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一统的王朝时有兴替，而雄对峙多国并立的时期也多次出现。因而历代列国都城众多。在数以百计的古代都城中，有许多始都时间甚早，其中不少在我国历史上开始有明确连续纪年记载的西周中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被建为都城。因此这些古都始都年代， 史籍上记载均较为笼统，迄今学术界也缺乏深入研究，间或有一些学者对某些古都始都年代作出较具体的推断，但其准确程度尚值得商榷。由于确定古都准确始都年代对深入研究古都形成与演变的历程有着直接影响。本文拟先就我国众多古都中之七大古都的始都年代进行探讨，以求正于古都学界专家，并希冀以此文为发端，扩展开去，推动对我国其他一些古都始都年代的研究工作。
所谓“中国七大古都”，是指安阳、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这七座城市所在地区的古都，都曾先后作过我国历史上正统王朝，即夏、商、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西晋、东晋、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等王朝的都城，且作为都城历年较长，对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较为重大作用。因而在我国古都中地位更为
重要，将它们合称为“七大古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本世纪20年代有些学术著作曾将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合称为“中国五大古都”，后到30年代又加上杭州，于是“中国六大古都”说遂代替“中国五大古都”说，并流行了半个世纪。到1988年，经中国古都学会邀集学术界与新闻出版界有关专家进行认真研讨，一致同意将与殷、邺两座古都废墟关系密切的安阳市也列为我国大古都之一，这样就出现了“中国七大古都”新说。经过共同努力向国内外广为宣传，“中国七大古都”说已得到学术界与广大众的普遍认同。
在前述七大古都中，开封、南京、杭州这三座城市所在地区之古都最早建都时间均较晚，且都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后，因而有关史籍上关于它们最早建都的年代均有明确记载，问题比较简单，只是开封的情况略为复杂，需要稍作讨论。
开封地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腹心部位，号称“七朝都会”。历史上最早在该地建都的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多种史籍均一致载明是在魏惠王时期（公元前4世纪中期）， 魏国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徙至大梁（今开封市西北）。也正因如此，魏惠王当时又被称为“梁惠王”（《孟子·梁惠王》上）。但究竟魏惠王何年徙都于大梁，史载却有分歧，大致有四种说法：
1.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1〕徙都大梁说。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首倡此说。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周纪二》）与清末扬守敬（《水经·渠水注》之杨守敬按语）从之。
2.魏惠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徙都大梁说。唐代司马贞主此说（《史记·商君列传》之《索隐》）。苏州蓝缨学校
坑槽修补3.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徙都大梁说。刘宋时裴骃据《汲冢纪年》（即《竹书纪年》）主此说（《史记·魏世家》之《集解》）。
奇虎360借壳上市4.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徙都大梁说。北魏郦道元主此说。晋时人臣瓒也主此说。（《水经·渠水注》、《汉书·高帝纪》之臣瓒注释）。他们都是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
氧化锡由于史籍记载上的歧见杂陈，使得当代史学家与古都学家，对魏惠王时徙都大梁的时间见仁见智，各有依循。如范文澜持魏惠王三十一年说〔2〕，谭其骧持魏惠王六年说〔3〕史念海与李润田等持魏惠王九年说〔4〕，而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也持魏惠王九年说。
以上诸说中，究竟哪一说更接近史实呢？笔者认为是魏惠王九年说。
魏惠王九年说所据为《竹书纪年》，该书作者据史学家考证，已认定是魏惠王之子魏襄王（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在位）时的史官所作，对魏国史实记载比较接近史实，某些内容甚至较《史记》更准确，对研究先秦史具有很高史料价值〔5〕， 对研究魏国史更是必不可少的官方档案材料。更何况魏国徙都大梁是该书作者前代之大事，时间相距不远，所载必不会误。此外，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十七年魏军围赵国都城邯郸，十八年齐国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师救赵。田忌主张径入赵国攻击魏军。孙膑则向田忌建议道：“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采纳了孙膑建议，魏军果然撤去对邯郸的包围，回师自救，与齐军战于桂陵，遭致惨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役。上引孙膑所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魏国称为梁国；二是力主猛攻大梁。这都表明魏惠王十八年时大梁已是魏国之国都。魏惠王二十九年与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说因而不能成立，然而魏惠王六年徙都大梁说与魏惠王九年徙都大梁说一样，既都在齐魏桂陵之战前，又都根据《竹书纪年》，二者又孰是孰非呢？《竹书纪年》由于原简牍残缺错乱，后代学者在考释、校正时意见不尽一致，因而
