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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之渊源 概述摘要：《竹书纪年》的流传经历比较曲折，关于它的记载冷清得让人忧伤，这也是其后来亡佚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有《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供后人研究。 关键词：竹书纪年；版本；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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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作为魏国史书，束晳言之“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1]然而，《竹书纪年》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远远不及《春秋》所受到的礼遇。大概因其可读性差，又是残缺不全，整理之中难免有错误，再或有些记载违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隋书·经籍志》等国家藏书中有收录，《水经注》等文献也有所征引，却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所以，若非有新的文献、资料出土或被发现，想要恢复很难。因此，夏含夷教授的“恢复原墓本的相当部分”的理想美好而又艰难。[2]据《晋书·荀勖传》记载，汲冢书在重新编排整理以后存在秘书省。而《晋书·武帝纪》则记载其最终被“藏于秘府”，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提到汲冢书最初藏在秘府，杜预
后来才得以见到。杜预所见共七十五卷。可知，《竹书纪年》同其他国家藏书一样被置于秘书省，得到了保护。同时，这也限制了它的流传。当它亡佚之后，便很难会再现于世。
晋惠帝年间，卫恒、束晳进行二次整理汲冢书的工作。这段时期相当不太平。晋惠帝的无力理政导致从他登基次年便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307年，晋惠帝被毒杀。即位的晋怀帝并无雄才大略，此后不久的永嘉五年又发生了“永嘉之乱”。在自己身家性命都没有保障的战争中，很难会有人想到保护书籍文物。实际上，《竹书纪年》原简在更早的“八王之乱”年间流失也是有可能的。在此后有一段时间，国家藏书中还有关于《竹书纪年》的记载。
317年，司马睿将晋室重建，史称东晋。东晋的建立并没有结束长期的战乱状态，但是据《隋书·经籍志》可知，虽经历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代，《竹书纪年》仍然保存着束晳等人整理的十三卷。到唐代时，《竹书纪年》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
史家认为《竹书纪年》原简及抄本是在宋代时才亡佚的。首先是因宋代最大的官方目录《崇文总目》中没有关于《竹书纪年》的任何资料。其次，作为宋代两大著名私人藏书目录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中丝毫不见关于《竹书纪年》的资料。南宋晁公 武的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杂史类》的第一部便是关于汲冢《周书》的记载。在传记类的著录中，第二部便是《穆天子传》。在比晁公武晚些时候的南宋陈振孙的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春秋类》中有关于汲冢书《师春》的著录。抄本在流传过程中很容易因收藏者个人学识、爱好而被改动，或添加或删改或注释，总之会与原本有所差异。这说明自该书整理面世之日至此时，内容体例诸方面并无明显变化，应是原本。在《通志·艺文略》史部编年类下著录有《纪年》，十四卷。但《通志·艺文略》是郑樵摘录前代目录编成，而非亲见目录中所收之书，所以，不能据此证明《竹书纪年》此时仍然存在。在宋孝宗乾道（1165年-1173年）年间编订的《中兴馆阁书目》中有关于《竹书》的著录,但已经是残缺了。因而多数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流传的《竹书纪年》应是由宋以后的人所作。例如，张国硕教授便认为是南宋以后编纂出一部完整的《竹书纪年》。此外，生活在宋元时代的学者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同样有关于汲冢所出书的记载。《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经籍考二十一著录了《穆天子传》六卷。另外，在卷一百九十五经籍考二十二还有关于汲冢《周书》十卷的记载。此时仍然没有《竹书纪年》的任何资料。如此磅礴的官方书目与私人藏书目录中都没有关于《竹书纪年》的记载，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完整版的原简及抄本在宋代亡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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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惠宗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刊刻的《宋史·艺文志》编年类下记载：“《竹书》三卷（荀勖，和峤编）。”日本五节句[黑海番鸭灯光王愿坚4]关于此条记录，首先《竹书》不能等同于《纪年》；其次，《宋史》乃元代人所著，编撰不严谨，难以为据。但仍有学者由此认为，《纪年》在宋代时仍然存在。《竹书纪年》的记载见于由宋代官方所修的《新唐书》，却不见于本朝最大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也不见于著名的私人藏书目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说因受到宋代尊崇理学的影响，官方修书时大可加以删减，而历代以来与理学相悖的著作也不少，完全没有必要把只有十三卷、本身内容缺失、又有错误的《竹书纪年》排除在外。即使官方可以摒弃不录，私人藏书还可以收录的。那么，现在就只有一种可能：在宋代，《竹书纪年》流落到民间某个人手中，而且抄本有限，甚至可能只有一本，拥有者不知其意义非凡，故而著录者、修书者均以为此书亡佚。宋亡元建，战乱之后，此书重新回到人们视线中，尽管丢失了很多，但还是被收录到了元代官修书目《宋史·艺文志》。
到了明代，《竹书纪年》又重蹈覆辙地消失在了官方记载中。清初所编的《明史·艺文志》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记载。清代通行的《竹书纪年》记事起自黄帝，首尾俱全，尤其是春秋战国部分记事仍然以周王纪年。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多次引用通行本《竹书纪年》的内容作为考证的依据，如卷二的“文侯之命”一节中大量引用幽王年间之事。
据笔者粗略统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通行本《竹书纪年》作为考证之据的内容共有八处。乾隆年间，在修《四库全书》之时，四库馆臣考证诸多方面，认为通行本非西晋之“汲冢原书”、“其伪则终不可掩也”，[5]并将其称之为“今本，”但仍然将其收录并作了提要。后来，据清人姚振宗推断“今本”的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的主人范钦。后来众多清代学者的考证之作均是以范钦天一阁本《竹书纪年》（即今本）为底本的。
姚振宗考证当时通行的《今本竹书纪年》为范钦的伪作，当时众多学者也是持此看法。故有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散见于南北朝至宋的古注或类书中征引《竹书纪年》的文字，加以考订，并将其称之为“古本”。最初做这项工作的是嘉庆道光年间学者朱右曾。朱右曾辑录晋以后的佚文，辑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在《汲冢纪年存真》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订正而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明确地将其整理本称为“古本”，那就是认定它是《竹书纪年》的原貌，通行本乃是伪书。为此，王国维又将通行本《竹书纪年》每条内容的出处一一注出，著成《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而且，王国维认为“今本”内容的出处“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以证明其伪。建国后，范祥雍认为需要重新修订，并不再改动，命名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于1957年9月出版发行。目前，在辑佚本《竹书纪年》中最为完善的是方诗铭、王修龄著的《古本竹
书纪年辑证》此著作于1981年出版。后来，方诗铭先生又对某些史料、文字和标点作了修订，上海古籍出版社便根据这些资料于2005年整理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系统：第一个是清代通行本《竹书纪年》，此版本内容完整，被称为“今本”；第二个是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及王修龄等人的辑佚本，包括《汲冢纪年存真》、《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等，统称为“古本”。
注释：[1]（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美）夏含夷．《古史异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6页
[3]（元）脱脱撰．《二十五史•宋史•艺文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813页
[4]（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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