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女性解放——以《隔绝》为例,探析五四初期女性写作 李琦
【摘 要】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隔绝》展现了五四时期女性反抗传统的艰难处境,以及女性面临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碰撞时的困境.这体现在女主人公在情感上爱母亲却难以认同其观念的矛盾心境,与情人结成反抗同盟却无法摆脱待拯救的状态,通过性排拒将自我理想化等方面.作家并非理性批判这种女性解放的未完成态,而是表现出五四女作家们因性别身份和时代局限而产生的真实心理与文化无意识,即在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艰难上浮.发掘这种心理真实,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对发萌于男性启蒙话语框架中的五四女性写作,给予更加公允的文学史评价. pep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教案【期刊名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9(035)002
【总页数】4页(P23-26)
【作 者】李琦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6
在冯沅君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便是觉醒的女性在婚恋自由问题上与封建家庭作斗争，发表于20年代的《隔绝》与《隔绝之后》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隔绝》中，女主人公以书信体的方式表达了其对自由意志的向往，却又在“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之间难以抉择，最终只能以倒向死亡的姿态两不辜负。对于《隔绝》中女主人公反抗传统时所处的两难处境，鲁迅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1]245鲁迅的评价着实道出了《隔绝》中女性解放意识的复杂性：一面坚定，一面犹疑。这样的矛盾心境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共同面临的思想困境。本文拟用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隔绝》中复杂的母女情、女性对情人的依从和遮蔽的性书写三方面，来观照作品中未完成的女性主体性。
一、复杂的母女情与艰难的主体性
jomo在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隔绝》中，主人公隽华因反抗包办婚姻被母亲幽闭起来，只能通过表妹相助，写信向情人求助，盼能私奔。然而，值得玩味的现象出现了：母亲的阻碍并未遭到女儿的恨意，带来的只是女儿在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之间的纠葛。
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视角来观照文本，不难发现，作为女儿的隽华对母亲的情感带有些许“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通常认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机制是“杀父娶母”，然而卡佳·斯尔沃曼在《声响的镜子·精神分析与电影中的女性声音》中指出：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还存在另一重向度——“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欲望与身份认同不再像正面的俄狄浦斯情结中那样区别开来”，而“女性与她们的母亲不仅仅是认同的关系，而且也是爱恋欲望的关系”[2]239。在《隔绝》中，女主人公隽华虽然意识到了母亲思想的落后，但在精神深处依然无法割舍对母亲的爱恋：
我承认她是错了，我爱你，我也爱我的妈妈，世界上的爱情都是神圣的，无论是男女之爱，母子之爱。试想想六七十岁的老母六七年不得见面了，现在有了可以亲近她老人家的机会，而还是一点归志没有，这算人吗？[3]4
隽华对母亲的依赖与愿望，实则给她确立自我的主体性造成了障碍。出于对母亲的爱，她既无法以启蒙者的姿态批判母亲的封建思想，也不能如五四时期叛逆的儿女冲出家庭的樊篱，尊重自己的意愿为爱情“出走”。我们可以看到，对母亲的爱恋，使隽华身处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的夹缝中，也决定了她的主体性的残缺。
既然在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欲望与身份认同是可以共存的，那么在女儿隽华的身上，是否也存在与母亲的认同呢？笔者认为，与冰心等人笔下的母爱不同，冯沅君在《隔绝》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是以阻碍者的姿态，站在了女儿意志的对立面。因此，隽华实际上是痛苦地逃离着与母亲的认同。正如周蕾所言：“女性主体要逃脱与母亲认同的强烈倾向，以及进一步逃脱社会所指定的与母亲的认同方式，即使不是不可能，但却也是十分困难的。”[2]247因此，基于爱恋母亲却无法获得对方认同的这一境况，隽华在情人与母亲之间两难选择的痛苦和复杂的心静也就不难理解了。
众多研究者认为，《隔绝》中的母亲实际上是封建父权制的代言人，母亲是封建思想的卫道者，隽华和母亲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两个不相容的思想冲突”，他们认为这是五四“精神弑父”后“无力审视母亲逼婚立场中显而易见的父权专制实质”[4]产生的结果。诚然，这样的解
