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主流文化的发祥地。长安文化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而且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 一、长安文化分水实验小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长安文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结合的文化符号，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符号。从空间上讲，长安是指现在的陕西潼关以西、宝鸡以东的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区。关中地区形势险固，土壤肥沃，田畴交错，河流纵横。早在秦代，关中地区就被称为“天府”。《战国策·秦策一》说：关中地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从时间上讲，长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代，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就主要活动在这个区域。嗣后，他们的子孙东移、南迁，一直延伸到齐、鲁、燕、赵、淮河以及长江流域。
长安城南的沣水和镐水汇合处是周王室的都城丰京和镐京的所在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即诞生于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礼乐文化”也发源于此。“礼乐”是周天子的治国纲领，尤其是周代的礼乐文化作为等级制度的文化符号，被后世历代封建王朝奉为圭臬，从而使得周文化成为长安文化的开端，并对后世
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当周王室衰落时，他的诸侯国鲁国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传统“礼乐”制度。孔子对此很欣赏，曾经说过“闻韶乐，三日不知肉味。”足见他对礼乐文化崇拜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在《论语》中，孔子向他的学生谈起“周礼”时，对学生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实际上是赞叹“礼乐”文化的“人文化成”作用。所以，以《论语》为起点的儒家文化，它的根基实际上在长安。所谓的鲁文化，实际上是长安文化的转载。这一点，毋庸置疑。五月槐花香主题曲
从诗歌方面看，长安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而且在长安这块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沃土中孕育了中国诗歌文化传统。长安到处是诗。这不仅因为它是十三个王朝的建都之地，更重要的是，当长安作为自西周以来多个王朝的传统建都之地在宋以后被汴京(开封)、大都(北京的前身)以及北京所替代后，这块得天独厚的人文地域环境中所形成的“帝都文化”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依然占有无比崇高的地位。比如赵匡胤通过军事推翻了后周政权，把国都定在汴京。但他觉得汴京地处平原，一望无际，没有关隘可守，曾打算“迁都”。起初打算迁都洛阳，后来改变了主意，说:“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应当“循周、汉故事，久当迁长安。”赵匡胤就是看中了长安地区所占据的山河形胜。后来由于大臣们的反对，此事不了了之。
明初也是如此。当年朱元璋在匆忙之中称帝，建都金陵。但把他的第三个儿子朱樉封为秦王，而且修建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西安“明城”。后来，有人对朱元璋说，江南虽是形胜之地，但如果不坐镇西北，仍是半壁江山。朱元璋犹豫再三后下谕:“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并派懿文太子到长安考察，
打算把都城迁往长安，重新恢复长安的帝都地位。但由于皇太子的突然去世，事情无果而终。所以，唐代诗人杜甫在著名的《秋兴八首》中就说“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高度概括了处于三秦腹地的长安在历史上的帝都地位。 在长安这块文化沃土中所孕育起来的长安文化以及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的盛衰更替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长安成为中国“帝都文化”的象征。明朝有个叫蒋一葵的人，他写了一部关于北京城地理沿革的书，书名却是《长安客话》。在“后长安文化”时期，长安依旧成为文人们时常歌咏的对象。 值得指出的是，长安文化在唐代所呈现出的特有的开放性、融合性特征，使得长安文化对周边的邻邦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朝的东邻日本、新罗和唐王朝的交往十分密切。唐代许多诗人用他们的诗笔记载了唐王朝与友邻的交往。其中反映唐王朝与日本、新罗友好往来的诗篇最为著名。像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
