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周宁二中 苏昌强 关键词：制度伦理、效率、正义原则、临界点、规范市场、行政伦理、经济伦理、穷人经济学、不与民争利 摘要:在市场经济下，如何维护社会长远利益。本文在制度伦理的内涵做了探讨，提出不与民争利，以及政府的任务。 一、背景分析。2006年5月发生奇奇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壳甲素注射液”事件。表面是个人问题，急功近利；实际上是制度出了问题。小到单位、公司，大到国家、国家间的合作，都涉及制度。它们之间都有一套运行机制，保障其工作能够运行。它涉及到人才的培养、薪酬、升迁、退场等机制。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目前流行研究制度是我国初步研究行政学一个重要分支，研究它有重要的意义。 二、制度伦理的内涵。它首先涉及到什么是制度？制度是以公正宣布的程序与规则组成的系统,每个人都能从制度规则的正常中受益,也都受争议制度规则的约束。制度实际上就是针对人的制度。 古人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 ，社会制度（社会规则和秩序）能够维系公共生 活，调节人与人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及社会的关系。古人曾举车轮与车轴的关系例子，来说明制度间的配合。社会是一个体生活的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利益的主体不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合作是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合作系统，有助于社会矛盾缓解与解决。从有人类社会存在第一天开始，就有制度的存在。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无“内耗”，应该是一套有效率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总和。它是一个具有循章导矩，又有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的章程。既讲原则又不拘泥套套。古人说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凡事不预，则不立。”，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先画“圈圈”，然后在发展中完善。一项制度，不是一成不变。它的发展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一项制度适合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好制度。反之阻碍社会的发展，就变成坏制度。当一项制度使社会停滞，就需要改革。否则，使社会矛盾突出，国家动荡，最终被社会淘汰。这早已被人类社会历史证明。
什么是制度伦理学？研究制度的道德的一门学科，它属于应用伦理学。有学者进行归纳。关于制度伦理问题，部分论者首先对制度伦理的内涵做了考察和分析。有论者指出，制度伦理有着与个人伦理、伦理制度研究不尽相同的领域，制度伦理的论域是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是对制度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合伦理性的思考，也是对制度安排、发展与创
新的道德评价和伦理评判。也有论者指出，人们长期将制度伦理的理解仅限于制度的伦理化和伦理的制度化，这实际上是将制度伦理局限于制度设计伦理。完整意义上的制度伦理应包括制度设计伦理和制度运行伦理。所谓制度运行伦理，是指在制度运行或实现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它是制度设计伦理与现实生活的中介，是制度设计伦理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就我国的制度目标来说，就是到一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推进中国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它要求达到：（1）经济总量增长与经济体制完善的统一。（2）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3）物质文明发展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统一。（4）生态、经济、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初级阶段的公平包括经济公平、政治公平、伦理公平。 制度伦理学涉及到的原则。主要它涉及三条原则。第一公平、公正公原则；第二效率问题；第三 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社会公平是一个社会制度首要的价值，要通过公平原则来调节主要的制度，从全社会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的不公平。其代表是罗尔斯自由主义公正理论，是想在自由和平等这两方面都做到公正。他的原则，实际上有四点考虑。（1）必 须提供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2）在一个与人人自由的类似方案相容的、完全恰当的、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方案中，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3）对于获得那些期望得到的社会地位的机会的分配，这个社会体系必须尽量增加处境最不利的阶层的机会。（4）如果要有经济不平等，必须使这种不平等的安排能够尽量增加最贫穷阶层的财富。进一步说，公平包含以下含义：1、法律前人人平等，这是竞争规则的平等。2、机会均等。由于自然与历史原因形成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通过国家的干预为每个人提供资源，让他们享有同等机会。3、分配公平，包括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人获得与自己投入有效资源相称的收入。4、结果公平，人们在最终消费的平等，也意味国家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向每个人提供等量的优质服务。综上所述，公平是一种有关社会成员之间按比例平等的分配的思想和制度，也包括该理想与制度的救济和保障制度。但我们还要看到目前中国正走市场化道路，在重视经济效益前提下，常忽略社会效益；经常为眼前利益而忽略中长期利益。如目前发生奇奇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壳甲素注射液”事件。
《礼记•中庸》称：“义者，宜也。”所谓义就是适宜、应当、应该的意思。《墨子•天下志》中说：“义者，正也。”因此，人们又把义称正义。仁、礼、忠、孝、信等都看作义所包容的内涵。正义，原指事物之间的一种平衡的关系或秩序。根据古希腊人的观点念，每
件事物都有它规定地位和职责，一旦事物突破界限，就会有一种超人类的法则来惩罚这种侵犯，恢复侵犯者所破坏的那种永恒的秩序。那种永恒的秩序就是正义。现在，人们用正义来表示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想目标和价值准则，它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合理、平衡的关系。罗尔斯认为：“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她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由于制度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因此不可能效率优先。第一原则是公正优先效率原则。社会制度公正最终要落实到利益分配的公正上。所谓“利益分配的公正”就是在社会制度下，既要追求“共同富裕”，又不能搞“平均主义”；既要创造人人平等的机会，又要给弱势体一定的社会补偿；既要承认社会差别，又要承认差别必须合理；既要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又要体现合情合理相适应的社会公正精神。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平理论，是流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理论：机会均等原则，按贡献（包括劳动价值，生产要素等的贡献）分配原则，补偿原则。三项原则构成一个整体，共同构成社会公平的框架。从一定意义来讲，机会均等原则主要是强调人们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权利平淡，侧重于社会财富形成前的公平，是一种“事前”的原则；按贡献分配原则侧重于社会财富形成之后如何分配（初次
