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度摇摆台2019-06-20
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梦寐以求的共同⽬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和神圣责任。⼀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它领导中国⼈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复兴⽽奋⽃不息的历史。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点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的希望之⽕。中国共产党开始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业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重任，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1949年9⽉召开的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是掀开新中国历史第⼀页的开国盛会，是⼀次贤毕⾄、奠基⽴业的会议。中国共产党显露出海纳百川的宽⼴胸怀，各界精英，新中国星璀璨，齐聚⼀堂，共商国是。会议通过的《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凝聚了⼏代⼈的建国理想，成为新中国开国者对全国⼈民的郑重承诺。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空前盛会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复兴的新纪元。 众星拱极：各路精英聚北平
1947年10⽉，⼈民解放战争转⼊全⾯反攻。中共中央在领导波澜壮阔的⼈民解放战争的同时，开始着⼿具体筹划建⽴新中国的事宜。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4⽉30⽇，经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劳动节⼝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真诚地邀请各
界有代表性的社会精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共商建国⼤计。同年5⽉5⽇，李济深、何⾹凝代表中国国民党⾰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彭代表中国农⼯，李章达代表中国⼈民救国会，谭平⼭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党派⼈⼠，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积极响应“五⼀⼝号”，⾛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全⾯合作的道路，共同为新中国的诞⽣⽽奋⽃。 ⾃1948年8⽉初起，远在⾹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派领导⼈和⽆党派民主⼈⼠，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部署下，纷纷踏上前往解放区的征程，与共同进⾏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作，以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有着丰富统战经验和组织才能的，亲⾃指挥这场没有硝烟的重⼤“战役”，并对民主⼈⼠到达解放区的路线、安全护送和⾐⾷⽣活等问题，作了细致⼊微的安排。
⾃从1946年6⽉国民党发动全⾯内战，特别是1947年10⽉强⾏宣布取缔中国民主同盟后，许多派⼈⼠陆续来到⾹港继续进⾏活动，但处于英国警察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当时，⾹港的政治⽓候⽇益恶化，要使民主⼈⼠顺利离开⾹港，并安全到达解放区，任务异常艰巨。1948年8⽉2⽇，致电在⼤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港，会同中共华南分局及⾹港⼯委的负责同志⽅⽅、潘汉年、连贯等，负责护送在港民主⼈⼠设法穿过敌⼈的封锁线，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作。同年8⽉，钱之光遵照的指⽰，到平壤租了⼀艘货轮，上悬苏联国旗，开始了⾹港之⾏。到港后，钱之光和潘汉年等⼈经反复研究决定租⽤外国货船，分期分批护送民主⼈⼠秘密北上。9⽉1
2⽇晚，⾸批北上的民主⼈⼠化装成⼯⼈模样，在章汉夫陪同下，悄悄登上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蔡廷锴、章伯钧。9⽉29⽇，沈钧儒等⼈到达哈尔滨。11⽉23⽇，郭沫若、马叙伦、许⼴平、沙千⾥等第⼆批离港民主⼈⼠，乘坐挂有挪威国旗的“华中”轮北上。
在第三批离港民主⼈⼠中最引⼈注⽬的是中国国民党⾰命委员会领导⼈李济深。他离开⾹港的过程，犹如⼀场惊⼼动魄的谍战剧。李济深是⼀个经历与⾝份很独特的风云⼈物，他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国民⾰命军总参谋长、国民党⼴东省政府主席，⾝为国民党陆军⼀级上将，却三次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1948年1⽉1⽇，中国国民党⾰命委员会在⾹港成⽴，李济深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港当局和他经常往来，美国⽅⾯也与他频繁接触。⽩崇禧让⼀位国民党⼤员赶到⾹港请李济深回武汉“主持⼤计”。为了掩⼈⽿⽬，钱之光把这批民主⼈⼠离港时间定在圣诞节的后⼀天，利⽤⾹港放假狂欢之机⾏动。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在动⾝的当晚，还前去赴宴。之后，李济深与朱蕴⼭等⼈，乘上⼀艘⼩游艇，摆上酒菜，到维多利亚湾“泛⾈游览”。天渐渐⿊了下来，⼩游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茅盾、章乃器等⼈在中共的统⼀安排下，打扮成商⼈模样，登上“阿尔丹号”，启程北上。为安全起见，李济深等⼈被安排在船长室，以避免海关检查。1949年1⽉7⽇，李济深等第三批离港民主⼈⼠到达⼤连。1⽉22⽇，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等55位民主⼈⼠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次公开表⽰“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以期中国⼈民民主⾰命之迅速成功，独⽴、⾃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实现”。
据中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档案统计，从1948年9⽉⾄1949年9⽉，接送民主⼈⼠和⽂化精英北上的⼯作，有20多次，共有1000多⼈，其中包括民主⼈⼠350余⼈。这些民主⼈⼠的北上，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及其具有最⼴泛的代表性。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派领导⼈和⽆党派民主⼈⼠，也纷纷前往解放区。1949年4⽉⼈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局长⽑森和保密局局长⽑⼈凤，严令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民主⼈⼠带到台湾。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体中，被尊为“川北圣⼈”的民盟中央执⾏委员会主席张澜有着强⼤的号召⼒。他的志⾏学问、道德⽂章影响了许多渴望国家富强的有识之⼠。认为，张澜绝不能留在⼤陆，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带到台湾去。⽣死存亡之际，紧急电令上海地下党组织：全⼒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等⼈。5⽉24⽇，⼈民解放军向上海市区进攻。已被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反的上海警备第三⼤队副队长阎锦⽂来到虹桥疗养院，谎称要将张澜、罗隆基⼆⼈由疗养院押⾄看守所，驾车护送张、罗⼆⼈通过重重哨卡，成功脱险。上海警察局局长⽑森发现了阎的“变节”，下令追捕，但为时已晚。