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满苍梧。”张籍的《送新罗使》:“万里为朝使，离家今几年。应知旧行路，却上远归船。夜泊避蛟窟，朝烦求岛泉。悠悠到乡国，还望海西天。”李益的《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弔祭》:“东望扶桑日，何
年是到时。片帆通雨露，积水隔华夷。浩渺风来远，虚明鸟去迟。长波静云月，孤岛宿旌旗。别叶传秋意，回潮动客思。沧溟无旧路，何处问前期。”
在西亚，也同样留下了长安文化传播的历史足迹。杜环在天宝末年所撰写的《经行记》中就记载了长安人樊淑、刘泚在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传播织络技术；河东人乐阫、吕礼驯化骆驼驾车等。
二、唐诗中的长安
在历代文人歌咏长安的诗歌中，唐代文人则独领风骚。长安作为华夏“诗都”，是以《诗经》为源头的。《诗经》中的“风”、“雅”、“颂”，涉及到周王室在关中的所有活动。尤其是《秦风》，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诗经》中那篇千古传诵的压卷之作《关雎》，它的诞生地就在今天关中地区的渭南市合阳县。中国古典诗歌所具有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艺术精神以及“赋”、“比”、“兴”的抒情方式都是以《诗经》为楷模的。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道家思想是中国的本源文化思想之一。而这一思想又是老子入关中、并在现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下设坛讲《道德经》后形成为一套完整的认知体系。因而，长安又成为中国道家思想以及道教的渊薮。这在唐代文人歌咏长安的诗歌中占有非常醒目的地位。
(一)唐诗中的长安历史文化遗存
在唐代文人咏长安的题材中，首先是对长安所拥有的丰厚历史文化遗存反复歌咏。当周王室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颓圮的丰镐都城遗址给后世留下了数千年的“黍离之悲”。秦始皇包举宇内，扫灭天下雄，一统华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雄豪气概，辉煌一时。诗人李白对此曾发出由衷的赞叹:“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秦王朝的建都之地恰恰是在以礼仪为治国之本的周王朝都城附近。而秦王朝所崇尚的“法制”与人们久已习惯的“礼治”相冲突，加上秦始皇又推行文化专制，实施“焚书坑儒”，引发了中国文化史的第一场灾难；同时又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所以不管是史学家，还是诗人对此又大加挞伐。还是那个李白，在肯定秦始皇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指责他“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偎”。所以，当秦王朝传至二世，就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王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于是便有了诗人章碣的幸灾乐祸:“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至于那座横跨渭水、“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更成为关注民生疾苦的文人批评封建帝王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一千多年后，苏轼还要感慨地说:“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这又把唐玄宗和秦始皇连在一起予以批评。
和苏轼相比，唐代诗人的文化视野显得更为开阔。他们除了批评秦始皇的暴政，对他的大一统功绩也没有否定。他们在歌颂秦王朝的诗篇中，常常出现“车同轨，书同文”这样的词句。而“车同轨，书同文”正是秦始皇大一统的施政方针之一。汉武帝被评价为“略输文采”的帝王，很显然是说他在文化建树上成就不高。但是，耸立在汉长安城中建章宫里的“金铜仙人”既是他事业辉煌的象征，又是人
们讥笑他沉溺道家长生术的笑料。连追求长生的白居易都不得不说:“中天或有长生药，地上能无不死人?”因此，中国思想史上常常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汉武帝特别尊崇道家的长生术，最起码他没有“罢黜”道家思想。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道家”这一称谓恰恰是在汉武帝时才有的。未央宫里的“竹宫”以及他所建造的“九华帐”就是为了迎接神仙。汉武帝是“文景之治”之后把汉王朝推向全盛的帝王。而文景之治的取得，恰恰是文帝、景帝奉行“黄老之术”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继承皇位的汉武帝不可能听信一介书生董仲舒的建议而改变祖宗“家法”。所谓的“独尊儒术”只不过是儒生为了抬高自己社会地位而表达的一种愿望罢了。尤其是汉
