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2006年01月13日 04:50:03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但是否病态没有定论。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宫调音乐 1994年，张北川所著50万字《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1995年，北京同性恋组织“中国彩虹”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同年，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出现。
科学时代杂志 1998年～2000年，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同性恋首次不再被划为心理异常的病态。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
2001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行。
2004年，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 2005年，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
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
【冰点】
最有勇气的人
本报记者 蔡平
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是男同性恋者。1996年调查，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郑祖康％。
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国同性恋者达3000万以上，男同性恋者约1800万以上，其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艾滋病在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流行，将不限于该人，会经该人蔓延至妇女人和异性恋男性人，或出现相反的传播。———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 在去青岛之前，我并不真正了解张北川教授在做什么，只知道他研究同性恋，办了一本同性恋杂志———《朋友通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内部资料，是对“男男”性接触者进行艾滋病健康干预和教育的一个项目。 尽管我自认为对同性恋者并无偏见，但临行前，我还是向同事咨询，可不可以和有艾滋病嫌疑的男同性恋握手，共同进餐，要不要自己带水等等。
“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刚到青岛，就接到张教授电话，说了几个男同性恋者让我采访。长这么大，除了在书里和电影里，我还从未亲眼见过同性恋，不知道他们什么长相，怎样打扮，行为举止都有什么特征。第二天一大早，我兴致勃勃到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去张教授。
在大门口问警卫，他们让我顺着路走，说是后面的平房。走到楼前问几个学生，又说这里是教学区，根本没有性健康中心。
到底在哪儿呢？
据介绍，张教授曾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皮肤科前主任，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之一；
张教授和他的两个助手，正执行着两个国家级计划：“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情况研究”和“娱乐服务业青年从业女性的艾滋病性病干预及研究”；
张教授的健康干预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并得到国家卫生部和英国贝利之文界—马丁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
张教授是中国在同性恋人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199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同性恋现象学术理论专著《同性爱》，被授予过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马丁奖。
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有卓越贡献的大牌专家，怎么人们都不知道呢？
无奈，我只好问一个洗衣女人，她没说话，只往那排平房里面指。
顺着平房我走过去，一扇防盗门开着，里面摆满了办公桌椅。果然，这就是了。
小屋仅有十几平米，阴暗潮湿，墙上是水洇过的霉迹，紧挨柜子是一张破旧的手术床，屋子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我很奇怪，具有国际声誉的艾滋病干预指挥部，怎么会是这样？
早上8点半，张教授推门进来，才53岁，头发花白，衣着朴素，带一副老式眼镜，说话很慢。我问张教授：“您就在这儿办公？”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有媒体报道，张教授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区最好的门诊大楼，但医院负责人不让张教授的性健康中心进这幢大楼，说是“同性恋、进入医院影响不好”。
1999年，附属医院撤销了性健康中心门诊，理由是耗费太大。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张教授曾将国务院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文件给领导看，答复是“我只执行发到我手里的文件，没接到的不执行”。
建湖实验小学
“从1999年5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医条件，等于被剥夺了行医权利，这间房子还是我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要的。”张教授的声音仍然很慢。
2001年，在马丁奖授奖仪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博士说：“你们不能直接去帮助张北川医生，那么就应该去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看能做些什么。张北川医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他叹了口气：“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高芙曼女士说：“艾滋病正在中国迅速蔓延。如果要战胜艾滋病，中国必须改变传统偏见和保守态度。在艾滋病面前，人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获得资讯和服务的权利，有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我希望向每个中国人发出这样的信息：艾滋病与耻辱无关。”
