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的启发
李守爱
内容提要： 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方学问。经过日本人的消化吸收，朱子学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经济、科学等实学相结合，对日本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这主要表现为：在历史思想中，忠君思想、国家本位主义与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汇合，成为幕末王政复古、倒幕思潮的先锋；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成为日本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朱子学的尊王攘夷思想与日本神道精神相结合，成为王政复古及维新思想的推动力。 关 键 词：室外给排水 联合早报电子版朱子学 江户时代方正君逸m530 现代意识 启发
一、日本历史思想中的儒学精神
（一）古代国家主义思想中的儒学精神
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日本完成了天皇专制律令国家体制。在极度模仿大陆文化、制度之余，加强国民自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纂即为此种心理作用下的产物。“记”
、“纪”的内容，乃参照儒、佛、道、阴阳、神仙、谶纬诸说，叙述日本远自神代的历史，认为日本人乃天照大神之神裔，天皇是“现人神”，树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蕴含的“神孙意识”，可说是日本人“国粹主义”思想作祟下的产物。“记”、“纪”乃参考中国史书、典籍编纂而成，其中不乏儒家的道德政治理念。当然，在模仿中国思想、文化的同时，日本史家也不忘标榜其国家主义。
平安时代，继“记”“纪”之后，日人仿中国史书，官修“五国史”。“五国史”观中均含有“春秋”的鉴戒思想。《续日本后纪》序：“宪章稽古，设沮勧而备远面。贻鉴将来。存变通而垂不朽者也。”《日本后纪》序：“无隐毫厘之疵。咸载锱铢之善。炳戒于是森罗。徽猷所以昭晰。史之为用。盖如斯欤。”《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序：“自古人君王者。莫不因天度而述宪章。”其中均含有鉴往知来、褒贬善恶之意。
平安后期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后，日本文化渐由纯粹的模仿中国，转向半独立性的创造，于是有假名文字的流行。此外，藤原氏权力丧失，武士势力大增，在变动的社会下，佛教的念佛往生的净土之说，乃深得人心。所以，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多少含有佛家观念。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由于贵族耽作荣华富贵梦的太平世界，一变而为武人争权的局面，于是基
于怀古之情及“无常”之怀，遂有根据史实，以和文书写的“历史物语”作品产生。其中，较富代表性的有《荣华物语》、《大镜》、《今镜》、《水镜》及南北朝所著的《增镜》等。“历史物语”仍以中国史学精神构成其骨架。“镜”与“鉴”意思相同，含有殷鉴不远之意，显现儒家史观的鉴戒精神。
（二）中世史书中的“道理”、“正统”史观交流伺服运动控制系统
中世时期，史书的编纂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例如，《荣华物语》中含有“末法”、“无常观”思想，《大镜》含有“净土观”思想，《水镜》中含有“四劫观”思想（成、住、坏、空）等。完成于镰仓初期、由慈圆和尚所著史论书《愚管抄》，更是贯穿了佛教史观。
镰仓末期，日本王权不振，天皇徒拥虚位。其时，宋朝儒学思想传入日本，日人始言“名分”、“正统”论。和《愚管抄》同被列为日本三大史论书之一的《神皇正统记》，即为北畠亲房受朱子学“义理”思想影响所完成的论著。后醍醐天皇为中兴计招玄惠讲程朱之学时，亲房亦参与听讲，于是得《资治通鉴》、《通鉴纲目》蕴奥。受其史观精神影响，著《神皇正统记》。《神皇正统记》强调“大义名分”，以神、天皇、国家三位一体思想为架构，强调南朝皇室的正统性。宣扬日本国体为神国，而天皇为神皇。《神皇正统记》的思想，
不但影响及于《本朝通鉴》、《读史余论》、《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的编修，其“神皇”史观甚至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思想。
（三）近世儒学者的“大义名分”思想
