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7-12-26 10:25:15 作者：赵光峰、韩建敏、薛新力、敖依昌、刘幼樵
一、前 言
中国共产党17大提出一系列确保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奋斗目标的大政方针，其中关于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尤为值得我们关注；这不仅是共产党在新时期面对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以党为师”，也是对民盟如何建设成高素质参政党和更好履行参政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搞好政治交接继承发扬民盟优良传统，提出了紧迫的时代任务。 民盟作为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参政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做出贡献、高水准地履行参政党职责，就必须总结民盟自身历史、发掘优良传统，以便在搞好政治交接的同时，使民盟的事业在多党合作中得到可持续发展。为此，本课题对民盟的历史进行梳理研究，旨在提炼总括中国民主同盟的优良传统。
民盟诞生于1941年的国民党陪都重庆，正处于抗战的艰苦卓绝时期。民族独立与反对外侮、独裁与民主、内战与和平、团结与分裂的尖锐政治矛盾充斥于整个国统区；民盟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帮助下，成长为一支壮大的“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而活跃于政治舞台；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于1938碱性氧化物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时期，民盟发起人张澜就针对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参政会上当众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和蒋介石面对面地争论一个多小时，在当时堪称无所畏惧的壮举；1944年9月，民盟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大力支持共产党代表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共产党将这一时局主张显赫地刊发在延安机关报上；1945年元月15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声称“一旦反攻基础建立，最后胜利把握时，就召开国民大会”。为此民盟发表时局宣言坚决反对，“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之可能”； 1945年，由于蒋介石拒绝共产党和民盟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为谋求国共两党共建国内和平，民盟成员黄炎培、左舜生、冷遹等参政员与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考察调停，与中共中央会谈、共商国是，达成“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三方共同推荐的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治会议，研究、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和将来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的会议纪要。7月5日，黄炎培等回到重庆，集体面见蒋介石，递交了“会议纪要”，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独裁政策的一个沉重打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实行普选，召开人民所需要的国民大会，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等十项政治主张。 由于中共的坚决斗争，民盟的一再呼吁，且抵制了国民党包办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党被迫做出和平姿态，邀请等中共代表赴重庆谈判。、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三赴“特园”看望、会晤民盟中央领导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9月14日，与张澜
长谈三个多小时，就国共谈判、民盟与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意见。9月14日和9月25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两次向民盟领导人通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听取民盟领导人意见。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方面继续谈判，一方面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这一意见被国共两党采纳。1945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笫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针对召开政治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要求，因而得到中共和各界众的积极支持。
“双十协定”签订仅三日，即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剿匪”密令，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民盟中央一方面由黄炎培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另一方面，张澜等领导人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各级地方组织也积极支持各地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5年12月6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提出国民党必须停止军事进攻，实行无条件停战，并专程拜访张澜，交换意见。12月30日，张澜致函国共双方政协代表，要求国共两党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要求，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与中共并肩战斗，在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五项决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封建法西斯训政的法统，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由于民盟抵制国民党一手操办的“伪国大”和拒绝参加国民党“国大”后改组的政府，并支持全国各地的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这一切使国民党恼羞成怒，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视民盟为“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着令严加取缔以遏乱萌。张澜不畏强暴，在民盟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严正声明，“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从此民盟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组织活动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了广大盟员斗争的信心和决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国统区的地方组织先后恢复。中国民主同盟依据三中全会精神，密切配合中共的武装斗争，开展了反美反蒋的活动，以促使蒋介石政权的倒台。
民盟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号召，民盟“结束一党（国民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因响应共产党号召而得到真正的实现，从此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党风雨同舟共同建设新中国。
以上民盟的光辉历史表明，民盟在“结束一党（国民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抗日反蒋、创建新中国的浴血斗争中，李公朴、闻一多等一大批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优秀盟员身上所体现出内忧外患的社会责任、百折不挠的民主精神、矢志求真、崇尚科学和与党合作肝胆相照等优良传统，在今天全盟进行政治交接、建立高素质参政党的可持续发展中更是具有研究和总结的必要。