美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先生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艾滋病的威胁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恐惧与偏见。在中国，张教授所领导的工作，在对这个社区的接触与关注方面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是相当及时的。
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寒心。由于无法给病人看病，张教授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甚至在医院的电话号码本上，都抹去了学术权威张北川的电话号码。
对此，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指出：“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
理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主席、我国艾滋病性病学界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强调：“我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张北川是“最有勇气的人。”
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遗憾的是，这些来自高层知识界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声音，在这所漂亮的大医院里，起不到丝毫作用。
张教授愤怒地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但院领导无动于衷。我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这已不是个人待遇问题了，我们遭遇的是政治！”“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张北川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无知不可怕，科学教育能纠正无知；
偏见不可怕，有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与高素质同性爱者的交流，会卓有成效地纠正偏见；但无知、偏见一旦与被腐败玷污的权力相结合，就会形成极为反常的严重阻力，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大敌，而这种阻力恰恰通常来自最基层。”
“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我问张教授：“作为一个出的皮肤科教授，您何以会冒着重重阻力，来专门研究同性恋与艾滋病？”
张教授讲起这段经历，非常动情。他说：“我个人研究艾滋病易感人，是在我看到一个人的遭遇开始的。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医学教授，我的医学启蒙老师，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是最优秀的老师。‘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这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话。”张教授说到这里，难以控制地激动起来。“1988年，他终生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与男子有性关系。以后的几年，几个觊觎他科主任小小权力的人，几乎将他致于死地。他曾先后5次辞职，一直未被批准，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甚至考虑过自杀。一次政治学习，几个人‘批判’了他两个多小时，当时那些人还经常当面羞辱他。事后我去看他，安慰他，他突然痛哭失声，说道：‘我一辈子做了些什么……’“这个事件持续了近5年，后来科内多名医生联名写信越级上告，要求上级派人调查。调查结束，领导说：‘所有认识那位专家的学者都讲，谁和那位专家吵架，责任就在谁，因为那位专家从来不会吵架。’
“就这样，一个人的遭遇，使我开始关注一个人，更使我认识到我们文明的缺陷。我想，任何一个正直的热爱科学和人类生命的医生，遭遇了这种事件，都会为批判我们文化中的落后而奋起抗争。因为这也是保卫科学，保卫正义和理念，保卫自己的良知。”
在青岛，我有幸见到了张北川崇敬的这位老教授，他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温文尔雅。通过和他的交谈，我了解了他的观点和经历。
这位老教授认为，在大街上你不难认出一名黑皮肤的人，在饭桌上你不难认出一个左撇子，但你能一下子认出一名同性爱者吗？肤和利手都是明显的生理现象，但同性爱就不单是深藏的心理和生理问题，而且还涉及更为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问题。性心理本身，它的质和量是可以用有关的各种“度”来表征的。一个人的性爱质量可以由多个谱系状态的不同程度来定位。例如：从绝对异性爱到绝对同性爱之间，存在着一个“性谱”，它以双性爱为中点，可以分为7个依序的性别倾慕度（按金西分类），又如性欲的烈度、性理念的文明度，性智慧的羞耻度，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性操作的风险度，性经历的深度等等，都是性爱质量的控制因素。这些“谱”和“度”都可以联系着同性爱来讨论。
谈到自己的经历，老人坦率地说：“人的爱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柏拉图式的，
一种倾向于本能，而我是后者。”
在青岛，我还见到一位老者，他也是同性恋，人生经历尤为坎坷，但至今他仍用自己的退休金，供养着他没有工作的伴侣以及伴侣的妻子和儿子。我曾担心地问这位老人：“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些钱？”
他反问我：“留钱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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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养老呀，万一什么时候他们要走了呢？”
他淡淡地笑了：“如果他们走了，我也就走了。”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此时，这位老先生已经微笑着转身离我而去了。
“在公开场合，谁敢问对方，你是gay吗？”
张教授对我说：“如同人的容貌必然有差别一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差别也是必然的，正常的，同性恋不是病，更不是罪恶。同性恋的出现首先与先天因素，包括染体、大脑结构等有关；其次与个人出生后18—36个月的环境因素有关。不能使同性恋者变
成异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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