分配）的公平，是一种“事后”的原则；补偿原则侧重于帮助在竞争过程处于不利境地的社会弱者，对之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一种“调剂”的原则。第二原则是公平优先效率原则。从制度伦理上讲，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效率与公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说过：“如果一个经济体系由于无效率和生产不足而不能满足人的更本需要或不能实现人的潜能，维护她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至少是不人道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体制一定是合理、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起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得到极大的发挥。这就是说效率有助于公平的实现；反之公平有助于效率的提高。然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效率与公正没有很好协调，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其矛盾性比较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这就陷入“两难”的困境。
有了正义与正义制度，即使出在社会最低层地人和社会最不利的体都能得到关爱和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正义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人民得以生存与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没有人可以逃避正义制度的约束。在社会的进程中，凡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权益的行为都是正义。反之，就是不正义。
三、从目前的问题来看，中国社会发展矛盾突出，它影响中国经济正常的发展。虽然社
会经济总体向前，社会处于上升阶段。首先社会公共事业矛盾加剧，如教育贵、看病难、社会保障差。这涉及到每个人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关系到整个民族发展问题。其次，行政垄断问题突出，表现为“人治”,“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行政权过于集中，过于集中，“一言堂”。它经常以行政干预行为面目出现，由于监督不到位，其弊端表现为贪污腐化成风。第三、社会问题突出。如社会治安混乱，就业问题严重，有部分农民、下岗工人冲击政府机构。第四、制度没有规范化，相应配套措施没有到位。很多旧的制度被停止，而新的制度没有规范化，造成新老制度没有相应的衔接。经常出现“给小孩洗澡，倒了洗澡水，也把小孩倒了”。第五、两极分化较严重，社会普遍缺乏公正。第六、社会处于社会转型过程，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机制。第七、社会急功近利，整个发展并没有可持续稳定地增长的道路。
当前社会正处在一个临界点，应该是个“穷则思变”的时候。谁都知道如果处理好，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对社会和国家都没有好处。首先，国内表现在这次人大要通过《物权法》，由于某教授在人大会议召开的前夕发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公开封信》，指出《物权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有违反宪法嫌疑。谁都不敢违天下人之大不韪。于是该法就嘎然停止。明眼人都知道，对于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走向何方，国家都没有底，
都没有想好。政治局倒要认真开会讨论——规划整个中华民族的走向。这是关键的一步。其次，国家未统一，台湾未回归。虽然国共有第三次合作的机会。即使在2008年，***（如马英九）当选台湾当局，估计回归可能性不大，至多保持目前的台海局势。从理论上讲，要想台湾回归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大陆经济足够发达，二是政治足够民主，至少达到台湾目前的水平。应该来讲目前大陆不具备这些条件。第三、政治制度不改进，将影响到经济安全的发展。虽然目前经济建设取得初步实效，但政治体制成为经济发展的制捁，主要是制度没有配套。第四、虽然目前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但对整个国家安全挑战不容乐观。1）经济是否强劲，这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有一部分偿还外债。中国加入WTO后，作为成员兑现开放更多的市场的承诺。2）地区安全带来挑战。如印度经济强劲走势，东盟的一体化，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美国、欧盟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3）地区间的冲突，恐怖主义将对中国安全有影响。
四、挑战。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如何建立统一、自由竞争、公平的大市场，以及扫清其前进阻碍势在必行。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规范市场,为经济保架护航.那么首先就需要理论上的引导、支持,在全民中形成一种共识,至少在当今社会精英们所知。
在古希腊公平主要表现为一种和谐均衡。柏拉图认为公平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合适与他的天性的职务。每个人在社会中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现代西方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理解社会公平：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天赋人权。哈耶克认为，社会公平集中体现就在于给每个人在市场竞争中以自由选择的机会，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一种自由竞争的条件，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每个人在竞争中机会均等，才有真正的公平。
对于中国传统观念:窜均而不窜寡。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物质财富相对不够丰富。商业不发达，商人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士、农、工、商”就是一个明证。商人附属于其他阶层，认为是“寄生的阶层”。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商人，货物不会流通，经济不会上去，人们地生活就不会改善。对于商绅向来是打击，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对江南商绅进行打击，全国首富沈氏进行抄家，流放。这照成中国社会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对于明朝统治有利也有憋：“江山不落入他人（别姓）手中”，江山永固，这也只不过两百多年。在靖难中，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来支持建文帝，敌不过老谋深算的朱棣。这与朱元璋的开国政策有关。
在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在形成上岗竞争。有一个重要名词“承包制”，对于经济的起
