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 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 在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等研究中,启蒙是一个老话题,霰弹
救亡也是一个老话题,但把启蒙和救亡作为二元对立范畴并置,研究它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消长关系,则与李泽厚有很大的关系。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发表了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认为,五四时,启蒙和政治运动相互促进是合流的,一拍即合,彼此支援,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而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从新文化运动的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终。政治,并且是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又成了焦点所在,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 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一句话,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的这一观点在表述上后来略有修订,但基本观点仍然没有变化,比如他后来说:关键在于,经过戊戌、辛亥之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文化上,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只有革新文化,打倒旧道德文学,才能救中国,因此不同于以前康、梁、孙、黄把重点放在政治斗争上,但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逻辑(主要是日本的侵略)终于使文化启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有人把它称为是元话语,很多学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沿袭他的观念,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说在很多人那里似乎是不易之论,被不加怀疑地引用作为论据和前提。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比如金冲及先生认为: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了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李泽厚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双重主题,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启蒙和救亡是两种话语,它们在内容上有交叉,有重叠,有互补,当然也有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有压倒和消长的问题,但总体上,启蒙与救亡不是二元对立概念,所以李泽厚在二元对立意义上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并得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启蒙与救亡是双重主题,所以研究启蒙是有意义的,研究救亡也是有意义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值得研究,但
压倒是一个不适用的概念,压倒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李泽厚始终强调启蒙的个人性,把启蒙等同于五四时期自由、民主、人权,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个人解放和个人自由等具有五四历史性,启蒙在五四时期最突出的是个人的问题,但启蒙的内涵是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各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也是变化的,五四之前最突出的是科学启蒙和社会启蒙,五四之后最突出的是政治启蒙,救亡在思想的层面上也是启蒙,并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自始至终的主题,李泽厚实际上是把救亡的思想和救亡作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武装斗争等混为一谈了,因而同样造成了误解救亡压倒启蒙说的似是而非就在于作者不是从思想和实践的层面上来区分启蒙与非启蒙,而是从内容上来区分什么是启蒙以及什么不是启蒙,在李泽厚看来,自由、民主、个人权利、个性解放等是启蒙,而革命、救亡、爱国、政治等则是非启蒙,或者说,涉及到个人和个性问题的思想和运动是启蒙,而涉及到国家、社会的思想和运动则不是启蒙。按照这种逻辑, 30-40年代的中国的确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实际上,启蒙与救亡并不是对立的概念,启蒙主要是思想范畴,解决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问题,而救亡既可以是思想范畴,也可以是实践范畴,当它主要是一种观念时,它是思想范畴,在思想性的意义上,它是启蒙,而当它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比如革命、民主运动、战争等时,它与启蒙有关,但本身不是启蒙。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革命、讨论民主、讨论抗日救国时,这还是启蒙的范畴全合成切削液配方,但当我们从事
建党、游行示威以及走向抗日前线时,这就走出了思想领域而进入了社会实践领域,就不再是启蒙了。中国近现代时期,启蒙与救亡就是非常复杂的关系,很难说谁压倒谁。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可以说是救亡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救亡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近代以来中国救亡思想的合理延伸。其背景在于,中国自战争以来,节节败退,甚至有亡国的危险,中国的统治阶级曾经尝试实业救国,曾经尝试改良社会制度来救国,但均以失败告终,于是一批留学海外或者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走向前台,他们认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对于救亡来说都不具有根本性,文化和思想革命才是最根本的,器物上的优良、制度上的先进都具有表面性,它们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是思想运动,一方面是批判传统思想,另一方面是输入西方思想,在思想运动的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是启蒙运动。与近代的科学启蒙、社会启蒙不同,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或者说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所以国民性问题、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问题成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的主要问题。解决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国家和民族的富强问题,是为了救亡,所以,五四启蒙运动在深层上可以说是救亡运动。与西方的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不同,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不是个人对抗社会的工具,恰恰是通过个人来拯救社会的工具。人的问题是五四思想启蒙最突出的问题,但不是唯