1949年1⽉，千年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政协的召开提供了⼀个更为宽阔的舞台，已到解放区的各派及爱国民主⼈⼠汇聚到北平。两次写信，邀请孙中⼭先⽣的夫⼈宋庆龄北上共商建⽴新中国的⼤计，并派邓颖超专程到上海迎接。同年8⽉28⽇下午，宋庆龄乘坐⽕车抵达北平，、、等⼈前往车站欢迎。当天晚上，亲⾃主持宴会，为宋庆龄洗尘。9⽉9⽇，再次亲临车站，迎接原国民党湖南省主席
、起义将领程潜将军。众多的民主⼈⼠齐聚北平共商国是，各派⼀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
位，这是建⽴新中国的⼀个重要政治基础。但也有许多民主⼈⼠为新中国的诞⽣献出了⾃⼰宝贵的⽣命。冯⽟祥将军⾃美国乘“胜利号”邮轮准备经苏联转道回国参加新政协，因轮船失⽕，于1948年9⽉1⽇不幸遇难。他的夫⼈李德全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作。1949年9⽉19⽇，政协代表、民⾰中执委、原国民党陆军⼤学校长杨杰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港寓所。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特许杨杰为列名缺席代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的⾰命领导⼈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达列⾥汗等⼈，1948年8⽉27⽇在转道苏联阿拉⽊图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共铸辉煌：协商建国树典范
1949年3⽉，中共七届⼆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县西柏坡村召开。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派、⼈民团体及⽆党派民主⼈⼠，召开没有反动分⼦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不久，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新政协的筹备⼯作迅速提上⽇程。
1949年6⽉15⽇⾄19⽇，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派、各⼈民团体、各界民主⼈⼠、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名代表。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作，迅速召开
重返阿富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量，统⼀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政治的、经济的、⽂化的和的建设⼯作。”他还说：“中国⼈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经操在⼈民⾃⼰的⼿⾥，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那样，以⾃⼰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民主共和国。”这次会议⼀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为了尽快完成召开新政协的各项准备⼯作，在常委会之下⼜专门建⽴了六个⼩组：第⼀⼩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负责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之⼈数。第⼆⼩组，组长谭平⼭，副组长周新民。负责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第三⼩组，组长，副组长许德珩。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负责起草中央⼈民政府⽅案。第五⼩组，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劭先。负责起草⼤会宣⾔。第六⼩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沈雁冰。负责拟定国旗、、国歌⽅案。
经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三个多⽉的紧张有序的⼯作，有关创建中华⼈民共和国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9⽉17⽇下午3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由主持，他宣布会议筹备⼯作已经胜利完成，正式⼤会即将召开，并且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命名为“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
rms在新政协筹备⼯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这份代表名单既要有较强的代表性，体现全国各民族⼈民的⼤团结，⼜要照顾到各⽅⾯⼈⼠相互间的协调平衡。“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切⼈民民主⼒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派、各⼈民团体、各解放区⼈民政府、⼈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党派和各界民主⼈⼠的代表⼈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不容许参加。”根据这⼀原则，新政协代表的提名主要有两种情况，⼀种是由组织或个⼈推荐，⼀种是本⼈申请。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新政协筹备会对所有提名都进⾏逐个审查，反复研究和协商，征求各⽅意见，⼀共花了三个⽉⼯夫，才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新政协的代表性极其⼴泛，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切爱国民主⼒量的⼤团结，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命各个历史时期为⼈民解放、民族复兴事业做出过贡献的知名⼈⼠和代表⼈物。在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中，特邀单位包括了各⽅⾯的特殊代表⼈物，“其代表资格、名额与⼈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特请在国内外有重⼤影响的宋庆龄为特邀单位的⾸席代表。
名单协商与确定的过程，总体上⽐较顺利，但也出现了⼀些问题。例如，有些共产党员和⼀部分民主⼈⼠对邀请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和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有⼀定的抵触情绪，甚⾄认为：“⽼⾰命不如新⾰命，新⾰命不如不⾰命，不⾰命不如反⾰命”，思想上转不过弯⼦来。、等⼈在党内反复进⾏政