飞起到重要的作用。“承包”（国有，集体的）后很大一部分生产要素得到流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是市场经济的作用，“唯利是图”的意识影响下，一部分人就忽略社会、国家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利益。奇二制药事件就变的不奇怪。首先，进一种 “亮壳甲素注射液”的辅助原料正常市场价格是每吨一万四以上，而收购价是七千多；其次，即使家的原料进来，检验把关，不要进行生产也就没事。再次，生产完了，出厂还要检验。第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跟踪，第五，由于进价便宜，成本下降。“亮壳甲素注射液”出厂价至少比其他同类产品便宜两三成，市场份額大大的提高，当然是销量第一，当奇怪的是，到消费者手中“亮壳甲素注射液”反而比他同类产品贵。
如果我们把奇二制药事件，当成一个个案，那就错。而应该是典型案件，从源头探讨。首先是在五个环节都有机会发现问题,但没有,相反有病人死亡。当一切成为摆设。我们不仅要拷问我们的良知，还要问我们政府的监管部门到底在干吗？这对政府诚信提出新的课题，从苏丹红事件中食品安全，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的教育历历在目。政府的任务是规范市场，维护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促进各项服务水平，包括政府的服务水平，而不能降低水平，否则就是就是社会的绊脚石，只能剔除它。目前，各种垄断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为维护其长远利益，不惜工本提高自己的利益，课堂内外小学版
相反降低其服务水平，是高高在上的大爷，想干吗就干吗。不断从消费者口袋中金钱通过“合法”的手段放入自己的口袋，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想尽各种有利自己办法各种切分。不仅流失是消费者的财富，而且包括国家的财富，因为这些通过“合法的占有”进入个人腰包，相反他们不满足“贪心不足——蛇吞象”；“当一切想钱看”、“经济效益是一切的标准”已经腐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甚至在某些行业就病人膏荒。当改革变成个别人别有用心的工具，在扫清其威胁自己利益的障碍，如何切蛋糕是他们是重要贡献。
以下就制度伦理间的内涵作一些探讨。
1、经济伦理。首先是公有资本人格化问题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明确规定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必然涉及到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即公有资本必须不断地保值增值。而公有资本的健康运营，除了市场、政府的调节外，经济伦理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道德力量。乔法容教授对此作了系统的研究。在她看来，公有资本人格化就是个体的人对公有资本的命运和运行负责的一种特有机制，同资本家是私人资本的灵魂一样，它是公有资本的灵魂。并且，公有资本呈现一个链条结构，即从众多的所
有者到所有者的代表人，再到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都必须对公有资本负责。其中，执行公有资本职能的经营者，则是关键环节。同时，从大量的调查中也可以发现，搞得好的国有企业都有一个对国有资产铁心负责的领导者和领导班子。相反，被搞跨的企业大多同经营管理者的道德有关。同时应该指出其中与社会监督、法律监管密切相关。
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产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 “国有企业的经理从制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只能进行的一锤子买卖，只会是短期行为。” 近20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演一场《皇帝的新衣》。“回避所有制和产权问题”教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且，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经济在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增加就业岗位和国家税收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私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写进了宪法。因此，产权制度和政府管制的改革才是关键。以许启贤教授、周中之教授等为代表“三层次说”。他们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内容可分为三大层面：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层面主要研究和阐述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伦理评价和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价值导向问题；中观层面上的伦理问题，其实质是企业的伦理问题，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内部的管理伦理和企业外部关系中的伦理问题；微观层面上的伦理问题，主要是个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承担的职业伦理角的伦理问题和个体对消费的伦理评价及消费道德规范等。
需要指出的是，陆晓禾研究员在对西方经济伦理学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经济伦理学应在三个层次划分的基础上加上国际商务伦理。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跨国公司也可以归为组织层次，但跨国经营提出的伦理问题更为复杂和严峻。
2、行政伦理。行政机关扩张过快，扩张一百多倍，而公共事业，才扩张二三十倍。财政收入也只不过增长幅度不过二三十倍。照成今天中国公共事业投入不足，有潜在危机隐患。公共经济学是在财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大致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掀开了公共经济学核心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新一页。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著作《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出版，这是现代公共经济学诞生的标志。1964年，法国人科姆写了第一本以公共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导论》。公共经济学除了包括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政府收支活动的全部内容，还包括传统财政学难以囊括的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政府规制（例如金融监管、环境保护、公用事业定价）等内容。它所指的公共部门除了传统财政学所关注的政府，还包括非盈利性组织、公共企业、民间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公共部门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是其研究对象。公共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研究起点，在发展的初期，涉及宏观和微
