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10辑，2009年5月
蒲若茜
（广州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与其他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相比，雷霆超的《吃碗茶》被认为是真实再现1940年代的华裔美国社、最具有“亚裔感性”的经典之作。本文聚焦于雷霆超笔下的唐人街“父权制”社会，研究唐人街由“单身汉”社会转向家庭社会时所面临的躁动不安，移植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父权家长制”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所面临的颠覆和反抗，以及在美国主流社会挤压之下所产生的扭曲和蜕变。 [关键词]《吃碗茶》；雷霆超；唐人街；“父权制”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Chinatown in Eat a Bowl of Te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hinatown narratives in the other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Louis Chu‟s Eat a Bowl of Tea is considered as the classic which truely portrays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1940s with the most authentic “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 Through studying the turmoil and cha
lleges the NewY ork Chinatown confronts at the transitional point from the “bachelor” society to the family society,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degeneration and distortion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Chinatown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Key W ords: Eat a Bowl;Louis Chu; Chinatown; “patriarchal” society
1943年美国废除《法》之后，中国人本分、勤劳的品格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华裔美国人被称为“忠诚的少数民族”（loyal minority）或“模范少数民族”（model minority）而大加赞扬。这一时期，有不少华裔美国作家开始描写唐人街，向主流社会展示唐人街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唐人街家庭的种种问题，比如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与光荣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1943）、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 and 1950）、林语堂（Lin Y u Tang）的《唐人街一家人》（Chinatown Family，1948）、黎锦扬（Chin Yang Lee）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等。
虽然这几部作品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了不同程度的轰动，但在众多的亚裔美国学者看来，这些作品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华人的现实生存语境，赵健秀认为其不具备“亚裔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tivity），林英敏将之归类为“他者导向”(other-directed)的。总而言之，这几位作家是以一种局外人的“他者”眼光来解读、展示唐人街：比如在刘裔昌的笔下，唐人街如同一个“蜂窝”（“beehive”），里 面的居民就像“工蜂”（“drones）”，他们可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周工作七天而不知疲惫，他们是“没有感情的机器”；华人的帮会是罪恶的渊薮，中国宗教是“垃圾”（“old junk”），中国的传统习俗也非常“怪异”（“strange”）。②黄玉雪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她对于唐人街“粉饰太平”的描述，其实不利于美国的少数民族，因为美国主流会把少数民族的不成功归因于他们自己的种种“毛病”，而不是归因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或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对少数民族的不公平。对于林语堂和黎锦扬，金惠经在其论著中评价说，林语堂的《唐人街一家人》“是对我们所熟悉的华人刻板印象高度理想化的描述，其故事中没
①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之理论问题探析”项目成果。（编号：07K04）
②参见Pardee Lowe,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Boston: Little，Brown&Co., 1943.
有矛盾冲突，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一个洗衣店主的人生不值得严肃对待……林为美国华人指出的成功之路就是运气”；（Kim 1982:105）而黎锦扬的《花鼓歌》中的中国人被描写为“滑稽好笑、娘娘腔、不讲道理”，唐人街则被当着“华人富人放逐者的竞技场”（“a playground for wealthy exiles”），“婚姻和文化适应混杂着奇异的风俗、异国情调的食物和怪异的中药”。（Kim 1982:107）金惠经认为，林、黎由于阶级的差异，根本不配代表真正的唐人街华人。而赵健秀、陈耀光和徐宗雄也认为，他们的创作是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社会，是为了美元和畅销而羞辱、扭曲华裔美国人。
