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泽良
作为世界八大公害之一，20世纪中期在洛杉矶发生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在当时震惊全球，洛杉矶一时被冠上了“烟雾之城”、“易病之城”的称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洛杉矶实现了车辆与蓝天的共存，仍是最负盛名的度假旅游胜地之一。随着我国汽车使用量的增多，一些大城市的光化学烟雾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呈现出从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向光学烟雾型污染转化的特点。据有关实验表明，我国中东部地区的空气中含有大量含氮和烃类的有机颗粒，这正是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中的主要成分。因而，重温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治理经验，对治理当今席卷我国大江南北的空气污染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关于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治理的一些介绍性、启示类文章，在各类报纸杂志和网站中随处可见。然而，此类文章缺乏系统性和学术性，真正从事洛杉矶烟雾治理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研究回顾与反思
李朱辰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治理本该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论题，然而国内史学界却相当寂静，
有关作品更是寥寥无几。相反，国外就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通过引介他
三星e568们的著作，对其学理性问题（研究主题、研究人员、研究方法）进行简单探讨，以期我国
能有相关论述精彩“亮相”。
[]
相关成果甚是少见。相反，国外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主要以他们的著作为中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题、人员进行简单梳理，就其研究方法略呈管窥之见。
研究主题
就这一领域而言主要有三大主题，其中从政治史角度分析控烟过程中政策的出台、内容及影响，备受学者们青睐，研究成果也颇丰。科瑞尔和尤瑞森的《污染与政策》便是此中佼佼者。他们引用了大量政府原件及与行政人员的访谈记录，来解读1940至1975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治理过程，并作出以下三点总结：一是政策制定者是被动性反应而非主动创新。他们在“阻力最小的道路上迈出最小的步伐”以确保政策的出台不会对现状造成实质性改变。二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倾向于依赖技术手段。三是政
策在制定过程中政府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犹豫性和拖沓性。另一篇可圈可点之作是拉詹的《汽车之谜》，文中作者揭露了洛杉矶控烟过程中的矛盾：越破旧、便宜的汽车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越大，而拥有此类汽车的车主往往经济水平低下，无法承担安装尾气排放装置的费用，因此作者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探清汽车流行之源，并倡导与其责怪这些车主不如对汽车进行政策管制。此外，劳里、温·格兰特、乔治·冈萨雷斯等都对洛杉矶烟雾问题作出了研究。 该领域的学位论文也有数余篇。哈罗德·肯尼迪的博士论文《洛杉矶县空气污染治理的的历史、法律和管理》是其中最早对洛杉矶光化学烟雾问题进行阐述的著作，其写作方法、内容框架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借鉴。而马尔文·布瑞恩斯的《对抗洛杉矶光化学烟雾，1943—1957》是其中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1943—1957年间烟雾治理的过程，并指明政府、众、企业在禁烟过程中时而对立又时而合作的复杂关系。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内容只写至1957年，给读者留下意犹未尽之感。莱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斯考特·汉密尔顿·杜威，则对洛杉矶、纽约和佛罗里达的光化学烟雾治理作了比较性研究，其论文《不要呼吸》的第三至第五章中分别对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治理、汽车改良、众的环保意识进行阐述。就洛杉矶部分而言，内容框架并没有突破布瑞恩特的著作。比较性研究的作品还有日本学者阿基拉村，将洛杉矶空气污染的治理政策同大阪作对比，遗憾的是作者只是分别叙述两座城市治理污染的过程，并未分析二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未能把握比较性文章的精华。此外，还有约书亚·邓斯白的《阐明光化学烟雾》，罗伯特的《加州汽车污染控制》等皆被评为优秀论文作品。
从医学角度来研究光化学烟雾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另一常见主题。这部分学者以约翰·戈德史密斯和辛辛那提大学的医学教授克拉伦斯·米尔斯为代表。在《医疗气候学》中，米尔斯写道：大气状况可以改变人体的呼吸频率、精力状况、成长发育和抵抗力水平。洛杉矶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平均气温略高于人体最舒适温度，特别有益于人体健康。随后便在其另一本著述《大气污染与体健康》中否定了这一观点，他分析烟雾发生的条件，并预测洛杉矶地区也会发生类似烟雾事件从而危害人体健康。约翰·戈德史密斯也对烟雾作了医学研究。1959年，他与李斯特·布雷斯洛合著的《空气污染的流行病学研究》发表。通过收集加州地区的大气质量状况与流行病的发生频率等相关数据，经过系统分析，他们认为虽无直接相关证据表明烟雾可以造成急性病或死亡，但肺癌、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慢性病与烟雾息息相关。1962年8月11日戈德
烛之武
史密斯又在向机动车污染控制委员会作出的报告中指出：
敏反应和气道狭窄。所有车辆，特别是柴油机排放的细小颗粒，极易深入肺部、进入循环系统，破坏细胞并导致呼吸问题。无独有偶，卡塞尔也认为生活在城市中心的人，其慢性支气管炎或其他类似肺方面的疾病极有可能是光化学烟雾影响的后果。空气中的物质，可引起黏膜刺激，增加气道阻力。
分析环境政策和污染对人体的医学影响是研究光化学烟雾的两种常见主题，麦克·戴维斯、布恩等人则为光化学烟雾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即从环境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问题。所谓的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种族主义客观存在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少数族裔及低收入体追求平等环境权益的一场社会运动。”戴维斯在《水晶之城》中描述了洛杉矶兴起成为世界级大都市的历史。在这座城市经济繁荣的表象下，有着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以钱德勒家族为代表的市区新教精英、日新月异的房地产商、洛杉矶警察局以及西部犹太教新精英，利用他们的“极权”展开对穷人的压榨，控制公共空间。另一位学者布恩则揭露了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对不同的种族影响不同：在托兰斯城，相对于安格鲁种来说，墨西哥工人更容易受到有毒气体的侵扰。在城市规划方面，这些少数种族往往会被安排聚居在工厂的下风向。