观经济问题，并将公共部门的功能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后来，涉及经济稳定的政府经济政策日益增多并逐渐自成体系，公共经济学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主要关注个体———政府、企业、个人（家庭）的行为。但近年来对公债负担的关注，又激发了人们对公共部门行为的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思考。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因技术进步而改变了自然垄断属性，或垄断程度下降。如何对这些行业进行有效率的规制，推动了对经济性规制问题的研究；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等，推动了对社会性规制问题的研究。规制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行业进出规制、标准规制、价格规制、征税规制等。近年来，公共规制研究的重点是激励和信息约束下规制政策的选择问题。研究者关注规制者在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被规制者，以达到激励相容问题。如，公共事业服务的价格过去通常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方式，较少考虑对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结果往往导致成本不断攀高、价格因而不断上调的侵害整个社会福利状况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公共规制研究者主张区分不同的激励强度，以改进公共定价。
行政伦理是调控政府及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伦理意识和伦理原则。它由政府伦理、制度与公共政策伦理、公职人员的职业伦理构成。
3、 所谓政府伦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政府在行使职能时要做到：
（1）维护宪政、维护法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
rsp （2）保障制度和决策的公正性，在公职人员的选举、任用、管理等方面，有公正合理程序。
（3）政务公开，落实公民的知情权。
（4）保证行政行为的效率与低成本。
公共行政的道德职能是行政伦理学得以成立的根据。因为，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是政府实施各项职能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调节器，它在任何时候都担负着维护和提供社会正义的使命。
行政权力是行政主体（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管理职能的权力。它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西文相关学者提出有四种可能：即（1）善公共权力，恶经济人（这里的经济人就是公民，是公共行政的客体） （2）善公共权力，善经济人 （3）恶公共权力，善经济人 （4）恶公共权力，恶经济人。因此，公共行政的目标就是要要达到“善治”，“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达到良好的治理，因此，应当让“善治”成为公共行政的治理理念。行政伦理与行政
厦门大学门管理活动紧密相联，是体现行政特点要求的道德准则与道德品质。它是履行行政责任的必然要求。 行政责任是指要求行政行为符合社会职能、社会责任、社会权利和社会义。行政道德是对行政人员个人修养和个人品格的要求，是内化到行政人员心中的自觉意识。这些意识包括：忠于职守，公仆意识，依法行政、廉洁勤政，无私奉献等。
4、法律伦理。 法律是全体公民的合约，而不是政府部门的工具，政府部门只是受公民委托来执行这个公约。法律既然是公民的合约，就必须尊重公民的意愿，政府部门既然是合约的代理执行者，就必须善待公民，尊重公民的权利。行政的目的是保护与实现人民的权利，这就是行政必须是伦理行政的根本依据。我国宪法对公民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却时常遭到“法外”的侵犯，因此，真正体现行政伦理的要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王小锡教授对“道德资本”范畴作了创造性的论证。在他看来，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道德也是资本。
就道德资本的内涵上说，是指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值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就道德资本的外延来看，它既包括一切明文规定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制度条例，又包括一切无明文规定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民风民俗等。
不仅如此，在对道德资本的特点、二重性、价值功能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王小锡教授还系统论证了道德资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实现机制。
同时，在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尚缺乏“经济德性”，因此，企业应该审时度势，“盘点”道德资产，充分发挥道德资本的作用。
诚信是一种无形资产。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把“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并提。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诚信却成为最稀缺的动物。
失信的原因是什么？焦国成教授认为，从制度来原因，是解决社会诚信问题的一个基本点。徐大建教授则认为，诚信问题的出现有制度原因，也有非制度的因素即还没有适合市
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体系。教授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认为诚信危机源过多的政府管制搅乱了们的预期，人们自然就只能搞“一锤子买卖”了。
中国诚信的缺失，除了上述因素外，以特权为背景的市场主体、不具备责任能力的市场主体、不合法律规定的实事市场主体等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着人们对市场的信任和影响着社会风气。同时，腐败现象的大量、地方保护主义都对失信起到了保护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如何建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郭建新教授强调，信用制度的建立需要新的道德理念作为支撑，以道德责任法制化作为保障，以政府职能道德化作为管理机制；龙静云教授认为，必须标本兼治。首先，应该优化讲诚信的社会法治环境；其次，要不断完善市场竞争制度，通过自由竞争淘汰那些不讲诚信的企业和个人。以上专家的分析对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一是用严密的法律、严格的制度来规范各种信用关系；二是打造信用政府；三是在全社会加强以诚信为重点的道德教育，营造浓厚的信用氛围；四是企业要视信用为企业道德的底线和把信誉当作资本来经营。等等。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很发达、信用制度和法律都很完备的美国，为什么会出现安然和安达信等公司
的欺诈事件呢？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统计，大约有25%的美国企业的会计账目都有的问题。安然现象的根源要从美国制度性中去寻。资本主义私有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还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和社会信用制度提供的用社会财产去冒险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得资本的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总会出于本能去利用社会信用制度的漏洞，逃避社会的监督，以至于亵渎诚信，冒欺骗公众、冒天下之大不韪。