与以上四部作品相比，雷霆超（Louis Chu, 1915-1970）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审视历史留给唐人街的问题，从唐人街的麻将馆、洗衣店主、侍者及帮工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展示了一幅1940年代唐人街“感性”的历史画卷，击碎了凭着苦干就可以发迹的“美国梦”，颠覆了华裔美国人“模范少数民族”的神话。因此，《吃碗茶》被1970年代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先驱者陈耀光、赵健秀、徐宗雄奉为具有“亚裔感性”的经典之作，认为它“从一个华裔美国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人或白化的中国人的角度真实而准确地描绘了华裔美国的经历”，（Chan et al. 1982：198）是“第一部以不具异国情调的以唐人街为背景的华裔美国小说，所描绘的唐人街颇具代表性”。（Chin 15）如果说《父亲与光荣的后代》、《华女阿五》、《唐人街一家人》与《花鼓歌》一方面强调儒家文化的优越，一边又迎合了白人对于华人的“刻板印象”的话，《吃碗茶》则第一次真实地“描绘了非基督教的美国华裔社会，以前后一致的语言和敏感度，精确而生动地刻画了美国华裔移民的生活与时代”。所以金惠经将《吃碗茶》看着“华裔美国文学传统的基石”(Kim 1990:155)。自1970以来，《吃碗茶》已经再版两次，并且被搬上了舞台，1989年被拍成电影，影响越来越大。
本文要探讨的是雷霆超在《吃碗茶》中对194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美国唐人街“父权制”社会的再现。研究唐人街由“单身汉”社会转向家庭社会时所面临的躁动不安，移植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父权家长制”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所面临的颠覆和反抗，以及在美国主流社会挤压之下所产生的扭曲和蜕变。
一、
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大部分华人都是来自中国南部沿海的广东省农民，他们教
育程度很低，讲的是广东方言。旧唐人街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来自这样的农民家庭。为了抵
抗敌对的外来势力，他们以自己的姓氏、宗族或家乡所在的县或地区为基础，建立了会馆、公所、堂、帮等组织，有名的诸如“六大公司”、三邑会馆、中华公所等。而中国的封建“父权家长制”也随着这些宗法组织的建立被“移植”到了美国唐人街。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父系氏族公社及其基层组织家长制大家庭内，中国父权家长制
就产生了，在西周、秦汉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董
仲舒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父权家长制
确立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父亲“对子女的生杀权、人生专制权、婚姻状况的决
定权、思想专制权和财产支配权等方面”。(洪熠28)
由此可见，“父权家长制”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组织关系基础上的。但是，由
于美国一系列法案的实施，唐人街的华人长期以来几乎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彼得·邝
在《新唐人街》中有这样的陈述：肖洛霍夫
唐人街与欧洲移民聚居区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几乎完全没有家庭。当第一批华人苦力来到美国时，几乎没有妇女伴随她们的丈夫一起来。1882年《法》通过后，法院考虑到了妇女劳工，因而她们也在被排除之列。法院还拒让那些已在美国的华人的妻子进入美国。结果，1890年，华人男性与女性为27与1之比。由于大部分州都
制定有针对华人的人种混杂法，华人移民要成家的惟一方法是去中国结婚，然后只身回到美国。(彼得·邝 157)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法》，明确禁止中国妇女入境。任何美国男子不得与中国女子通婚，否则将失去其美国公民身份；任何美国女子如果嫁给中国公民，也会失去其美国公民身份。许多州都颁布了反对种族通婚法。如此，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山客”在美国赚够娶妻子的钱，就回中国老家娶妻，妻子怀上孩子，又去美国做苦力，待子女长大之后，想方设法把他们弄到美国去。儿子又在美国作苦力赚钱，再回国娶妻生子。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唐人街奇特的“单身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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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单身汉”社会在“二战”前后的美国对华移民政策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3年，作为共同抗击日本的“盟友”，美国与中国签署了抗日同盟条约，美国国会撤销了1882年制定的《法》；1946
年，国会通过了《战争新娘法》，允许美国士兵带他们的日本或欧洲妻子回国，还单独颁布了一项法律允许华裔美国人的妻子和子女以“非配额移民”身份申请进入美国。这样，大批华人妇女及其子女得以进入美国，大大改变了唐人街的性别比例，唐人街的“单身汉”社会逐渐被华人移民家庭取代，为中国父权家长制在异乡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些许土壤。
《吃碗茶》表现的正是美国纽约唐人街的“父权家长制”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所面临的挑战。在雷霆超的笔下，1940年代的纽约唐人街依然是基于宗法伦理制度的“父权家长制”社会，这主要体现在唐人街的社会结构、夫妻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虽然1940年代的美国已经是经济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早已深入人心，但纽约唐人街依然是中国式的封建家长统治的世界：唐人街的民众是以姓氏、宗室为基本单位结合在一起的，小说中的王氏宗族似乎是纽约及周围卫星城市最大的一个宗族，在势力强大的“平安堂”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王氏宗族的族长王昌庭则连任过好几任“平安堂”的主席，虽然他已经74岁，但在处理宗室及平安堂的内外事务上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发言权。他不仅在宾来和美爱的婚礼上作为地位最高的长者出现，而且在美爱与乔阿松通奸的丑闻愈传愈烈的时候，当机立断把宾来和美爱送到斯坦顿去避风头，在王华基切掉乔阿松的耳朵后逃跑，乔阿松诉诸纽约警方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动用“平安堂”的势力逼迫乔阿松撤销诉讼，并判处乔阿松“至少五年内不得在纽约出现”的处罚。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纽约警方根本无从插手，最终以“平安堂”的命令决定了乔阿松被“流放”的命运。