策教育，并向党外⼈⼠解释，指出：他们在和平谈判和起义中⽴了功，站到了⼈民⼀边，就应当不念旧恶，采取欢迎态度。经过耐⼼的教育和解释，这⼀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未来100年大预言创建⼀个新国家，⾸先要解决的是国家称谓问题。最初曾有⼈提出叫中华⼈民民主共和国的⽅案，但清华⼤学著名教授张奚若先⽣建议去掉“民主”两字。他认为国名不能太长，民主在希腊⽂中与⼈民相同，⽽共和已含有民主的意思。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的赞同。也有⼈建议应有个简称，叫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这⼀建议遭到很多⼈的反对。专门邀请⼀些参加过⾟亥⾰命的⽼前辈征求意见。中国致公党创始⼈司徒美堂认为，国号是⼀个极其庄严的东西，我们应当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光明正⼤地⽤中华⼈民共和国这⼀称谓。马寅初、张澜、沈钧儒、陈嘉庚等都发⾔主张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
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作中，国旗、国歌、的确定是⼀项重要内容。负责拟定国旗国歌⽅案的新政协筹备会第六⼩组第⼀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图案和国歌词谱，设⽴国旗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评选委员会。7⽉12⽇，新政协筹备会制定了《征求国旗图案及国歌词谱条例》。从7⽉15⽇起⾄26⽇，《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分别在《⼈民⽇报》《⼤众⽇报》《光明⽇报》等各⼤报纸连续刊登，⾹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在全国⼈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热烈反响。短短⼀个多⽉时间内，共收到来⾃海内外，包括当时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国歌歌谱632件，歌词694⾸，图案900幅。
经过政协⽅案审查委员会认真审阅筛选，从2992幅国旗⽅案中挑出38幅图案。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分为11个⼩组，对国旗等进⾏了认真的讨论。开始很多⼈同意⼀颗⼤五⾓星加⼀条黄杠的图案，也同意这⼀⽅案。张治中先⽣则明确表⽰反对这⼀⽅案。他认为中间表⽰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好像是⼀个分裂的国家。⼤家⽐较倾向于采⽤来⾃上海的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的⽅案。9⽉25⽇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歌等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汉、徐悲鸿、李⽴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拿
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命⼈民⼤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与会者⼀致通过采⽤五星红旗的⽅案。采⽤诞⽣在抗⽇烽⽕中的《义勇军进⾏曲》作为代国歌，则是采纳了著名民主⼈⼠马叙伦的提议。⽥汉作词、聂⽿作曲的《义勇军进⾏曲》是中国⼈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激动⼈⼼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义勇军进⾏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赞成，但也有⼈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主张采⽤聂⽿的歌谱，重新填词。表⽰，就⽤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与会者⼀致赞同⽤《义勇军进⾏曲》代国歌。
国都、纪年等确定的过程，也经历了类似的程序，树⽴了协商民主的典范。
同襄⼤业：空前盛会定国是
1949年9⽉21⽇，是⼀个永载史册的⽇⼦。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在欢快的中国⼈民解放军进⾏曲中隆重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五⼤类，共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候补代表77⼈，特邀代表75⼈，共计代表662⼈，⼏乎把从⾟亥⾰命到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代表⼈物都吸收进来了。九三学社⾸席代表许德珩在发⾔中说：“这些各类不同的⼈物，来⾃各种不同的地区，处着各种不同的环境，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新中国的同⼀⼼情，很⾃由的，民主的，融融和和的，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的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先致开幕词。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执⾏全国⼈民代表⼤会的职权。”“我们的⼯作将写在⼈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类总数四分之⼀的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在讲话的最后，⾃豪地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那也不⾏吧，中国⼈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必将稳步地达到⾃⼰的⽬的。”的致词表达了历经百年奋⽃终于迎来胜利的中国⼈民强烈的民族⾃豪感，赢得代表们41次热烈的掌声。
各派、各界代表88⼈在会上发了⾔。特邀代表宋庆龄致词说：“这是⼀个历史的跃进，⼀个建设的巨⼒，⼀个新中国的诞⽣！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拥有⼈民⼤众⼒量的政党。孙中⼭先⽣的民族、民权、民⽣三⼤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让我们现在就着⼿⼯作，建⽴⼀个独⽴、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
9⽉27⽇，全体会议⼀致通过《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民共和国中央⼈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和国旗的四个决议案。
9⽉29⽇，全体会议⼀致通过《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民的第⼀部⼤宪章和建国⼤纲。除序⾔外，分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化教育政策、、外交政策共七章。它是由代⾏全国⼈民代表⼤会职权的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所规定的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各项基本政策，规定了⼈民的各项民主⾃由权利。不管从内容上还是从法律效⼒上看，它都具有国家宪法的特征，在当时起了临时宪法的作⽤，是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献之⼀。荣智健夫人