施密特正交化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独特的超巨型发展体，更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社会契约的思考形式留有相当的自由或“道德自由空间”，允许每一个民族发展其规范和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虽然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却能指导许多经济活动。我们认为，社会所选择的经济约定形式，必定体现参与者所持有的特定的经济伦理学规范。在中国，社会契约，即经济参与者的共同体（包括政府管理者、公司雇员、行业协会）之间的默认的协议，必定反映中国人民所采取的特定的经济约定形式。不存在一套适合于所有民族的道德服装，而社会契约论允许各个不同的民族舒适地穿着，甚至按照它自己的习惯来穿着。
当然，中国企业界人土与所有地方思想健全的企业界人士共有某些根本的准则：危险的产品、剥削工人、行贿受贿、欺骗顾客，所有这一切行为是任何社会契约都要禁止的。即“综合的社会契约理论”，考虑到某些跨文化的重叠，这是这些道德共识的特点。
5、制度伦理。制度伦理认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选择，人们总是首先选择用于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则，然后才能选择用于个人的道德准则。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社会的共同基础，成为公共理性的基点，决定着人们的选择。个人按照制度指示的方向，限定的范围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因而对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都具有预设前提性的作用。人们在特定的制度规范下形成特定的合作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活动的意义和效率。因而制度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活动方式、社会效应便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伦理向度。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它指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到行政机构制度的条例、规定，都体现出强烈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指导社会按照自己设定的目的来安排制度，并规定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制度设计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其总的伦理原则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当代行政伦理学权威T.库柏认为：公共行政人员体验伦理困境的行政责任冲突形式有三种。
1、权力冲突，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力来源，强加给行政人员的行为要求而导致权力
之间的冲突。如法律、法规要求这样做，而上级或行政长官又要求要那样做。政出多门，这就迫使行政人员要在激烈而凶险的权力冲突中，去寻履行职责的方法。
2、角冲突，角是指在社会中担当的身份。行政人员是多重角、多重身份，他们既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又是公民。不同的角，有不同的规范，在行政行为中时常产生冲突。
3、利益冲突，指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有冲突。作为行政人员的公共角要求，会与同时作为个人的私人利益要求之间产生冲突。行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代，职业已是提供社会生存条件的最重要方式。现代职业的存在与分工，使得在职业中工作、生活成了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职业生存于社会，还要回报社会。
现代社会高度的专业化，导致了社会成员的高度职业化。这一高度社会化的角，需要有特殊的规范来予以制衡和防范，规定其行为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要求的限度内运作。社会的需要是职业存在和发展的支柱，因此，各种职业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每种职业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即职责。它是职业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是社会职能的具体化。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即职权。这种职权来自社会，是社会整体和公共权力的部分，因此，行使职权必须为社会利益服务。职业道德是一种自觉伦理，它不会自
发产生，它需要倡导，率先实践，精心培育。对具有某种职业的角，都应该用相关的纪律、规章、法律、法规等社会公约来约束和规范自己，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同时相应具备一点的风险，这就是说“权责相当”的原则。责任是对于一个人做或不做某些事的要求。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相互承诺，了解履行责任的代价和承担的后果，对社会负责，促进行政效率提高。
五、主流经济学的失败。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遭遇空前困境同样有其必然性。傅勇先生认为，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二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公平，三是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具现实性，四是由于改革中出现大量利益受损者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而产生不满。
理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穿透力、说服力和解释力。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不断递减和对中国改革的某些误导，是导致中国主流经济学陷于困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而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道者，他们自然而然也就成为经济学“真理”的代言人。其实中外一些治学严谨、富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有相当谨慎的认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６日在武汉大学发表学术演讲时指出，发展经济学更适用于穷国，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各不相同。非洲有非洲的发展经济学，亚洲有亚洲的，北美有北美的，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不同的传统、政治体制、历史、价值观念等。
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所谓“普遍规律”论和理论解释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主张转轨国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和“休克疗法”，而“中国奇迹”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线。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对主流经济学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灾难。再比如，从来没有哪国的经济走势如１９９７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走势那样，令中外经济学界争论不休，从“通缩”一直争到目前的“过热”，国际经济界先后出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四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祸水论、中国机遇论。