研究人员
除上述提及的专家学者对洛杉矶光化学烟雾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学术性研究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撰写过相关科普文章、工作报告和新闻报道。其中，第一类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在实验室中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实验，研究光化学烟雾的具体组成成分，撰写实验报告。其中以化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教授为代表。1950年圣诞节前后，斯米特把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发表在加州理工学院著名期刊《工程与科学》上，主要阐明了汽车尾气才是烟雾的主要来源。这一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此之前，普遍认知是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与匹兹堡、芝加哥的烟雾相比，并无例外之处，主要的污
染源是一些化工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气。随后，斯米特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巩固捍卫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些科学家则与斯米特的观点截然对立。经过他们的计算表明：汽车的运转、垃圾的焚烧、普通供暖废气导致了恶劣究院并不同意斯米特的理论，对他们来说社会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分摊责任。除此之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的气象学家莫里斯·内布格也承担起科普的任务，他于1957年10月在美国顶级刊物《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调控天气与光化学烟雾》的科普文章，这篇文章以技术的语调传递一种信息：试图调控空气来控制光化学烟雾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此文后来被广泛运用，成为内布格有力的扩音器。
第二类是政府公务人员，他们为了与民众达成良好的沟通共识，从而形成缓和的政治氛围，也纷纷撰文介绍政府对抗光化学烟雾的进度、遇到的困难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戈登·拉森从1949年起担任洛杉矶空气污染控制区（Air Pollution Control District, 以下简称APCD）的主管，在其1953年发表的《洛杉矶的大气污染与人类健康》一文中，拉森介绍了光化学烟雾的化学成分和APCD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汽油蒸汽的控制、碳氢化合物的研究以及废弃物的处置是以后APCD工作的重点。但拉森并没有赢得民众的好感，随着光化学烟雾问题日益严重，民众对他失去耐心，各种谴责蜂拥而至，最终他于1955年6月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史密斯·格里斯沃尔德则深谙与民众维持良性互动的重要性。自斯米特揭露汽车是污染源后，格里斯沃尔德便致力于汽车尾气排放问题，发表了若干文章矛头直指向汽车界，以争取舆论支持。1955年他在《洛杉矶时报》上公开谴责汽车制造商，他说，其他工厂基
本都服从指挥了，但是汽车制造商没有。1957年，他又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表达他的苦衷：他已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但未来空气质量改善的希望取决于底特律。1961年，格里斯沃尔德作出预言，如果底特律有诚意而且加州的司机们愿意支付相关费用的话，那么在未来五年内，烟雾问题就可以得到基本解决。已有车辆的车主可能需要花费40~50美元进行升级。格里斯沃尔德成功地将民愤转移至汽车制造商方面，为其开展后续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约翰·安森·福特的个人回忆录《洛杉矶爆炸的三十年》和罗伯特·蔡斯在《加州管理评论》上发表的《大气污染控制：以洛杉矶为例》。洛杉矶县主管约翰·安森·福特是一位自由进步的政治家，在他的回忆录中，福特向我们展示了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剧变前一个民主政府的阵痛与挣扎，以及他是如何处理因经济增长和人口
膨胀而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而罗伯特·蔡斯从1941年开始涉足对大气污染的控制管理，1970年4月7日被洛杉矶县监管董事局任命为大气污染控制专员，在此之前担任了将近五年的APCD主要代理人。他的这篇文章对APCD自1947年成立至1970年期间所做的工作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概括。其中包括对光化学烟雾成分的调查、污染物的来源分析、相关条例法规的制定、众健康的保护、汽车尾气的排放管制等。政府的公务人员是光化学烟雾治理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他们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通过分析和研究上述文章能够让我们从他们的视角去看待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治理过程，从而更全面地
把握光化学烟雾治理的关键。
第三类是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以《洛杉矶时报》的创刊人诺曼·钱德勒和美国著名的公民活动家、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拉尔夫·纳德为代表。《洛杉矶时报》是当时报道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第一手刊物，作为当时最响亮的声音，是世界上第一个环境战斗队，而钱德勒则是这个战斗队的核心人物。在面对外界陈词滥调地讥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问题时，他派出经验丰富的记者埃德·安斯沃斯对空气污染进行跟踪报道。安斯沃斯写了很多控制污染的专题，分析了问题的实质以及应对方法。还描述了多伊奇这位来自芝加哥的县APCD局长是如何调查污染源，追查一种俗称“阿尔基醛”的物质。1946年12月，随着污染的再度发生，钱德勒又邀请了圣路易斯教授雷蒙德·塔克到洛杉矶进行实地分析检测，试图寻原因和解决方法。在为期两周的考察后，塔克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塔克敏锐地将制造业中排放的废物与洛杉矶温暖、浑浊的天气联系在一起。然而塔克并不认为汽车尾气是造成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主要原因，因为污染物的成分跟尾气不一样，而且1941—1944年洛杉矶的汽车交通处于下降状态，他反对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同一行业。塔克的学说成为后期环境治理的教条。另一位有识之士拉尔夫·纳德肩负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直单匹马，坚持不懈地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呼吁政府规范工业生产，提高产品安全。纳德撰写的揭发汽车业内幕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充分显示了其强硬的行动作风，促进了联邦政府对汽车安全的改革。该书致力于探讨南加州的空气污染问题，给南加州政府官员提供了参考。他的另一本书《消失的空气》则记载了不负责任的企业和政治
