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谭炯，硕士研究生，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新闻实务。 陶贤都，副教授，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新媒体研究。
谭 炯，陶贤都
摘 要 文章基于媒介批判的视角，通过对新冠疫情期间央视新闻、澎湃新闻、头条新闻等媒体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报
德国马哈道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媒体对于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报道在家庭角、外貌表现、人设标签的建构上存在偏差。媒介报道偏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层面的男尊女卑文化下女性话语权不平等，媒体权力支配的价值观下性别偏向的放大器，商业方面暴力审美下的注意力经济贩卖。媒介女性医务工作报道偏差的规避策略需要打破传统观念束缚，传递健康的价值导向；女性医务工作者主动发声，借助媒介表达真实立体的自我；提升受众媒介素养，培养理性的批判能力。关键词 媒介形象；女性医务工作者；媒介批判；新冠疫情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1）275-0117-04
2019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广大医务工作者作为主力军，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女性医务工作者又占大部分，尤其是在护理新冠患者的工作中更显重要。根据2020年3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数据，在全国4.26万医务人员中，女性人数为2.8万人，占到全部援鄂医务人员的60%[1]。媒体如何报道女性医务工作者影响着受众对女性医务工作者的认知，也影响着舆论走向。本文基于媒介批判理论，选取央视新闻（专业传统媒体）、澎湃新闻（专业新媒体）、头条新闻（商业媒体）等不同性质的媒体代表，对它们在疫情期间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报道进行研究，分析媒体对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报道偏差及出现报道偏差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规避偏差的策略。
1 新冠疫情下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媒介报道偏差
应该来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媒体对女性医务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塑造了许多感人的形象，激励了众多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媒介报道出现的偏差也需要加以警惕。新冠疫情期间，媒体对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报道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模式化的角标签与被忽视的社会压力
在新冠疫情报道中，媒体对于女性医务工作者关注较多的是其性别角。关于女性身份角的
报道众多，“丈夫赵英明承诺承包一年家务”“心酸但不后悔！宝宝认不出援鄂的护士妈妈”“援鄂护士儿子穿梅西球衣接妈妈”“不让播名字怕妈妈担心的护士叫骆耀”等报道出现在众多的媒体报道中。媒体习惯性将女性医务工作者贴上各种各样的角标签，尤其是家庭角。在此类报道中，女性医务工作者通常以“妈妈”“妻子”“女友”“女儿”等角出现，这类形象往往符合受众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女性的认知，即家庭是每位女性的归属，而家务也是被默认的、成为女性应该承担的职责。
媒体在报道中不自觉地将家庭劳务、角符号与女性挂钩，形塑家庭女性的形象，“致敬！7名护士妈妈集体断奶奔赴一线”“女医生怀孕两月奋战抗疫一线：缺人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这些报道强调女性处于“摆脱一种角去争取另一种角”的状态。这种人设体现她们无法摆脱家庭的束缚，难以兼顾其他角与工作角的关系，陷入“时间贫困”，只能选择其一。与以往的女性形象不同，过去女性较少在社会、经济等重要场合出现，而在此次新冠疫情报道中，女性跨进了社会重要领域。但即便如此，媒体在塑造“她形象”时，依然会将模式化、固定化的符号强加在女性身上，似乎女性本身就应该与家庭挂钩，在家庭与工作相互羁绊时，她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工作，从而形塑一种无瑕疵的“女强人”形象，她们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但这种形象却无法展示多元、立体的女性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医务工作者并不是媒体所构建的“女强人”。事实证明，在工作、生活和社会中，女