中国出现的非典型性通货紧缩和非典型性通货膨胀，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国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要注意避免陷于“试图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
这几年对中国一个重要名词“泡沫经济”，不是经济过热的表现，应该主要是制度的泡沫。
首先是证券市场，说“证券市场泡沫”多。现在好了，整个证券市场市值严重缩水，泡沫没了，市场也完—— 一潭死水。从沪市综合指数从两千多点，下调千点的关口。如果从实际上或有效沪市综合指数早已跌破千点，因为大盘股虚增指数，特别是钢铁股、石化股、超级大盘股长江电力等的发行。因为大盘股票综合指数权重有绝对的优势，影响很大，在上涨几分钱，指数就上飘红十来点，甚至二三十点；而小盘股票来个涨停板，其指数丝纹不动。因此综合指数对整个大盘的风向标意义不大。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每年GDP至少8%-9%的增长，但股市却走下坡路。其造成影响是深远。第一、不能及时从股市上融资，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第二、对税收的影响。第三、不能在股市中及时补充新鲜血液，不利股市发展，第四、从理论上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使中国在大跌眼界，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破产。1、这使得中国鼓吹已是市场经济的神话破产。如果是市场经济，在产权明晰、自由竞争、交换会出现这种情况？2、前段时间中国政府至少在股市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相应遭到其抱复，股市濒临破产的境地。市场是无情，同时也是有规律。南方证券的破产就是例证。从老牌基金到个人——散户都折翼，当然也有收益，如社保基金。在产权没有清晰的情况，鼓吹“推向市场，市场解决的”方法，企图用“万能油”——市场解决制度内没有解决好的事情，想一步到位。他企图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
场，用行政代替经济行为，没有想到市场的承受力。
分析其原因。1、在某经济学家是始蛹作者，鼓吹“赌博论”（据说还获得中国经济学奖），整个舆论导向的变化。政府加强打击力度和监管力度，使脆弱股市崩盘。这是主要原因。2、股改理论没有准备好，或者把握时机没处理好。大家都知道中国股市的症结在于国有股“一股独大”。但“怎么改”，大家都没有底，于是众说纷纭。人们原先对股改期望值不高。最保守的想法，人们只希望按略高于净资产价几倍格水平可以接受。由于在股市流通只是其中的一小一部分，在传闻“市场化”的股改，要按市场的票面价格转让，并且“一步到位”，想让国有股买个好价钱。想到其资金的投入是现在市值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其资金量也是令人寒栗。根据马克思经济原理中流通原理，在流通量增加，在其总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其价格或单个价值是下降的。当“物稀为贵”的时代不存在时，“香馍馍”就要变成烫手的山芋，大家纷纷抛售股票。3、鼓吹“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这实际上对股市所走的路程的否定，对股市的作用的否定。造成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心里更没底。其股价走低、指数的走低是可想而知。4、为社保基金保价护航。为一己之私，伤害整个股市。不管是否有目的，其都是受益者。特别是社保基金的掌门人，是由财政部退下。5、没有想到用法律武器规范市场。法律严重滞后。法律没有合法保护好公民个人合法的权益。
其政策的失误令人痛心的。在指数一路走低，股票市场低迷，交易量减少，整个证券市场市值严重缩水，又有多少亿万资金蒸发。在股市不能发行新的股票，股市不能及时补充新鲜血液，不能及时从股市上融资，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而周边的股市强劲走好，香港股市早就突破万点大关，金融投资环境改善，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投资者心理造成一定程度负面的影响。最重要的，造成国有资产的最大的流失，直接经济损失。从现在的股改方案，大部分都白送流通股股东。如果最起码按原先净资产来算，那又有多少亿资金？
其二，国内外喊“房地产泡沫”，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房地产主要居高不下，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关，或者说政府机构是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受益者。马克思说过，“土地本来就没有价值”。城镇土地归国有，其成本为零。其第一步土地转让公司、单位是要转让金，稍为公平的地方，就竞价拍卖。第二步、建不动产，需要有资质的公司来开发。而这认证有建委确认，而又没有规定建委一定要有资质的公司办理，这规定很含糊。建委可以给你办资值，也可以不给你办，及时办了，可以随时收回。你的小命就捏在人家手里。当然还有规划图，也要有资质的公司、单位来规划。工程队也要有资质的公司来建。这就闹了一个笑话，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者——茅以升，设计一个图纸，某建设局说“不行”，因为个人没有资质。这就造成行政垄断，资源的浪费。同时个人也是没有开发能力，即使有地皮，也要
有资质的公司来建设。这几间造成行业垄断。第三步，不动产上市交易，还要根据开发商或公司利润收税。建一平方米的建筑材料从成本来看，不超过八百块。中间还有大量的商业贿赂。开发商或公司的成本核算应该较高，并且人家也要讲利润，要想降低价格是有一定的难度；并且地方政府还有很大利益挂钩。政府要想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办法是有的。1、停止老城改造、拆迁工程，把其费用节省下来。拆一座城，其费用不低，相当建设一座新城，有时还超过。并且有时在改造、拆迁工程碰到“钉子户”，工作不好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影响。在旧城周围建设新的城市，在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理念，在搬出国有单位建筑征用（除非危房），租给贫困户或需要住房者。必要时，国家不收房租，把它当作社会福利。一举多得。2、建设大量的经济房，并且完善享受经济房待遇的制度。不要出现经济房做相当级别单位干部待遇，也不要出现暗箱操作。3、降低土地转让金。在公益事业时，必要时可以无偿。4、允许个人开发不动产。取消资质制度。
pga 其三、穷人经济学。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主流经济学家只注意学习和应用到“富人的经济学”，而忘记了西方还有“穷人经济学”。中国出现的非典型性通货紧缩和非典型性通货膨胀，这主要靠行政干涉支撑着，靠政府大量的买单。讲到扩大内需，大讲中国人口有多少，银行存款又有多少，市场就有多大。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口袋，这种经济政策不破产
才怪。对于普通老百姓，银行银行存款不过是救命钱-——小孩子教育、看病钱、生活费、房子存款、养老金等。无论银行存款利率提高或减低，对消费刺激不大。中国还是穷人居多，大部分人只不过解决温饱。经济增长，很多是政府买单，如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目前新一轮资源价格上涨，价格拉动，对整个中国GDP有虚增的趋势，有潜在通货膨胀的趋势。从石油市场国家强调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接轨,现在已经突破每桶70美元。去年中国石油工业净利润率突破20%，与此同时带来相关行业的成本提高。与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如液化气、出行交通工具的不便。在北京举行出租车价格听证会，每个代表都异口通声提高出租车打的费，但除了出租车司机。人们很奇怪，出租车司机解释，提高出租车打的费，首先会减少客源；其二，对北京首都形象有一定的影响。第三、政府可以从管理方面入手，减少管理费，也可以减低出租车行业运行成本。广州方面以作出表率，每位坐出租车打的费不变，只增加一块钱的运费，并减少每月的管理费。
