健康”。比如，人们总是先看到海的图画，后看到真正的海；先读到虚构、加工的爱情小说，
后体验、知道爱……也就是说，对生活的体验往往成为了第二轮的，先于此的是借助“人为的戏剧”来认识生活，“不健康”是因为这样模糊了生活中“戏剧”与“真实”的界限。
可见，那些诸如“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虚构与真实”等一般人眼中截然二分、对立的概念，在张爱玲看来没有绝对化的褒贬。她反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也不认同“有名目”的斗争，而是选择回归日常生活本身，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中寻、发现渗透于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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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那些所谓“新”与“旧”的纠缠和博弈。她认为，“在时代的高潮到来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这些“清坚决绝”的世界观和“斩钉截铁”的判断之所以形成，恰是由于旧的崩塌，新的未形成，一切都不可靠、不确定，而急于抓住一些基本的、真实的东西所致。“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这大概能视为张爱玲对“传统与现代”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的表态和注解，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批判了“现代性”的命题。
内浮顶>LG KG90N结 语
黄心村在《乱世书写》一书中，批评了学界习惯将张爱玲的散文看作其小说的参照系或背景资料来阅读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样的做法忽略了张爱玲散文创作实践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体变通历史中的重
要作用和地位。本文参考了黄心村提出的阅读张爱玲散文的方法，将散文独立出来阅读、研究。除了《烬余录》和《倾城之恋》都讲述了香港围城这一历史背景、顺理成章地放在一起讨论之外，张爱玲在散文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关注日常生活细节、通俗文化，并由此而生的独到见解、提出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无需硬要和小说勾连起来。这恰好说明张爱玲的散文相较于小说，自成一格，有其独立且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中不宜仅局限于将散文作为小说的辅助、注脚来阅读。本文对张爱玲的散文进行了文本细读，特别注重张氏的“日常生活”视角，考察、探究其如何在散文叙述中建构一套独特的话语，并探讨这套话语所体现的民族国家论述的反思：一方面针对“现代性”“国族”命题中的“男权”或“强权”逻辑；一方面在当时确实起到抗衡入侵者文化渗透的作用。本文针对张氏散文中“日常生活”与“国族现代性”反思的面向稍作引申和论述。
注解【Notes】
①Huang, Nicole.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中译本。
②除了黄心村的《乱世书写》，还有其他学者的研究影响了本文的写作。如：Lee, Leo Ou-fan.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Liu, Lydia He.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hi, Shumei.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八》，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89页。
[2]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八》，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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