王亚忱一的问题,传统的实业问题、社会制度问题、教育问题、宗教问题等仍然是思想领域的重要问题,在思想的层面上,它们都是五四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与救亡具有一体性。因此,启蒙与救亡在五四时期不是二元对立的,也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思想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确立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五四之后,中国社会主要是具体贯彻和实施五四思想启蒙的成果,甜蜜家园糖尿病论坛所以政治革命、教育改革、宗教革新、乡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实践活动成了当时社会的中心和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就结束了,或者说就没有启蒙了,五四以后,启蒙思想继续延传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内涵,比如五四时期,民主和自由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思想的性质,诸如反君权、反封建礼教、人身自由、婚姻自主等,而30-40年代的民主和自由则具有浓烈的反现代专制意味,比如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社会参与权利、社会公共性等。再比如抗战之后,抗日思想就成为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30年代张申府等人倡导新启蒙运动,在五四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民族的自觉与自信等内容,这显然与抗日战争的民族救亡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见,救亡实际上包括救亡思想和救亡活动两个部分,救亡思想属于启蒙,救亡活动则是属于实践,五四时期,救亡主要在思想的层面上,这时的救亡主要属于启蒙,五四之后,救亡的重心则转移到社会实践方面,这时的救亡就主要属于实践。也就是说,救亡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
一是思想的层面,在思想的层面上,它是启蒙;二是实践的层面,在实践的层面上,它不是启蒙。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即社会主义运动都可以看作是救亡的内容,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整个启蒙思想的一个方面,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付诸于社会实践,陈独秀等人建立政党、走革命的道路,走杆子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时它才超越了思想启蒙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时期救亡思想启蒙压倒救亡社会实践, 30年代之后,救亡社会实践压倒救亡思想启蒙,但不能简单地说某个时期启蒙压倒救亡或某个时期救亡压倒启蒙。救亡在思想上是非常复杂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上也是多方面的。究竟是重思想启蒙还是重社会实践,这取决于思想的进程和社会的进程,还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有关。
五四时期主要是解决思想的问题,确立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基本目标和方向,以及设计现代社会的基本蓝图或方案,所以思想启蒙是主体。30年代之后,大的思想问题已经解决,社会急需要解决的是实际问题,主要是具体落实五四所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即把思想启蒙的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pmh,所以社会实践是主体。但是,中国近现代任何时候救亡思想启蒙与救亡政治实践都是共生的,不可能有救亡启蒙而没有救亡实践,或者只有救亡实践而没有救亡启蒙。启蒙自近代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把近现代启蒙分为四个阶段: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
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启蒙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并形成运动。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运动,一是思想文化运动,二是反帝爱国运动,前者是思想启蒙运动,后者则是社会实践运动,但这两个层面的内容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启蒙正是为了反帝爱国,反过来,反帝爱国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只是思想革命,即启蒙,还包括一系列的文化社会活动,比如办报刊、出版、文化集会、演讲、街头宣传等实践活动,这两方面很难说哪一方面压倒哪一方面。五四之后政治救亡成为社会的主流,但启蒙仍然在承传和延伸,只不过不再那么显赫。就以李泽厚非常强调的个人、民主、权利等内容来说,五四之后它们一直是思想界的主题,也是文学的主题,并且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争取人权和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等。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的论人权都是发表于1929年。只要翻翻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现代期刊,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仍然是30-40年代思想领域的中心议题,它们和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1937年之后,抗日当然成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但中国社会生活并不只有抗日,仍然有思想,思想领域除了宣传抗日包括从理论上探讨救亡的深层问题以外,民主、自由问题仍然是重要的议题。有人认为:作为百年主题,启蒙和救亡从来没有谁压倒谁的问题,即使抗日战这一新的民族危亡局势下,启蒙的文化主题依然主
流性地存在。我赞同这种说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人主义思想在任何时候都在顽强地挣扎,自由、民主问题的探讨和宣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李泽厚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明确把启蒙定性在思想的范畴上,并且从内容上把启蒙简单地等同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民权等,相应地他把救亡、爱国等理解为革命、战争、政治斗争具体的社会实践,实际上是把启蒙的部分内容和救亡的部分内容独立出来进行对立,并且把这种对立进行理论抽象上升成对历史的高度概括,从而人为性地制造或者说虚构出启蒙与救亡的矛盾与冲突。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研究中有很多二元对立问题,比如中与西、古与今、国家与个人,理想与现实,包括我们上面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等,它们都是非常扰人的问题,但启蒙与救亡不是这样的问题,它们不具有二元对立性,因而它们之间不存在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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