政府如果从行政方面减少起费用，降低运行成本，与民与国都是件快乐的事。我们来算笔经济小帐，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只不过是1。84万。目前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主要是九年义务教育外，据统计每个家庭负担每个大学生花费超过1。5万（教育部某部长承认），那要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如果一个普通职工买一套三四口住房80平米，便宜
点每平米3000千，也要24万，不吃不喝要，还14年。如果每平米6000千，也就要48万，就要还27年。这还没有算到银行的利息，也就有所谓“房奴”称谓。现在动摇一次小手术，一般要1至2万（不根据物价局公布）。应该想到一个普通职工家庭负担有多重，还有很多收入低于普通职工收入。
第四、目前社会缺乏公平，普遍存在幸福感差或安全系数差。“笑贫不笑娼”，在金钱一再腐蚀下，人们缺乏信心，对未来缺乏目标，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如何保护个人微弱的利益，起码的生存权利，人们选择沉默。当一个社会缺乏指点江山“书生意气”——脊梁骨，“为民请命”的“刁民”；中华民族发展是相当的危险。当矛盾激化，在清朝为什么迅速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众多的爱国者。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异族统治，大兴“”，搞派别对立，民族间对立。特别是乾隆年间呂氏灭门案，“清风案”。影响只大只能令人发指，呂老先生虽早仙逝，还要从坟墓拉出，鞭打，错骨销毁。百姓只能三缄其口，莫谈国事。他们不知所谓“异族”，都是“天朝子民”。“封民口于川”的“太阳”早已被历史淘汰。当某经济学反对网络的“民意代表”，在网络时代，各种渠道反映各种声音，至少代表一部分人的心态，何必追求“统一”，是不是有“三缄其口”的味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浅显道理这位“大家”，应该清楚。不知这位“大家”，又代表多
少民意？如果当一个社会没有透气出口，那将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铁屋子”，只能摧毁它。在社会学或阶级斗争的学中，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而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的动力，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火车头。社会革命的破坏力是巨大，那是要流血，要有牺牲品。因此问题提出，不管是否是多么尖锐，多么棘手，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应该是件庆幸的事！为什么呢？第一，早发现问题，有利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隐藏起来，到时“火山爆发”。第二，有利于监督，大家都知道“狼放入羊的试验”：在一个独立的岛屿。狼在时，只要危险时刻存在，羊健康发展，危险来临，能躲过致命一击。相反，狼不在时，羊虽然没有天敌，却病态发展——肥胖。甚至一点疾病，能使整个羊差一点儿灭绝。为羊健康发展，最终只能在引进狼。这也是美国的国策——总要个对手。有对手，就有奋斗目标，有利美国民族大团结。第三，有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执行。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的表现。 第四，有利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现在不是“寡国愚民政策”的时代。“兼听则明”需要全民献计献策，将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
什么是社会公平？这需要在整个社会背景中分析，特别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中分析，包括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中的公平理论是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首先提出的。其认为：每个人会不自觉把自己投入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他人所投入的劳动和所得报酬，
进行比较：也会把自己现在投入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自己过去投入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个人历史的比较；必将的结果就产生公平与不公平的感觉。如何确定酬赏是否公平呢？亚当斯给出公平关系的方程式：Op/Ip=Oo/Io。其中Op代表一个人对他自己所获得报酬的感觉；Ip代表这一个人对他自己投入劳动的感觉；Oo代表他对那个作为比较对象的他人所获得报酬的感觉；Io代表他对某个作为比较对象的别人所获得报酬的感觉。这个等式说明，当一个人感觉到他自己投入的报酬和所得劳动比值与作为对象的他人的这项比值相等时，就产生公平感；反之，就会产生不公平感。
那么，薪酬是员工创造的价值而向其支付的劳动报酬。薪酬不应只是对劳动力成本的补偿，人力资本是一项重要的资本要素，薪酬是单位为获得人力资本所创造价值而支付的一种劳动报酬形式 。薪酬分配打破了原来单位的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具体把职工的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各种奖励等个人收入合并统称为薪酬，但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创造价值的全额支付。那么大部分人对目前报酬——薪酬，并不满意。首先，不同行业工资待遇、福利待遇，差别太大。行业间差别几十倍。主要因为传统城乡、工农差别存在，以至于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剪刀差”不仅影响城乡，而且渗透公职部门。相同年限、级别的干部薪酬不一样。主要工资里差别在于地区津贴。相同的国家干
部，却有不同待遇。其次，就业机会太难，整个生存环境恶劣。由于，政府从企业“全身”而退。“想当裁判员，不想当运动员”，想当甩手掌柜；仅当靠私人、乡镇企业发展，不可能较多解决就业问题。第三、地方保护主义抬头造成，与中央政令不统一，并且行业之间、上下级之间协调较难。第四、造成二次分配的不理想。政府许多部门主要不是一线企业，能够自己独立创造财富，主要是文职单位居多，行业差别太大，造成二次分配不公。这直接影响到中层干部的积极性。第五、造成干部眼里有肥缺与苦差事之分，形成挑三拣四毛病。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造成干部心里有私心。
这主要是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条块分割的影响。在中央财政挑走肥肉——效益好的、规模大企业，税收上交国库。再加上，省财政挑走瘦肉——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就剩下一些肋骨头。私人、乡镇企业发展不错的地方，地方财政还行；穷的地方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去，并且还恶意克扣，取消国家规定的津贴。就有“农民工好，即使拿不到工资，还有欠条打，而我们连白条都没有。”的传闻。工资级别就像乡镇不如县，县不如地区，地区不如省，省不如发达地区的四级跳。“孔雀东南飞”现象在所难免，基层单位干部断层现象也在所难免。有的乡镇一级提副科储备干部都很难。乡镇想往县城跑，县城的就想好的地方跑，就不想下来。为避免中层干部断层，原先组织部门提拔副科储备干部要硬性规定要有
忆白石老人
公务员资格，放宽到事业编制的。公务员、事业编制、职工编制等问题都是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条块分割影响的结果。
