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中国青年党访问大陆代表团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闻黎明
中国青年党是以实现国家主义为政治理想的政党。“国家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主张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国家独立。在英语中，Nationalism有时可译作“民族主义”，但中国青年党将其译成“国家主义”。这是由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为，就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为了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才特别译成“国家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主义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思想意识，它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并称为当时的三大思潮。当时，中国的有志青年纷纷向国外寻拯救祖国的思想武器，国家主义派也在探讨出路，其中青年党的三巨头曾琦、李璜、左舜生，以及青年党重要人物的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都加入了李大钊、王光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此外，后来在不同领域享有盛名的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周佛海、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吴俊升、康白情、卢作孚、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也先后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可以说，青年党的早期领袖，曾经与上述人物同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过。
但是，由于信仰不同，追求目标不同，少年中国学会分化了。其中一部分人成为共产党人。海林市第一中学1920年，一些在欧洲与勤工俭学的青年在法国成立旅欧中共组织。1921年春，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成立巴黎共产党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17日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设法国、德国、比利时三个小组）于1922年相继成立。中共的发展，引起曾琦的注意，于是1923年12月初，曾琦与李璜、张子柱、胡国伟、李不韪、梁志尹、何鲁之、黄晃、周宗烈等12人，在巴黎郊外的玫瑰城共和街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党，会议对青年党的宗旨，规定为：“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但是，李璜说青年党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李璜：《学纯室回忆录》上册）而左舜生也坦率地说，青年党宗旨中所说的“国贼”，“便以共产党为主体”（左舜生：《记曾慕韩》）。可见，青年党成立的主要动机，是对付共产党人，为此青年党人还组织过一些人学习射击，某次由于手走火竟打死了一位骨干分子。
中国青年党是秘密成立的，当时没有对外公开。同时，在国内成立了一些国家主义派的组织，并创办了《醒狮》杂志，《醒狮》杂志与中共办的《赤光》杂志常常展开论战，故被
黄糊精人称之为“醒狮派”。“醒狮派”最著名的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个口号最早出现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党人这时对它做了新的解释，特别是把帝国主义分为白帝国主义与赤帝国主义。显而易见，赤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换句话说，青年党斗争目标是反对一切危害中国利益的国家。正是由于它强调反对赤帝国主义，所以与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及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左派，发生了冲突。也正因这个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度把青年党列为取缔对象之一。
青年党提倡的国家主义，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至少成立了两个国家主义派的组织，一个我的祖父闻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梁实秋等人发起的“大江会”，一个是邱大年等人发起的“大神州社”。闻一多是大江会会员中最先回国者，1925年，他回国看到李璜的文章，认为和大江会宗旨相同，于是到刚刚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璜，共同发起了“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1926年春，“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召开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联驱赶华侨大会，会上他们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发生了严重的武力冲突，这些在当时的报纸均有报导，我也写过介绍文章。（见《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那时，我祖父也是热烈的国家主义者，澳门回归时全国传唱的《七子之歌》，就是他在国家主义感召下创作的诗歌。当时他发表的《爱国的心》、《我中国人》、《洗衣歌》等，在现代文学史上都冠以爱国主义诗歌，但是，他本人解释这些诗歌时，则说是“国家主义的呼声”。可见，国家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五月槐花香主题曲
七七事变后，青年党提出“政党休战”、各爱国党派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青年党的这一主张是适了时代潮流，其领袖也被遴选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样，青年党以在野党身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中，青年党做了许多工作，《国论》和《新中国日报》是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刊物，国魂书店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的图书，川康建设学院以及在各地创办的十余所学校，培养了一些抗日干部人才。一些青年党党员，还直接投身于抗战前线，参加了山西牺盟会、华北对日游击战，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些英勇抗日的青年党军人。
抗日战争肩负着“抗战”与“建国”的双重任务，抗战是为了民族独立，其目的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而现代化国家也不只是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政治建设。在政治建设上，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这就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愿意。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国家，
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各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动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而这两次宪政运动的发起，都与青年党直接相关。目前，关于1939年第一次宪政运动，一般都说是由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七个提案共同发起的。我曾经对此做过考察，认为七提案中实际上真正提出实施宪政的是两个提案，一是青年党左舜生起草，并与国社党张君劢、第三党章伯钧共同领衔提出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一是张君劢领衔提出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XXqbz95b年第5期）中做有详细论述。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还是1943年第二次宪政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后来为推动宪政实施准备成立宪政实施筹备会，蒋介石看到名单中有左舜生、李璜的名字后大发脾气。宪政实施筹备会后来确定为宪政实施协进会，左舜生是常务会员之一。青年党与第二次运动的关系，可参阅拙作《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XX年10月出版）一书的有关章节。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政治运动是联合政府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青年党坚定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主张首先组织联合政府，再由联合政府筹备召开具有政权性质的国民大会，最后才是经国民大会产生负责治权的国家行政机构。 低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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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党基本采取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虽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青年党闹独立性，离开民主同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但在讨论重大问题时，仍然与共产党、民主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声援。1946年国民大会召开，青年党脱离民主同盟，与国社党一起参加政府，从此与共产党、民主同盟分道扬镳。
现在，青年党放弃反共立场，回归国家主义原旨，这是历史的进步。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但它首先要维护的仍然是国家利益，这一点与青年党提倡的国家主义、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并无区别。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应该在这个基础上，重新互相认识，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共同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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