武帝在位时，开凿了“烟水浩淼，周回四十余里”的昆明池，显示了大汉王朝雄霸之气。史料记载，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是为了训练水军。可是，我们在文献记载上看到的昆明池则是帝王的游乐场所。
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后世文人徜徉于昆明池畔时，昆明池就成了人们追怀盛世、叹惋人世沧桑的文化遗存。最有名的就是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所吟唱的:“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莲房坠粉红。关塞萧条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在历代咏长安的诗歌中，关于秦、汉这段历史，唐代文人所关注的话题多集中在对“仁政”的歌颂、对“暴政”的批评以及对“士人”不幸命运的咏叹。尤其是司马相如、扬雄、王昭君、贾谊等历史人物已经被后代文人，特别是唐代文人异化为失意文人倾吐内心积怨的载体，而它的本源性意象则被明显地弱化成一个历史的躯壳了。比如李商隐的《汉宫词》:“青雀西飞竟不回，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
限额设计不赐金茎露一杯。”作者自比司马相如，叹息皇帝根本不体谅自己的艰难处境。
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以长安为地域载体的“帝都”的东移、南迁，佛教文化乘机填补了北方地区的文化空白，使得长安文化中佛教文化彩明显地得到了发展。到了唐代，由于文化思想的开放，佛教八大宗派在古都长安都有自己的寺院。尤其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近郊建立草堂寺以后，佛教在长安生根开花，先后出现了法门寺、大慈恩寺、兴教寺、香积寺、兴善寺、青龙寺等著名佛教寺院，并在佛门享有崇高声誉。佛教文化的繁荣，给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艺术思维领域，这在唐代文人吟咏长安的诗篇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翻开《全唐诗》可以发现：唐代诗人中，很少有诗人在诗中不涉及佛门和道观的。对宗教文化的认同，可以使诗人获得暂时的心灵慰藉，道观和寺院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乐土，汲汲于世俗名利的诗人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超凡脱俗的雅士和高人。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唐代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佛、道成为唐代诗人文化思想或文化人格的重要因子，甚至用宗教的义理去阐释诗人的一些作品，把抽象的禅理式的宗教思维和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收视返听”的形象思维混为一谈。这是一个误区。
其实，唐代文人把接触宗教看作是一种文化时髦。韩愈不同意唐宪宗迎取法门寺的佛骨，并向唐宪宗上了《谏迎佛骨表》。于是韩愈就被人认为是“反佛”的。这值得怀疑，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佛寺又是
韩愈经常光顾的地方，而且还留下了不少诗，如《山石》、《谒衡岳庙》等，其中既有对佛教绘画的赞许，又有对佛理的认同，甚至借佛理来安顿失落的心灵。宋代的苏辙就说过:“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这就是唐代诗人在以长安为题材的诗歌中会留下许多和寺僧、道士打交道的诗篇的重要原因。另外，有些家境贫寒的举子在准备进士考试前，多寄身寺院准备功课。开元时期郑虔的诗、书、画被唐玄宗誉为“三绝”，特别是他的书法功底，就是在长安城南大慈恩寺里用柿树叶练成的。
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和发展，也拓宽了诗人咏长安的领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使得唐人咏长安的诗歌呈现出新的风貌。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开创了唐人咏长安的新局面。大明宫作为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和皇权的象征，成为唐代诗人歌咏的圣殿。尤其是大量的“奉和”诗、“应制”诗把对皇权和帝都的歌颂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唐长安城宫城、皇宫的主要宫殿和宫门的命名取义看，也具有明显的道家文化彩和皇权至上意识。例如宫城正门取名“承天门”，宫城的正殿取名“太极殿”，将道家思想和皇权意识融合在一起。《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把皇权视为天地本原。在太极殿北面，又有太极门、两仪殿、甘露殿、鹤羽殿。而且这一组殿、门正处于宫城的中轴线上，形成一种以道家思想为载体的皇权中心格局。大明宫的建筑格局也是如此。