性承担的角比男性要多，尤其是不可避免的生育问题以及存在的不正确价值导向，社会地位往往低于男性。在职称评定和晋升方面很难平等竞争[2]。而这些问题在媒体报道中甚少呈现，成为女性报道的缺口。媒体一方面呈现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模式化角，另一方面却忽视其背后承担的巨大压力，造成女性媒介形象的偏差。
1.2 符号化的外貌标签与被“贬抑”的专业社会价值
一直以来，外貌、身材等女性外在符号总能成为各大媒体报道重点，“漂亮”“美丽”“黑长直”“身材好”等词语都会与女性紧密相连，成为判断女性形象的标准。在新冠疫情报道中，关于女性医务工作者自愿剪发的新闻有许多，报道通常附上剪发视频或者图片，体现女性医务工作者在剪发时的不舍与坚定，同时被剪之后的外貌形象与被剪之前形成对比，成为媒体报道的素材，各大媒体为这些被剪发的照片附上“最美”“最漂亮”等字眼，体现正能量价值。无论是专业媒体还是商业媒体，外貌一直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不施粉黛的她们，就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景”“上海医护剃光头驰援武汉”“河北‘90’后援鄂护士剪光头上一线”“长发护士抗击疫情剪光头”“依然美丽！赴武汉医疗女队员剪去长发”，在这些样本中，新闻通常会附上女性医务被剪发时痛苦的图片与视频，使受众产生视觉冲击。同时一些媒体在疫情期间发布“最美的她”“最美笑脸”等话题，展示她们的生活照片和工作图片，包括脸上满是压痕的照片、取下口罩的瞬间、被剪长发后的照片等等，媒体报道全方位展现女性医务工作者在工作时的外貌形象，从而塑造敢于牺牲的正能量女性角。此类剃发出征的新闻开始成为媒体宣传的工具。虽然表面上来看
这种呈现方式并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但是类似于“长发”“光头”“美丽”等符号反复出现，内化为受众期待，暗示女性外貌本应该成为大众评判的标准，成为“被看的”对象，这种暗示不断弱化女性的社会价值。
盖伊·塔奇曼在《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文中提出“贬抑”的概念，认为媒介报道中女性受到贬低、歪曲或根本不被呈现，媒介的报道很少会针对女性的专业工作、社会贡献而展开。
[3]然而在真实的抗疫情境下，抗疫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考验着医护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麻醉医师为例，麻醉医师除了自身要采取标准防护措施以外，还需要承担患者手术麻醉、监护、抢救气管插管等专业工作。尤其是气管插管和气管
拔管工作，由于飞沫和气溶胶的形成，极易造成感染[4]。即便是看似简单的脱防护服工作，也要经过38道复杂的工序。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中，女性医务工作者所进行的专业医务工作是其形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报道没有以平衡的方式描绘女性医务工作者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专业表现，过多强化了装饰符号，弱化了女性医务工作者专业工作的社会价值。
1.3 美化的人设标签与被禁忌的生理健康
在媒体的“滤镜”下，女性医务工作者是逆行的天使，她们细心、坚强，对病患的照顾无微不至。“医护
与92岁奶奶纸上传情”“为和重症患者沟通，武汉护士手绘护理需求表”等等，展现女性医务工作者耐心、体贴的特质，她们面对患者需求能够有求必应。不仅在性格特征上，在描绘女性家庭、婚姻上也是几近完美的。在媒体报道中，女性医务工作者有个承包一年家务的丈夫、有在窗口凝望自己的男友、有听话的孩子。
在实际的抗疫工作过程中，她们并不是“女超人”，女性医务工作者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包裹严密的防护服，给女性医务工作者带来很多的不适，需要忍受生理上的困难。尤其是在女性医务工作者身体虚弱的生理期，被病菌感染的风险提升，需要时刻警惕。2月17日，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刘宏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自己“处于生理期，肚子有点疼”，而在播出后这一片段被剪掉。在澎湃新闻中，涉及女性生理需求的报道仅有两条，“16万包卫生用品驰援武汉女医护”“志愿者为女性医护筹18万条安心裤”。头条新闻仅有一条，来源于新京报，“医院为抗疫女医护准备黄体酮推迟月经”。媒体对于女性生理需求方面的报道并不多，即便报道了，对于女性生理健康的相关知识普及却很少，甚至女性生理层次的内容成为被禁忌的话题。大众对于这些知识的认知并不高。在媒介的滤镜下，女性医务工作者永远是至上、光鲜的，这种报道的失衡会使女性生理话题成为不可揭开的秘密，不仅不利于提升女性的生理健康，反而会将女性推至边缘体。实际上，在医疗队伍中，女性占多数，在抗疫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她们的生理需求也应该被重视。
2 新冠疫情下媒体女性医务工作者报道偏差产生的原因
2.1 社会：男尊女卑文化下中国女性话语权的不平等
激进女性主义代表凯特·米利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5]。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