谷物大脑江户时代以前，佛教思想曾长期主导日本人的思维。室町时代末期，“神儒习合”思想出现，神道思想与儒学思想并立。其思想影响及于德川幕府时代，并主导徳川时代的政治思维。徳川末期，由儒而神，敬神尊皇，忠君爱国思想，蔚为国风。神道思想与儒学精神相辅相成，主导幕末思想，以致日后倒幕、王政复古运动风起云涌。江户时代史家因应此思想演变，修史史观亦受“神儒习合”的影响。例如《本朝通鉴》的皇国史观和《大日本史》的忠君思想与大义名分论即是。 德川幕府初期，朱子学者林罗山奉幕府之命编纂《本朝编年录》。其子鹅峰承未完之业，继续编纂，改名为《本朝通鉴》。其精神引用《古事记》、《倭姬世纪》、《元元集》等神皇论著，明示皇统为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明示其修史用意。其体例及史观则贯穿了朱子学的明正闰、褒贬善恶的鉴戒思想。林罗山曾说：“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从“神儒习合”思想中推衍出所谓的“皇国史观”。林罗山在《神道传授》中， 将神器
（镜、玉、剑）比喻为《中庸》所谓的三达德（智、仁、勇）。并谓：“备三种神器，王道治也。王道神道理一也。”由此可见，日本的神道思想仍需借儒家思想以圆所说。在朱子学的精神浸润下，林罗山将之引用以为支持幕府体制的理论，但其中仍存在“正统”思想，只是身为幕府职官，不便言明罢了。
德川光圀在江户创立史局“彰考馆”，着手编纂《大日本史》。他倡导大义名分、国家一统的尊皇思想，揭橥尊皇贱霸、攘夷精神，将朱子学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编修过程中博搜史料，重视史实。水户学精神——大义名分、王霸正闰、尊王攘夷、明伦理纲常等均表露于《大日本史》内容中。
《大日本史》重视史实的态度，正切合朱子“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的精神。其“三大特笔”为：（1）不承认神功皇后为一朝，而列之于后妃传中，以正“大义名分”；（２）承认大友皇子的即位，特立天皇《大友纪》，以“防后世乱臣贼子出”；（3）奉南朝为正统，以后小松天皇记附载其中，以“明王霸正闰”。《大日本史》严明大义，明天皇正统所在，使日人知将军陪臣，天子位居京都。幕末尊王论者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皆深受其精神感召。
从上述日本史观演进来观察，日本史观，除了平安、镰仓之时的释道史观外，其余由一统
观演绎出来的正名论、正统论、尊王贱霸、华夷内外等史观，均源自中国。平安初期，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刺激，遂有“记”、“纪”神皇思想产生，将天皇提升于国家之上，加以神格化。至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纳入朱子学思想后，更加有系统地将正统观念引入日本史观中。到了江户时期，“神儒习合”之风炽盛，加之国学者又倡复古之说，采取“国粹主义”立场鼓吹尊王思想。于是，忠君思想、国家本位主义与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汇合，聚成洪流，成为幕末王政复古、倒幕思潮的先锋。
二、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地位及其与洋学的融合
（一）朱子学在江户文治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文治政治”意指以教化、法令治世，借文道以治国的政治措施，恰与武断政治成对比。日本历史上所称的文治主义政治，是指17世纪中期以后，江户幕府以儒家精神为根基，奖励学问、振兴礼乐、整备制度，转化弹压政策以宥和代之的道德政治施策。江户时代的“文治政治”前后达60余年。幕府本着儒家政治理念，致力整备武家仪礼，教化庶民，调和“公”、“武”关系，亲近“大名”，确立了幕府日后得以维持150余年政体的不坠基础。
在学术文化领域，由于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奖励学术，促使学术思想推陈出新蓬勃发展，文化放出异彩，学问之事不再为僧侣及贵族所独有。都会之地、各领各藩，纷纷设立私塾施行普通教育，町人也相率从事学问研究，遂开放出元禄文化的灿烂花朵，蔚为大观。正如和辻哲郎所言，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一段光辉灿烂的元禄文化，主要是由町人所创。德川家康的文教政策所倡导的儒学，亦以民间为主而发起。学问尚且如此，至于在文艺、戏剧、音乐、艺术等艺术领域，所有创造性可说完全属于町人。由于社会，教育普及，经济富裕，使国民精神得以自由驰骋，创造出瑰丽的文化。
但是，在纲吉时期，由于实行过激的仁爱主义政策，视武事为不祥，致使武备不整，武艺废弛。在财政上，因文治政治的诸项措施开支浩繁，加上天灾地变频仍，恢复费用庞大，遂使幕府财政发生动摇。