在其正门丹凤门之北的中轴线上依次是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4座主建筑中，有3座和道家文化密切相关。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的这一文化格局，对唐代以后的历代皇宫建筑布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唐代诗人以长安为题材的诗歌中，除去诗人迎合帝王嗜好的谀辞外，凸显出的则是封建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敬畏和依赖。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写于安史之乱中。这时，唐王朝刚刚收复长安不久。可是，诗中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一联诗映现在读者脑海中的则是皇宫的无比辉煌和威严，根本看不出长安城遭受安史叛军破坏的任何迹象，而稍前的杜甫所写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似乎成为遥远的记忆。
以“奉和”、“应制”为题的咏长安诗，为我们展现了当时丰富多彩宫廷生活画面。比如宫廷中举行的民俗与民间信仰的庆祝活动，为我们了解中华传统节庆留下了非常直观而又多彩的文学记忆。诗人对除夕守岁、元日献寿、元夜观灯、上巳修禊、寒食新火、清明祭祖、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九登高、腊日祭祀的反复歌咏，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在“岁时节庆”类的诗歌中，以帝王和达官贵人为主体的上巳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唐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又把民俗节庆活动上升到追求社会和谐的高度。因此，杜甫在《丽人行》中先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描绘、渲染了长安城南、曲江池畔上巳节这一天热烈、喧闹的场景，然后又对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予以揭露。仅仅从节庆风俗的角度看，唐代上巳节时曲江池和芙蓉苑的那种热烈与繁华是其他朝代所无法企及的。
(二)唐诗中的长安情怀
作为京城，长安是所有唐代诗人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圣地。在唐代文人歌咏长安的诗篇中，这类题材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他们怀着对人生的美好憧憬来到长安，但不可避免地经受了困守科场、旅食京华、饱受人生的酸涩与凄楚。像李嘉佑所写的:“客里愁多不记春，莺闻始叹柳条新。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
钱起虽然名列“大历十才子”，但也同样遭受过落第的痛苦。他有一首《长安落第》诗写得很伤感:“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
在长安求仕的诗人中，人们常常会想起杜甫的这几句诗:“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添悲辛。”这是他写给尚书省左丞韦济的诗。仅从诗句上看，杜甫的境遇确实很糟糕。其实，杜甫是在叙述他的“干谒”经历。所谓“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都是他和上流社会或者贵公子们打交道。由于毫无结果，所以他就有意夸大自己的困境，以便引起韦济的关注，并不是说他已经穷困到沿街乞讨的地步。
唐代诗人在求仕过程中真正穷困潦倒到衣食无着的，要数贾岛。诗人王建有一首《寄贾岛》诗，描写了贾岛的困苦境遇:“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犹卧，驴放秋田夜不归。傍暖旋收新落叶，觉寒犹著旧生衣。曲江池畔时时到，为爱鸬鹚雨后飞。”
作为中唐时期“苦吟诗派”的代表诗人，贾岛的诗以境界凄清枯寂著称诗坛。他的日常生活也非常穷困。
就像王建所写的那样：不要说他自己忍饥挨饿，就连他养的驴子也因为没有草料，只好放到野外，让驴子自己觅食。
所以，一旦当这些士子们考中了进士，也很少有人像孟郊那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表现出少有的张狂和忘乎所以，更多的诗人则是陷入了对痛苦人生的回忆。就像岑参所说的:“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因为祖上没有留下产业，所以哪怕是卑微的小官，自己也不敢推辞。这比起杜甫“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的自我安慰来，显得更加无可奈何。所以，自信、自负、失落、惆怅、宦途淹蹇，成为唐代文人以长安为背景抒写人生种种阅历的主题倾向。
抗体亲和力(三)唐诗中的长安园林别业
景双彬与文人的困窘相反，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促进了私人园林别业在长安城周边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京城长安特有的园林别业文化。上到王公贵戚，下到文人士子，成为徜徉于园林别业中的主体。尤其是一些王公贵族，其园林别业规模之大、景致之美，可谓名冠京华。其中最为显