自由交易在同一书之不同考正本与校释本中，对同一问题的记载容有差异。现要从二者中作出判断，则应从造成魏国迁都的原因中进行分析。关于这一问题，《竹书纪年》中未著一字，但司马迁、司马贞与司马光等古代学者均认为是因为“安邑近秦”，秦国力日强，魏难以与之争胜，因而将国都东迁于大梁以避其锋（详见《史记》《魏世家》与《商君列传》、《资治通鉴》卷1 《周纪二》）。现代有学者则认为，“魏徙治大梁乃是由于国力的向东发展，并非由于畏惧秦国”〔6〕。但从当时战国七雄之间斗争形势看， 上述两点都是导致魏迁都大梁的原因。据《史记·魏世家》所载，魏惠王初即位，于惠王元年就遭到韩、赵两国的联合进攻，赵国主张除去惠王，另立公子缓为魏国君主；韩国则主张将魏国一分为二，以削弱魏之国势。由此可见魏与韩、赵两国间利害冲突之尖锐与积怨之深。因此魏惠王一待国君地位巩固之后即主动向韩、赵两国发动进攻，于惠王二年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五年与韩会宅阳。九年又伐败韩、赵于浍〔7〕。因此积极向东发展，力图在与韩、赵两国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是魏惠王巩固自己国君地位与称霸于诸侯间的基本国策，迁都大梁就是这一基本国策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再就其西邻秦国论，秦自献公 （公元前384年～前362年在位）时起，国力即不断增强，并不断向魏进攻。魏惠王登上王位后，先于五年为秦败于洛阴〔8〕， 后又于九年与秦战于少梁（今陕西韩城市），魏国主将公孙痤被俘
（《史记·魏世家》），甚至连魏太子也被虏。〔9〕看来此战惨败使魏国朝野大为震动， 因而促成魏国君臣于当年将国都由距秦国较近的安邑迁至大梁。由以上分析可见，魏国徙都大梁年代应是魏惠王九年，即公元前361年。这也是开封地区最早建都年代。针刀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自古被称为“龙蟠虎踞”之区，历来为帝王将相所看重。公元三世纪初三国时期吴国首先在当地建都。关于其建都年代，史有明载。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载：吴大帝孙权于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春，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即皇帝位。同年秋九月，“迁都建业”。建业在今南京市区。由此可知南京始都年代应是公元229年。尽管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颇多， 但当代仍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见解，主张将在此之前孙权将其统治中心由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迁至秣陵（今南京市江宁县南之秣陵关）为东汉建安十六年，即公元211 年作为南京始都年代。诚然，早在建安初年，当孙权之兄孙策在世时，孙氏家族就已在长江中下游进行军事割据，政由己出，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到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十六年，孙权在孙刘联军于赤壁大败曹军，三国鼎立之势已经形成之后不久即“徙治秣陵”，第二年建石头城，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以表达其欲以该地为基地建立不世功业的勃勃雄心，但当时孙权既未封王，也未称帝。因此公元211年之秣陵与公元212年改名后的建业尚不能算作国都。故而《吴主传》写作“徙治”，其理由盖在于此。这也是之所以将
公元229年作为南京始都年代的主要原因。
杭州始都时间应以唐末吴越国正式在该地建都年代为准。据史载，后梁太祖朱晃开平元年（公元907年）， 进封钱镠为吴越国王。此前钱镠仅为两浙节度使（《旧五代史》卷3， 《梁书三·太祖本纪三》；卷133《钱镠列传》）。钱镠为杭州临安县人，经营杭州垂40年。然杭州正式作为吴越国都却是自公元907年起， 这也就是杭州地区始都之年代。有的学者将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 年），甚至将景福二年（公元893年）作为吴越国建都杭州的起始年代。但那时钱镠还只是镇海军节度使，虽以杭州为治所（《旧五代史》卷133《钱镠列传》），但并不是国都，因而均难以成立。
二、西安
西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的一座著名古都。但西安地区建都究竟始于何年的问题迄今尚未解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应首先论定在西安地区最早建立的都城被确认为一国之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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