吉宗即将军位后，鉴于文治政治的诸项弊端，于是复归质朴俭约武家本，厉行勤俭尚武之策。认为文治政治文弱虚饰，遂整顿法制，提倡武士道。其各项革新措施可谓武断政治的复苏，世称“享保之治”。吉宗“享保之治”，因“不知文道，而天下终不得静谧”。由于专讲弓马之道，人心卑陋。加之幕府财政发生窘困，百姓“一揆”频发；幕藩体制遂发生动摇，益增勤皇论者倒幕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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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在思想上的发展如德富苏峰所言：“程朱之学，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学也。其半面乃大义名分之学问。吾人观德川时代儒教兴隆，实已潜伏德川幕府灭亡之祸机，殊不容置疑。”由于尊皇思想的发微，促使大义名分、君臣之义兴起，间接影响了勤皇论的伸张。
朱子学以理为形而上之道，阴阳为形而下之器的“理气二元论”，其精神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者体认消化后，分为主理派及主气派。其中主理派以林罗山为始，新井白石及贝原益轩继之。他们应用朱子学格物致知的道理，客观观察、探究事物存在的真相，此种客观性合理主义的态度，后来成为日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主气派的学者或研究历史，或研究法制制度，或研究本草学，或研究医药。从形而下的“物质”着手，最后广及于自然科学探讨，促进了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的发展。林罗山以实证法著《多识篇》（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本），有助于江户初期本草学研究的发展。新井白石《读史余论》、《古史通》也是根据朱子学的合理主义精神所著。重视实证性、合理性，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学的先驱。
贝原益轩更将朱子学“格物穷理”的精神扩及经验科学方面，而《大和本草》一书即为其探
究物理的具体体现。贝原益轩主张“气一元论”，重视气活动的一面，亦即重视日用民生的问题，认为学问必须迫近事物，穷究其理，而后行之于事，方为真学。他强调格物致知的客观方法，并衍生出对具体事物的注意，赋予朱子哲学以活泼的新生命。贝原益轩足迹遍及日本全国。常实地观察、吸收、研究有关医学、药物学及物产的实用知识，《大和本草》即其研究结晶，充分发挥了朱子学“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的格致精神。此外，他关切日用实际问题，撰有《大和俗训》、《和俗童子训》、《养生训》等，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叙述日常生活道德，启迪庶民注重生活道德的意识。在吸收儒学道德思想的同时，也注意其合理性及实用性，颇富于科学精神。《大和本草》以外，宫崎安贞（1723—1779年）所著《农政全书》、中村惕斋所著《训蒙图汇》、稻生若水所著《庶物类纂》，均为基于经验合理主义精神所撰，对日本自然科学的进步颇有影响。徳川中期以后，更成为山片蟠桃、佐久间象山等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
（二）朱子学与洋学的融合
德川幕府至吉宗将军时期，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致使武家财政发生困难，幕府的封建支配体制逐渐显露破绽。吉宗将军为改其弊，遂施行“享保改革”，奖励殖产兴业，并为此而缓和洋学之禁，以奖励实学，开启了洋学兴盛之因。
江户中期，朱子学除了被奉为封建道德学问之外，其穷理致知的为学方法，也养成了朱子学者对事物加以合理批判的思考能力及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新井白石《读史余论》即基于此精神所著。此外，他又编纂《采览异言》及《西洋纪闻》二书，在锁国之下，介绍了有关西洋政制、科学及民俗情势，对日人接受洋学具有启迪作用。《日本国志》中述及洋学兴起之况说：“西学之滥觞盖始于宝永年间。德川将军家宣云，自耶稣教作乱于天草，设为厉禁，教士悉加驱逐，西书概行涂抹，及是有罗马教士若望至幕府，命新井君美就询海外事，君美始着采览异言一书。既而知兰人主至，君美复奉命私问之。嗣后船主间岁一入觐，君美辄就问沿为例，复续为后语，世始知有和兰学。寻命医官桂川甫筑、儒官青木文藏、长崎人西川如见等从兰人习其语言，或医数历算等学。而前野良泽、杉田元白等诸子各研究其数，由是西学渐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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