那么什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优良传统呢？我们拟从“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成因”、“光耀史册的民盟先贤”、“民盟优良传统分析研究”、“结论”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成因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对内实行内战独裁，对外实行妥协投降的反动卖国政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但蒋介石仍旧主张“攘外先安内”，因此对日消极抵抗、对内镇压民主运
动，引起广大民主人士的极大愤慨。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主张抗日的各党派深感为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有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必要。1939年11月23日，主张抗日的各党派领导人和部分社会贤达在重庆发起组织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等19位，分别来自“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和“乡村建设协会”，只有张澜是社会贤达。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等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其宗旨是调解“国共纠纷”，力促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政，团结抗日。统一建国同志会此时虽然还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的联系，这为后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1年1施丹丽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重开内战的危机。1941年2月11日，各党派领导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聚谈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为民主及反内战而团结奋斗。
雷打雪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上清寺“
特园”秘密召开，会上推荐和协商产生黄炎培、章伯钧、张澜等13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黄炎培（代表职教社），左舜生（代表青年党），张君励（代表民社党），梁漱溟（代表乡村建设协会），章伯钧（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5位任中央常委，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集体成员共6个，故有“三党三派”之称。政团同盟当时的政治纲领是包括力主抗战，反对妥协，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法制和学术自由等。
1941年10月，黄炎培因赴南洋劝募公债，辞去担任的主席职务，张澜在周恩来的勉励和帮助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任政团同盟主席，时年69岁。静电是怎么产生的
由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政团同盟决定委派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1941年9日18日，在周恩来及中共驻港办事处的帮助下，《光明报》正式出版，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10月10日，梁漱溟在《光明报》上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相继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同时向英、美等国在香港的通讯社发布消息，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中国共产党在
其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及时做了报道，刊登了政团同盟成员名单和政团同盟的宣言和纲领，并于10月28日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生力军”的社论，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纲领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对此却十分恐慌，发动在港的国民党报刊扬言，重庆根本没有这个组织，梁漱溟在招摇撞骗，并大骂民主人士是“第五纵队”。为击败国民党的慌言和破坏阴谋，政团同盟中央常委经过研究决定，由张澜、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于北京水生植物11月16日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出席，会上，左舜生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次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召开，张澜等参政员根据政团同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以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党派身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积极筹备成立地方组织。1943年，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成立，潘光旦、潘大逵、吴晗、楚图南、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学者先后加入政团同盟，从而使政团同盟在各界人士，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声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和发起成立各种组织，促进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如黄炎培、章伯钧、闻一多等主办的《宪政》月刊、《中华论坛》、和《自由评论》等，在国统
区形成声势浩大鼓吹民主宪政的社会舆论，闻一多主办的《民主周刊》更是成为民盟的喉舌。张澜等领导人组织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民主宪政座谈会”等等使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发展到青年学生以及工商界。这些举措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并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这一运动。在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的密切合作下，民主宪政运动变成众性活动，不仅推进了民主运动，也扩大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影响，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入政团同盟。限于政团同盟主要吸收三党三派成员，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政团同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盟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选举张澜等33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常委，推选张澜为主席。至此将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到1945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盟员共有3000人，其中无党派加入的占70％，先后建立云南省、广东省等地方组织，一批在学术界有地位、社会上有威望、在斗争中有经验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后，被选派进各级组织担任领导工作，各地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加入民盟，民盟的战斗力日益加强，极大地推动盟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使民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光耀史册的民盟先贤
上面我们概略地介绍了民盟的历史成因。从粗略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民盟一诞生就置身于尖锐的政治旋涡之中。我们的民盟先贤也正是从这风口浪尖中脱颖而出，民盟的优良传统也从他们身上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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