同谋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恶化对健康的危害。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文学记者奇普·雅各布斯和威廉·凯丽合著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启示录》，这本优秀的科普读物于2014年3月翻译成中文。书中作者以纪实小说般的语言，描述了作为“烟雾之都”的洛杉矶市60多年来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形成、发展和治理等历史细节，文学性、科学性和思想性兼具。这些有识之士引领着时代的进步，代表着普通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以最敏锐的触觉感知政府的行为，并且以最具影响力的方式将感觉传递。他们的作品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缩影。
长株潭报研究方法
在研究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一部分学者特别关注了“经济精英”这一利益集团。他们认为以石油企业和汽车工业为代表的“经济精英”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左右政策出台。持这样观点的作者有华威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温·格兰特，他在《汽车、光化学烟雾与污染治理》中写道：“政策制定体”是政府与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产物，在讨论洛杉矶汽车与燃料排放标准时，“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选派有限的人员进入这一‘政策制定体’进行持续频繁的互动、妥协，从而完成一场正和游戏”。另一位学者艾伦·威特也这样认为，在《城市精英与大众交通》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辩证法分析了经济精英阶层与环保人士、肺健康协会、普通纳税众之间的矛盾。与洛杉矶相关的是1968年和1972年关于是否建立地铁运输系统的两次争论。建立公交系统能够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并且改善大气污染，可这一决议最终遭到了利益集团
的联合抵制而作罢。因此，威特认为精英分子在政府决策
本原多项式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颁布便是经济利益集团主导下的产物，其主要目的是避免立法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法案。
诚然，这些“经济精英”的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一定影响力，但认为他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以至于完全左右政策的颁布，则有失偏颇，甚至误入英雄主义历史观的歧途。持此想法的学者主要忽视了以下三点因素：其一，“经济精英”内部也存在利益冲突，难以形成一致的向心力。汽车制造商和石油大亨在控制汽车污染排放量上便存在分歧：汽车制造商寄希望于提高石油燃烧率来降低污染，而石油大亨们则对改善尾气排放装置提出了要求。总之，对垒双方皆将控制污染的责任推卸给对方。其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经济精英”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相反，在众和环境主义者的监督下，不得不为形势所迫作出部分妥协。1949年10月商会成立的禁烟委员会，是战时禁烟的支柱，为控制污染作出巨大贡献。其三，人民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成立各种民间团体是这次禁烟过程的主力军，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因此分析人民众在这次禁烟中的作用，分析在不同时期众环保意识的嬗变应该是历史书写者不容忽视的主题。
此外，研究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问题，需要培养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无论是从环境政策还是医学角度，抑或是环境正义角度分析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问题都相当片面，如同盲人摸象，无法全面、深刻地了解研究对象。环境是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交叉的结果，若是仅从政治史方面看待政策的形成过程，则忽视了政策的颁布需要依赖于科学实验，只有检测出大气中的具体污染源及其危害才能对症下药。同理，脱离人类社会，忽视光化学烟雾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简单罗列若干实验数据，也无法领悟烟雾治理的精髓。
在外国学者的研究著论中，几乎都将视角投入到成功光鲜的一面，却对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挫折与失误鲜有涉猎。例如对1943—1947年间（即空气污染控制区成立前）控烟尝试的描述。虽然这一阶段的努力最终付之一炬，但却是洛杉矶烟雾治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洛杉矶成功控烟经验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失败所带来的教训。因而，史学家应当全面、公正地看待烟雾治理过程中的成与败。同时，为了能在这一领域独树一帜，对比性研究则是最好的切入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的普及，多个城市面临光化学烟雾的侵扰。通过对比两地烟雾的成因、政府的举措、众的环保意识，分析其中的共性与差异，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漫长的控烟之路添砖加瓦。（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金属学报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