中国问题向来是财政问题——钱粮问题。从中国农业社会的改革如井田制、盐铁专买制、庸田制、一鞭法等制度。从历史可以看出，中国较早进入官僚主义社会。比较有名是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人丁摊亩法。在宋朝建立时，宋太祖赵匡义用“杯酒释兵权”夺取将领的军权，以文官牵制。于是就出现现代官僚社会的雏形。就历史记载到宋神宗时，当时财政收入为白银三千万两，而财政开支也为白银三千万两（主要支付官僚的工资）。这就是王安石的变法的背景。王安石的变法涉及整个社会，最著名的是青苗法，表面看去十分公平，但实际上操作十分粗糙、僵硬、官僚主义严重。如规定每个县、州有多少硬性摊派任务。农民向国库贷款手续繁杂，并且受到衙役中间的苛扣，经常贷不到钱；衙役还与的钱庄勾结，不贷款给农民。相比之下，比个人钱庄贷款利息高、贷款难度大。农民怨声载道，是这次变发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上层官僚矛盾激化，王安石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唯有自己是正确。最后是王安石所用只人有问题，甚至诬陷王安石“造反”，最终“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宋神宗意志薄弱，变法流产。但变法后，国库的钱堆积如山，财政状况有重大改善。张居正的改革在他去世前快定稿前逝世，由于官员诬陷，其在万历皇帝
默许下被抄家，最终流产。历史总结。第一、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并且是一厢情愿—— 一头热，只是小范围内所谓“精英”间展开，没有民众支持。第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非奸即忠”，二分法明显。并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忠的”，认为自己都对，只是感性对待问题。第三、从个人素质来看，普遍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主要围绕皇帝转的文化有关系，大都有孤注一掷的脾气。第四、从整个社会文化底蕴有问题或社会心理不健康。中国人有个陋习，喜欢经常走极端。变脸很快，从翘翘板一头，迅速到另一头。反对他的人，也反对他的一切东西，好象都有一切都有毛病,沾上秽气,深怕受到牵连。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没有人权的制度有关。第五、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其毛病重视感性认识，轻视逻辑思维能力，漠视理性认识，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喜欢“标新立异”。
这就涉及税收制度问题。最优税收理论形成之前，税制设计问题的讨论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罗列和细化，而该理论从课税带来的效率损失入手，用数学语言将这些内容形式化，各税收原则之间也因之形成更为严密的逻辑关系。1927年，英国经济学家拉姆齐从效率的角度提出，理想的商品税制应该保证课税前后人们所消费的商品数量比例保持不变。70年代之后，最优税收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最优所得税，特别是所得税税率的确定问题。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的研究结果，以征税当局与纳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为假设前提，颠覆了将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视为理所当然的成见，提出了最优所得税税率应该是“倒U型”的看法，即边际税率随收入先上升而后下降。最优税收理论研究还包括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的比较研究。90年代以来，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一是考量逃避税和税收征管因素对税制设计的影响；二是对已有的最优税收理论进行计量检验。
六、总结。目前制度间的矛盾重重，主要是“与民争利”和“不与民争利”这两者之间的较量，或者说它们间的博弈。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相反观点的席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原则性错误在于:它把国家和社会分割开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把两者合而为一.当然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压制个体和个性,因为个人和国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席林提醒"社会主义是那种方向,它在限制个体经济和强调共同体经济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可以沿着共和国的制度轨迹来寻探。1、首先是“不与民利”。在上世纪80年代前，经济上，主要强调集体的利益，人民个人利益被合法剥夺，如农村自留地都不允许生产。政治上，强调国家主义。乡村支持城市建设。到改革开放前至少有二亿两黄金的储蓄。2、“与民争利”。在改革中，鼓励多劳多得，承包制，释放个人的私欲，释放出无限能量，推动社会迅速发展。在
其中，有大部分集体财产流失，部分国有财产流失。由于市场不很发达，没有建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监管没到位，也就出现法律漏洞，有时政策代替法律，行政权临架整个社会。就出现政府、企业与民争利的情况。政府强调税收、保证财政收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政府给政策，允许行业创收，拉开距离。中国经济的起飞主要靠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廉价的土地。3、目前，政府意识到“与民争利”的危害，慢慢在做“不与民争利”的事情，。如对农业税减免，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对弱势体的保护。而一切应该发挥法律的作用，应该保证司法独立。法律是全体公民的合约，而不是政府部门的工具，政府部门只是受公民委托来执行这个公约。法律既然是公民的合约，就必须尊重公民的意愿，政府部门既然是合约的代理执行者，就必须善待公民，尊重公民的权利。
而法律也不是万能，它是“社会的底限”。法律只能对事后处理惩罚，有个惩戒作用即所谓预防作用。“当法律都不能惩罚它，那这个社会就没有正义可言。”
要想把隐患消灭干净，那就是制度的事情。行政理念是行政权力在当代社会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之一，它支配着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目的，设置原则，设置框架，设置方式以及职能配置，经费来源等，也支配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
政府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当把公共事业当作一个“可捞肥水的部门”，把他推向市场化，本该制度内解决问题要靠市场机制来运作。在讲资源配制优化，难度很大，只能是事与愿违。行政伦理的“公共性”与“公共精神”，是行政伦理的重要向度。所谓公共精神就是摆脱利己主义而为大多数公众利益着想的精神。运行公共精神，是现代政府得以存在的合法性所在。只能是在制度框架内，保护与实现人民的权利，不与民争利为指导思想。政府的任务是规范市场，不能降低起服务水平,维护整个社会长远利益，谁违背他，就用法律制裁它，以维护社会向前发展。“当浪费公家的一分钱 ，比浪费私人的一分钱还心疼。”腐败问题就会根本解决。目前对策，首先、关门。对腐败问题集中处理，通过制度补缺补漏。其二、闭门造车，摸索出相应配套制度，完善制度。第三、按图索翼。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事复杂的国家，没有标准、较稳定制度就会使国家发展目标混乱。当然实践要反复实践，调整，才可能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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