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根据前人的研究总结，伪书的产生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尚古观念而产生的伪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厚古薄今、迷信古人、崇拜圣贤的心态，所以一些人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便采用托古的方法。这种风气在战国秦汉间相当盛行，对后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淮南子·修务》：“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乱世阔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于是儒家借重尧舜，墨家借重大禹，道家借重黄帝、老子，医家借重神农、黄帝，都是这一类的典型。《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周礼》托名周公即其例。
2．文献亡佚而产生的伪书古代典籍文献大量的散佚是伪书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朝廷禁毁、兵燹战174中国古典文献学乱、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造成了古代典籍文献的大量损毁亡佚，给后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故世有寻求遗书之举。如秦始皇焚书之后不久又经历楚汉战争，国家典藏的图书文献散亡殆尽。西汉建国，朝廷典藏不足，故武帝以来屡次诏求遗书于 天下，遂有投机者制作伪书欺世盗名，邀赏牟财。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西汉成为中国伪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故而胡应麟说：“赝书之肪(始)，防自西京乎?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其时，东莱人张霸便伪造了一部102篇的《尚书》进献朝廷，当时就被揭穿。这就是盗用亡佚图书文献之名而作伪的最典型事例。又如隋文帝时也曾诏求天下遗书，当时有名的大学者刘炫连续伪造了《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上交朝廷，获得朝廷重赏而去，后事发被罢官。陈登原道出了文献亡佚与伪书产生的某种联系：“画鬼之易，由于无所质证。伪书之兴，半缘世无真者。”典籍真本既已亡佚，后人伪造起来也就无所顾忌。，封建社会的一些士大夫，他们有学问，对古代典籍的失传感到缺憾。他们作伪的动机，或许是想弥补古籍的缺略而使之完整，这种追求完整的心理也是伪书实现的动因之一。例如东晋梅赜传出的《古文尚书》，明代范钦刊印的《竹书纪年》，都是典型的例证。《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晋太康二年出自汲冢，无疑是真书。唐朝以后此书失传，明嘉靖年间突然出现《竹书纪年》上下两卷本，通称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研究认为，其书体例与原本不符，记事与原本有异，遂定为伪书，并断定作伪者是明人范钦。但是，“今本《竹书纪年》也不完全是范钦伪造的，是他在各种古书引证古本《竹书纪年》中辑录的，不过加些删削，又伪造一部分罢了”。此乃盗用亡佚古书之名而产生的内容真伪混杂的伪书。
3．学术相争而产生的伪书封建社会的学者们，论学时有门户之争，特别是同时而才名相当的学者，更是互相轻视、彼此攻击，为维护学派的学说，争胜对方，伪造古书是其重要手段之一。此类事情，在战国百家争鸣时已现端倪，此后也不乏其例，而曹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孔子家语》最具代表性。东汉末年的郑玄是一代经学大师，注释经书兼采今古，与其前代的贾逵、马融之学不同。王肃较郑玄略晚，但时代相近，那时郑氏经学已有大名，所注经盛行于世。而“(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异同，为《尚书》、《诗》、《论语》、《--丰L》、《左氏》解及撰定父(王)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肃集《圣政论》以讥短玄”。王肃想在郑氏经学之外，别树一帜，在集《圣政论》的同时，为了替自己出更有力的证据，于是伪造出一部《孑L子家语》，并自注解，其自序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孑L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王氏这段话，郑重申明这书是出于孔子后人，而恰与己说暗合，来证明己说之不谬。西汉确有《孑L子家语》27卷，东汉时已经亡佚不传，王肃便搜集古事、掺杂己意，假托孔子22世孙孔猛家传而伪作《孔子家语》，其后不久便有博士马昭指出：“《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说：“肃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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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难郑玄。”唐初颜师古也指出：当时通行的《孔子家语》是伪书，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家语》。至清代，经过姚际恒、崔述考证．几成定案。系统部署方案
中华灵芝宝4．伪署作者而产生的伪书古书伪作，伪署作者姓名是其大端，而伪署作者姓名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分析起来大致有：一是为泄愤诽谤他人。人怀怨愤或不满而作书文发泄，常常以假托他人之名的方式行世。此亦代有其人。如宋魏泰托名张师正撰《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以个人的爱恶诬蔑前人；又如有怨恨欧阳询而176中国古典文献学传》，不题作者姓名，皆属此例。二是自耻署名而造伪名。如唐代和凝《香奁集》，是其青年时所撰，内容颇涉风流香艳，后来做了高官，认为有失庄重，怕人耻笑，就嫁名韩僵。三是借重名家以传其书。借重与崇古如出一辙，都是借他人之名来传己书，区别是：崇古者是借古圣贤之名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借重者是用后世名家的声望来提高自已书的影响。如宋王钰撰《龙城录》而托名柳宗元，撰《杜诗故事》而借重苏东坡等。四是盗窃他书而为己书。上举多是将已书托名他人，而求名者则是盗窃他人之书为己有。如郭象窃向秀《庄子注》，宋齐丘窃谭峭《化书》序而传之，何法盛窃郗绍《晋中兴书》等。五是臆测妄题作者。
6．好事妄为而产生的伪书世间确有一些好事之徒，他们或出于兴趣而造伪书，如张湛造《列子》；或由于技痒，如明代的丰坊善于写篆书，造《子贡诗说》、《申培诗说》二书，先用篆书写就，附以楷书作音注，以抒发自己的才学而后快；或出于游戏，如明杨慎《杂事秘辛》，本是遣兴之作，谁知后世反以为真。总之，作伪的原因至为复杂，作伪的方法多种多样，此所举列只是大端。至于不同学者由于所据角度的不同而总结概括出来的原因也有所差异，如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第一，原书佚失之后，由后人伪造；第二，政治斗争或学派的分歧争胜；第三，抬高身价或贪赏牟利；第四，后人失于明察而误断致伪。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一、托古传书；二、造伪补佚；三、弋名牟利；四、相攻争胜；五、好事妄为。
二、古典文献的辨伪意义
1．什么是“辨伪”古典文献有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把古典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献，或某部图书文献中有伪的内容、篇章揭示出来，这就是“辨伪”，也有人主张应该称为“辨真”，提法不同而实质相同。辨伪是文献实证——考据的形式之一，是传统学术中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文献学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辨伪是对某些有真伪