制定《共同纲领》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团结合作的精神，凝结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派和⽆党派民主⼈⼠的⼼⾎。中共中央早在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就提出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在1948年颁布“五⼀节⼝号”的同⼀天，在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就提出“拟定民族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共同纲领》从开始起草到政协第⼀届全体会议通过，中间随着⾰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曾三次起稿，三次命名。为了与各派交换意见有⼀个可供讨论的⽂本，中共中央在1948年10⽉即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起草⼯作由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
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到10⽉下旬，写出了第⼀稿，名为《中国⼈民民主⾰命纲领草稿》，规划了即将诞⽣的新中国应实⾏的最基本的纲领和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国思想，这些基本框架也⼤都为后来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采纳。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经过新政协筹备会各⽅⾯⼈⼠共同修改，形成了第⼆稿――《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三⼩组组长的，亲⾃承担了草拟共同纲领初稿的重任。⼯作繁忙的经请⽰同意，暂时放下⼿头的其他事务，把⾃⼰“关”在勤政殿⾥，经过⼀个星期夜以继⽇的“鏖战”，完成了起草⼯作。先后主持召开多次会议，进⾏反复讨论和修改，正式形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第⼆稿的⼀个重要不同之处是：对成⽴中华⼈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作了新的规定。原来中共中央和的设想是，先召开新政协，然后召集⼈民代表⼤会成⽴民主联合政府。第⼆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但是，中共中央没能预料到在1949年召开新政协时解放战争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纲领的重点还是放在“⼈民民主⾰命”。⽤后来的话说是“偏重动员各⽅⼒量”⽀援⼈民解放战争。
1949年9⽉，共同纲领的起草⼯作进⼊最后的阶段，其指导⽅针是重在建设新中国。共同纲领的名称改为《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草案初稿，到新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草案先后经过了7次较⼤的讨论。亲⾃参与修改、加⼯和完善，倾注了⼤量的⼼⾎，新政协各参加单位也组织各⾃成员进⾏了认真讨论。《共同纲领》（草稿）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是与政协筹备会议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在⼀起进⾏的，堪称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九三学
社代表许德珩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的，也更很少发⾔不被重视的；凡是在⽬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9⽉22⽇，筹备会第三⼩组组长在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上作《关于草拟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就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问题逐⼀提出并加以说明。9⽉29⽇，政协全体会议⼀致通过了《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9⽉30⽇是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的最后⼀天，选举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央⼈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讨论通过《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宣⾔》。为纪念在⼈民解放战争和⼈民⾰命中牺牲的⼈
民英雄，全体会议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场建⽴⼈民英雄纪念碑。下午6时左右，利⽤会场选举投票后的检票时间，与会代表以及⾸都各界众代表共3000余⼈来到天安门⼴场南端，举⾏⼈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中华⼈民共和国主席宣读了亲⾃撰写的庄严的纪念碑碑⽂：
三年以来，在⼈民解放战争和⼈民⾰命中牺牲的⼈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民解放战争和⼈民⾰命中牺牲的⼈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千⼋百四⼗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争取民族独⽴和⼈民⾃由幸福，在历次⽃争中牺牲的⼈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随后，和代表们为纪念碑的奠基⽯执锹铲⼟，表⽰对先烈的崇敬之情。
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当选中央⼈民政府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岗当选副主席，、等56⼈当选中央⼈民政府委员。6位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56位委员中，有党外⼈⼠27⼈。凡是在各个时期作过各种贡献的民主⼈⼠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民主⼈⼠衷⼼赞扬共产党⼈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谋⼀党私利的博⼤胸襟。派参加新政协并担任中央⼈民政府各项职务，标志着其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成为新中国⼈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
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在圆满完成创建中华⼈民共和国的光荣使命后胜利闭幕。
1949年10⽉1⽇，以中华⼈民共和国中央⼈民政府主席⾝份公告，宣布中央⼈民政府“接受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针”。同⽇，中华⼈民共和国开国⼤典在天安门⼴场举⾏。随着主席“中华⼈民共和国中央⼈民政府已于本⽇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宣告，⼀个崭新的中华⼈民共和国从此诞⽣……
（责编肖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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