从小就被束之闺阁，学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纲常，女性是男性的依附者，她们不需要才华横溢、饱读诗书，只需学会相夫教子。这种文化不断熏陶人们的思想、观念，建构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得女性甚少有话语权。传统文化对于性别歧视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形象被定性。因此，长期以来，关于男性的报道常常聚焦于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领域，他们是社会的栋梁、家庭的支柱。而女性天然与家庭、婚姻、生活联系，很少出现在重要领域中。即便出现在社会的重要领域，媒体也会添加情感、美学等附属要素，潜意识中传递被扭曲的观念。甚至连女性自身也开始将自己放在依附地位中，认为家庭利益高于自己一切利益，为家庭牺牲自我。现实生活中，许多媒体以及电视剧都在以此类女性为傲，这就是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当这种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将会内化为社会期待，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受众会失去对此种文化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默认女性的现存地位。新冠疫情之下，女医务工作者被媒介所展现出的形象，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女性医务工作者的认知。虽然说新冠疫情是一场影响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女医务工作者在抗击新冠疫
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公众对女医务工作者的印象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印象的认知。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有女性医务工作者获得了一定的发声机会，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她们。
2.2 媒体：权力支配的价值观下性别偏向的放大器
女性价值是通过权力支配的话语构建起来的，并不是天生的。而这种话语是由媒介来阐释的。人类一开始就已经从生物性别上确立了男性的支配地位，男性控制着土地、宗教、权力，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控制体现在对精神资料的支配，媒介的话语是在这种控制下形成的，并不断支配现代社会的思想。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媒介对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报道赋予了她们一定的话语权，却又形塑着典型的性气质，规定着女性的属性。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主流话语体系里，女性是作为“第二性”的附属者形象存在，呈现出对男性文化的屈从地位和失语状态[6]。在新冠疫情报道中，媒体运用一套性别偏见的框架将女性医务工作者塑造为家庭的牺牲者、热爱偶像的追星族，刻意用各种符号创造二元对立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从而放大女性与男性的不同，让大众默认为家庭是女性的归属，追星是女性的活动。
媒体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意识形态机构，他们的生产和传播活动能够不断建构、放大性别偏见，造成女性形象的异化并使其合法化。比如“因抗疫而推迟婚礼”等报道，媒体看似不经意地报道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家庭、婚姻、事迹，实际上正在放大性别偏向，将女性描绘为有角“包袱”的弱势体。受众置身于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潜移默化地被引导，形成对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印象。
2.3 商业：暴力审美下的注意力经济贩卖
在注意力经济下，为了吸引眼球，女性外貌、体形、姿态常常成为媒体热衷的聚焦点。而父权主义又和这样的商业逻辑合谋，满足公众的“窥私欲”。约翰·伯格在《看的方法》一书中提到了“被看的女人”的观点，指出“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7]女性医务工作者剪发出征，由长发到光头的外貌变化，一改过去女性“长发飘飘”的形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迎合男性视角下的判断标准。正是在男性审美的视角下，女性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虽然是处于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时期，但是这种审美视角并没有改变多少。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提出“神话”的概念，认为神话是属于第二序列的符号系统（转义），需要依赖第一序列的符号系统（本义）产生意义，也就是说神话所代表的是符号的“隐含义”，从而创造一种虚假的表象[8]。在“女性医务工作者剃头出征”“最美笑脸”等具有意识形态偏向的符号被媒介生产出来，第一层次所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但第二层次所表达的是一种性别歧视，对女性外貌的评价强化男性审美标准，女性形象被男性视角所规训。之所以会“神话化”，是因为背后的父权文化和商业逻辑合谋，媒体不经意地报道实际是在迎合男性的凝视，这种凝视就如同福柯所描绘的规训模式，“每个人都会在这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暴力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施加的。”[9]