读是符合作品的意识层面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冯沅君笔下的母亲首先也是一个女性，在《隔绝之后》女主人公隽华表妹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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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姑妈的胃疼，本来刚刚好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不幸的事，当她听到我的哭声，外面的褂子同鞋都来不及穿，就往这边跑。苍白的发,披在枯瘦而且满了皱纹的脸上,深凹的眼睛充满了热泪,颤颤抖抖的把她从我的手中接了过去,儿一声,乖一声的叫。[5]15
若我们以拉普朗虚的“受虐”机制来关涉作品，便会发现，小说中的母亲实际上也是一个受虐者和牺牲者。母亲的受虐源自她内化于思想深处早已认同的父权制价值观。作为女性，母亲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封建父权制的牺牲者，而且在不自知的状态下成了父权社会的维护者，旧式女性陷入受虐——不自知——施虐(更深层受虐)的生存状态。
在小说中，母亲的牺牲和受虐是以“不在场”的状态呈现的，因此，女儿、母亲自己以及读者难以感受到母亲的受虐。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女儿没有意识到母亲实际上也是父权制的牺牲者，也没有看到母亲的牺牲与自己牺牲性质上的一致性，因此无法与母亲取得思想认同，更无法以启蒙者的身份去唤醒母亲与她一同抗争命运。难以与母亲取得思想认同的隽华无法从母亲那里寻得“一种健康的价值坐标”[6]65，这也就暗示了她虽没有
金山px像母亲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牲，同样也不到出路。
二、初醒的受虐者与不彻底的依从者
与没有意识到自身受虐的母亲不同，女儿隽华作为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女学生，已然认识到了自己的受虐。文中这样写道：
我的一生可说是为爱情播弄够了。因为母亲的爱，所以不敢和刘家毅然解除婚约，所以冒险回来看她老人家。因为情人的爱，所以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天伦的乐趣。这幕惨剧的作者是爱情，扮演给大家看的是我[3]11。方位角
隽华清醒地认识到，旧思想与新观念的冲突造成了她的悲剧。作者在结构作品时所采用的侵略性叙事，更是加剧和强化了角的受虐。所谓侵略性叙事，是指在叙事结构层面上，“残酷与牺牲的持续显现”[2]197 。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悲惨的遭遇接踵而至，将人物逼向死角。在侵略性叙事模式下，女主人公最终走上死亡的道路。在信中，女主人公提到“此刻离那可怕的日子(逼我做刘家媳妇的一天)还有三天”， “三天”的时间设置使女主人公既无法与母亲商量，也只能在匆忙中与情人联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她选择走向死亡
的结局。同样的侵略性叙事还见诸隽华逃跑当晚母亲突然胃疼，这样的突发事件使隽华的逃跑计划彻底落空，从而将她逼入死亡的绝境。
那么，意识到自我牺牲的隽华是否已与那迫使她牺牲的一切决裂了呢？显然是没有的。她反抗的不彻底性除了体现在爱恋母亲这一层面外，还见诸她与情人的关系中。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回忆了隽华就士轸亲密举动的回应：
听了你的“假如你承认这种举动对于你是失礼的,我只有自沉在小河里；只要我们能永久这样,以后我听信你的话,好好读书”教我心软了,我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遍了我的心田。我仿佛受了什么尊严的天使，立即就允许了你的要求[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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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华对情人之间亲密举动的应允并不是出于爱的本能，而是出于“心软”。正如李玲所言：“由怜惜而将自己抛出去成全别人，实际上仍是把女性作为慰藉男性主体的爱情从属者，而不是和男性同等的爱情主体来看待。”[4] 这种牺牲、奉献的本质依然是男权文化的逻辑，即女性为了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而选择牺牲自己，这与五四所提倡的“男女两本位”的性别观相去甚远。由此也可看出，初醒的女性只将矛头对准了包办婚姻，追求婚恋自由，未能进一步审视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根源和文化逻辑。
除此之外，在隽华与情人所结成的“抗婚同盟”中，隽华始终处于等待情人(男性)拯救的状态。她在给士轸的求救信中写道：“你现在也许悲悲切切的为我们的不幸命运痛哭，也许在筹划救我出去的方法。” [3]3由此可见，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依然是不彻底的，其潜意识中还存有对男性的依从意识，将自己的命运主动交给男性安排。我们或许可以说，五四时期初醒的女性依然没能逃脱男性文化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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