二甘醇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它的涵盖面很大，凡是有真伪问题的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均在其辨识的范围。文献学所讲的辨伪是狭义的辨伪，主要是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其任务是认定图书文献的真实作者、年代，体现其原本的文献归属，而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每一个人都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人，所以图书文献真实作者的认定也就具有年代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献辨伪学也可称为文献年代学。文献辨伪不仅要将体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献揭示出来，也要将个体文献(一部书等)中那些有伪的篇章和文字，如注文混入正文、他书或他人之文伪作某书或某人之文、后世增补之文被当成本书原有的内容等“伪篇”或“伪文”辨识考证出来，使之与原文相区别，这是更为艰巨的文献辨伪任务。辨别古书真伪，通常会有五种结果：第一，一部被认为是“真”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判定为“伪”书。，第二，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恢复“全真”的身份。如《孙子兵法》。第三，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虽然被恢复了“全真”的身份，但是其中夹杂着某些“伪’’的文段，即其中某些文句、段落有伪。第四，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恢复“半真”的身份，即其中某些篇章有伪。如《尚书》。第五，一部被认定是“全伪”的古书，经过考证可能被发现某些“真”的文段。
2．辨别伪书的意义辨伪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首先是时间概念的178中国古典文献学限定，其次是空间概念的限定，再次是个体概念的限定，时间线段、空间方位、个体体现这三者间的不断变化就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这三者的规定性也就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而伪书所模糊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年代、个体——作者，而某一特定的个体同时就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意义。所以。清代辨伪名家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云：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对于古典文献的辨伪工作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今许多学术大师都有切身体会，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有精辟的论述：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古典文献只有经过辨识才能取作学术研究的资料，否则有莫如无，有恶予无。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
滨州学院学报
三、辨伪
伪书的考辨有作伪，就有辨伪。早在汉代，刘向等人就开始进行辨伪工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伪书四五十种，反映了汉人辨伪的成就。宋人朱熹首次总结出辨伪的方法，他在给袁枢的一封信中写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下编专题编这里，朱熹提出辨伪的两种方法：一是从义理上分析，不合义理者必伪；二是与同书异本相比较，在比较中识别真伪。明宋濂《诸子辨》对子书之伪进行了考证。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是我国第一部辨伪专著，该书分析了伪书的种类，内容，特点和辨伪方法(详上编第六章第三节)。清代随着考据学的盛行，出现了阎若璩、姚际恒等辨伪大师(详本编第一章第二节)。然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多采前人成说，有些考辨证据不足。顾实撰《重考古今伪书考》以正姚书之失，但亦有武断之处。黄云眉撰《古今伪书考补证》论证较为详尽，叮补二书之不足。清末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提出如下十二条辨伪方法：
(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如《三坟记》、《晋史乘》、《楚史祷杌》等。
(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与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如明抄本《慎子》与四库本、守山阁：奉完全不同，与《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也不一样，其流传源流无考，则定为明人伪作。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孑L安国传等。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昔”。如仆申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至宋代而规模大具，知其为千余年间集体创作而成，并非出自神农。
(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如今本《竹书纪年》等。
功能复合材料(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如《管子》、《商君书》二书记有管商死后之人名和事件，可知其中有伪。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如今本《史记》有太初、天汉以后事，甚至有宣帝、元帝以后事，可知其中有伪。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如刘向《列仙传》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而佛经输入是刘向死后二百余年的事情，刘向不可能见到佛经，其伪自明。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中国古籍编撰史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如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文从字顺，今文之《周诰》、《殷盘》，诘屈聱牙，语体截然不同。
(十一)‘i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如汉代晁错曾引用《神农》的话说：“有石城十仞，汤池百部，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之类，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以《神农》为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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