3 新冠疫情下女性医务工作者媒介报道偏差规避的策略
3.1 媒介解构传统观念与重构 健康的女性价值导向
虽然近几年来关于女性主义的呼声不断增多，媒体也在试图解构男权主义思想，但是依然存在一种悖论：媒介在解构的过程中也在建构新的男权思想。也就是说，媒介在报道中不自觉地会采用男性视角看待女性，即便解构了男权主义，也是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传达男性话语。因此，媒体不仅要解构男尊女卑的旧文化，还要重构新的女性价值文化。
首先要为女性建构平衡的话语空间，建立平等、
自由的公共领域，让女性有发声的权利，有展现自身真实形象的权利，而不是在媒介所引发的沉默的螺旋中埋没自己的话语权。其次，媒介要具备批判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去粗取精、吐故纳新，解构商业逻辑建构的“神话”，避免让女性变成神秘的体。最后，在文本阐释上，摒弃各种将女性对立起来的符号，多报道女性个性化、典型化的事迹，展现女性医务工作者在社会上的贡献和专业能力，将视角放在女性医务工作者如何发挥其职业价值的层面上，体现她们在此次抗疫工作中的专业性。媒介既不过度渲染，也不过多报道负面事迹，只有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才能够发挥符号的表意功能，积极引导受众树立健康的价值观。
3.2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借助媒介的主动发声
面对媒介在建构女性形象时存在的偏差，作为女性本身应该学会跳出世俗的眼光，积极地表达自我，纠正公众对女性的错误认识。长期以来女性一直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当女性形象遭到矮化或者扭曲时，女性体却陷入了沉默，这说明女性也陷入了男性的话语体系中。所以，对于女性本身来说，要学会打破偏见和狭隘的视野，不能用外貌、形象等外在符号框住真实的自我。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舆论影响力，在面临性别歧视时积极发声。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媒体对于女性医务工作者报道的偏斜，博主@梁钰stacey发博要求媒体应该对男性和女性给予同等的尊重和报道。同时，她还发起“妹战疫安心行动”，在网络上掀起了“捐卫生巾”运动，使得疫情期间女性医务工作者缺乏卫生用品的状况显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现代女性要学会表达自我，在“百家争鸣”的意见市场中展现自己的观点，树立真实、全面的女性形象。
3.3 受众媒介素养和理性批判能力的培育
受众对女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媒介的报道，因为媒介会迎合受众的需求进行报道，甚至会创造一种“虚假的需求”，受众应该警惕媒介所营造的一切虚假表象，提升批判能力。在舆论场中，受众的媒介素养高低决定着舆论的质量，也会影响着受众对于媒介女性形象的解读。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受众的知识结构、社会地位、解码语境与传播者的关系的不同，会导致他们对传播内容做出不同的解码，相对应会有三种解码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立立场。统治-霸权立场会导致受众对于媒介内容产生妥协式解读，即赞同编码者的信息内涵，编码与解码在意义上存在一致性。那么，受众对于媒介构建的女性医护形象呈现认同态度，不会产生质疑，失去批判能力。而对立立场则会导致受众对媒介内容产生对抗式解读，即与媒介态度相排斥，编码与解码在意义上不一致。也就是说受众对于女性医护的媒介形象呈现否认、排斥的态度。笔者认为，受众应该对媒介内容采取协商式解读，一方面，受众赞同媒介呈现的内容，即对媒介所建构的女性医护形象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也会将这种形象与实际相联系，要认识到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立体的，受众对媒介所构建的形象和现实保持理性。因此，受众自身要提升媒介素养和批判能力，不跟风从众，从多元渠道了解女性体。
如今，女性职业体已进入了社会关键领域，媒体报道应该更加客观、真实的呈现女性形象，女性的人生是社会、家庭、个人的三维立体人生[10]，女性不应该被歪曲、矮化、歧视，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体存在于大众视野中。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医务工作者对战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她们的专业能力、生理健康需要得到媒体真实、平等的报道，从而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有血有肉、全面的形象，促进中国健康事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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