赫的当数太平公主的私人园林。沈佺期有一首《陪幸太平公主南庄》:“主第山门起灞川，宸游风景入初年。凤凰楼下交天仗，乌鹊桥头敞御筵。往往花间逢彩石，时时竹里见红泉。今朝扈跸平阳馆，不羡乘槎云汉边。”沈佺期是高宗武后时代著名的宫廷御用文人。在他的笔下，丝毫看不出隐藏在皇族园林中的政治欲望。倒是后来的韩愈在他的《游太平公主山庄》诗中对此作了直露的揭示:“公主当年欲
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太平公主想继承武则天当女皇。但武则天几经权衡之后没有答应。当李隆基剿灭太平公主集团、还政于中宗以后，太平公主山庄也被收归“国有”。所以，韩愈后来才有可能游览于其中。
而游谒于权贵之门的文人士子们也不失时机地把达官贵人园林别业作为吟诵的对象。东起华山，西到太白山，秦岭北麓的沟壑溪畔，山水林泉，处处都留下了他们在山林的萧散身影。在那里，他们通过自我调节而获取人生的惬意，以忘却暂时的烦恼。
(四)唐诗中的长安山水形胜
同园林别业文化相适应，唐代诗人在咏长安的诗歌中，有大量诗篇吟咏长安的江山形胜的。如终南山、太白山以及泾水、渭水、灞水、浐水等，不仅给诗人们提供了流连忘返的休憩场所，也给他们为求取功名而走“终南捷径”创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即便是没有人生烦恼，诗兴也未必就全在书斋里。晚唐有个名叫郑綮的官员参加一次聚会，大家要他即席吟诗，他却说:“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月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空前繁荣的顶点跌落下来，使天下承平四十多年的风流天子唐玄宗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当“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从恶梦中醒来的诗人使咏长安的诗歌发生了主题上的明显变化。诗人们陷入了迷惘与憧憬同时存在的困境。他们把目光转向对“治”与“乱”的思考。虽然格调低沉，却不失悲壮与沉雄，尤其是在指责权臣的同时也不放过对皇帝的
委婉批评。特别是长安城东的华清宫在唐代诗人笔下反复出现。这座行宫，既显示了开元之治的辉煌气象，又见证了唐王朝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历史。
当开元盛世成为历史的记忆后，唐代诗人以华清宫为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一是写历经战乱之后华清宫的荒凉破败景象，像耿湋的《晚次昭应》:“落日向林路，东风吹麦垅。藤草蔓古渠，牛羊下荒塜。骊宫户久闭，温谷泉长涌。为问全盛时，何人最荣宠?”
[7]二是写唐玄宗晚年的奢侈生活，像张继的《华清宫》:“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唯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张继显然把“霓裳羽衣曲”和南朝陈后主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相提并论。所以，当他看到今日华清宫的荒凉景象时，觉得那从地下汩汩而出的温泉水发出的是令人感慨的呜咽之声。三是直接批评唐玄宗，像李约的《过华清宫》:“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辇升天人已尽，故宫犹有树长生。”李约是唐王朝的宗室。作为“自家人”，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唐玄宗沉溺于游乐，而把天下大事不当一回事。作者特别举出那首经唐玄宗加工而成的《霓裳羽衣曲》，并认为这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源。其看法未必完全正确，因为唐太宗早就说过“乐无哀乐”，这反映了唐人对帝王沉溺于歌舞的警觉与反省。
和华清宫齐名的兴庆宫既是唐玄宗的发迹之地，又是他晚年的囚宫。唐玄宗时期，兴庆宫的地位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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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明宫。有关国计民生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决定的。同华清宫一样，兴庆宫也见证了唐王朝的兴衰更替。唐人诗歌中，以长安为主题的作品中，歌咏兴庆宫的诗歌也是为数不少。唐王朝全盛时期的兴庆宫在诗人笔下给人们留下了繁荣和谐的美感。像王维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唐玄宗和文武百官从大明宫出发到兴庆宫去的路上，诗兴大发，让官员们即兴赋诗。王维奉命写了这首诗。“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在诗人笔下，整个京城长安春意融融，尤其是皇权具有受命于天的威严。所以，尽管这是一次“赏春”活动，但是王维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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