不仅如此，从王华基、李刚等老一代移民与妻子、儿女的关系上看，依然体现出典型的封建家长制作风：
王华基、李刚都是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老移民。王华基只在娶妻子刘氏的那一年回过家乡，妻子怀上宾来之后他又返回了美国。二十多年来，刘氏含辛茹苦养大了儿子，儿子长大之后却又离开。她一次又一次问提醒王华基：“你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多个年头了，那些出洋的人大都忘掉家乡，永远留在海外，我希望我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人。”(Chu 23)王华基却总是以“生意太忙”为借口，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归期：“但总会有明天的……或许明年，或许后年”；而“尽职尽忠的妻子年复一年地等待着，期望着，她每个星期天依然虔诚地去祈祷丈夫的归来”。(Chu 45)李刚的妻子也是一样，二十多年不见丈夫，她独自养大了他们的独生女儿美爱。而这种“没有丈夫”的女人在当时的侨乡并不少见。正如文中所言：“刘氏这种没有丈夫的状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新会有成百上千像她这样的女人，他们的男人出海远航，去了那遥远的美丽国家就永远不回来了。然而，她们总是怀着一线希望：说不定哪天他们就会回来。”(Chu 45)丈夫可以在外面嫖妓纳妾，妻子却只能在家乡尽忠守节，等待一生。对此，妻子没有任何怨言，有的只是理解和宽容，男人们没有感到丝毫的愧疚，反而视之为当然。由此可见封建父权制的流毒之深。
对于自己的子女，这些“金山”父亲除了寄钱，并没有履行更多父亲的责任。但当子女
林麝>网上订书来到的时候，他们依然是威严、独断的父辈。以宾来为例，从他17岁被父亲“办来”美国，仅仅才上一年的学就去王昌庭的儿子开的饭店做侍者，从部队退伍之后继续做侍者，24岁应母亲和父亲的要求回国去新会相亲，连新娘美爱都是父亲事先选定的……可以说，宾来人生的每一步都是父亲决定、安排的，他没有丝毫的自主性。他曾经想多过几年“快乐的单身汉”日子，推迟回国相亲的时间，却遭到了王华基的反对和威压：
“如果你年轻时不结婚，你想什么时候结婚呢？等你老了吗？‛父亲追问道。‚我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了。你的父母亲希望你回家个女人。‛
‚下一年，等到下一年。‛宾来想要拖延时间。
‚下一年？‛华基问道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的表情。‚下一年也许上帝不会对我这么仁慈。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是一天一天地活，不是一年一年地活了。不管你怎么想，你必须回家去结婚。‛他的声音听起来简短而严厉。‚你妈妈整日整夜地哭着等你回去。
你不会想伤她的心，作不孝之子吧！这是为了你好，这里的‘竹心’（jook sing）女孩没什么好。你看看她们那幅做派，都是没用的东西。‛(Chu 42)①
于是，王华基不仅为宾来买好了回家的船票，还花了几千美金办新娘来美的各种手续，甚至来给未来
儿媳妇的见面礼，都让妻子提前预备好了。作为“听话”的儿子，宾来只好回国相亲。等新婚的宾来、爱美从新会回到纽约，王华基又大摆宴席，宴请王氏宗族和唐人街的朋友，为宾来娶去了自己相中的儿媳妇而感到非常光彩。星辉车模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宾来的性无能，美爱“红杏出墙”了。听到消息的王华基暴跳如雷，他不问缘由，就把宾来大骂一通，认为爱美的丑闻不仅是丢了宾来的脸，更是丢了他王华基和整个王氏宗族的脸。而族长王昌庭和美爱的父亲李刚也是这么认为，整个唐人街也流言四起，为宾来被戴上“绿帽子”深感不平。对于儿子的“无动于衷”，王华基备感失望。情急之下，他再次为儿子“出头”，深夜潜入儿媳妇的公寓外面监视，亲自割下了乔阿松的耳朵，最终自己在唐人街也站不住脚，只好卖掉苦心经营多年的麻将馆远走他乡。
离开了中国封建父权家长制的传统，我们无法解释王华基行为的动机。从美爱与乔阿松私通引出的唐人街宗室、堂的的庄严集会到理发店、茶馆、咖啡馆的种种流言，还有随后发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如果没有故事背景的介绍，我们会认为这过时而落后的一切是发生在旧社会的中国农村，怎么样也无法与摩登的国际大都市纽约联系在一起。正如李淑言（Li Shu-yan）在其评论文章中所言：“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被更大的社会环境所改变的封闭的世界，它是通过移植旧中国过时的行为、习俗和传统而存在，由唐人街的社会组织操纵的。”(Li 100)
二、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吃碗茶》中的父权制其实已经失去了昔日在中国的雄风，最多只算得上封建父权制的畸形变体：java 3d
首先，在当时的美国，中国男性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从事的是白人男性所不齿的“女人干的活儿”——开洗衣店或餐馆，终身被囿于孤岛一样的唐人街，进入不了美国主流社会。这，也许是唐人街的堂或帮非常兴盛的原因：这些中国男子在主流社会是被羞辱、被“阉割”的对象，其男子雄风只有在唐人街的宗室、堂或帮的事务中得到些微的展示，勉强维护其男性的自尊。中国男性在美国所遭受的一切，是任何健康的父权制社会都无法容忍的，唐人街所“移植”的中国父权制，其实也是美国种族歧视的牺牲品。王华基、李刚等老一代
①在该段引文中， Jookshi在粤语里是“竹子”的意思，Sing是“空洞”的意思。Jook Sing是“空竹子”之意，被华人移民用来指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第二、三代，指他们像空竹子一样无用。
男性移民多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妻子、家人的陪伴，在唐人街的帮会馆中、麻将桌上消磨时光，日渐衰老，其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长达六十多年的《法》（1882-1943）的实施，使他们既不能拥有健康的家庭生活，又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无从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由于这样的历史语境，“唐人街”的男性家长们其实是“非孔夫子”的（“un-confusian”）。他们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男性家长的节制和威严，更谈不上任何的儒雅之气。他们言语粗俗、品味低下，对孜孜
以求，对情的插科打诨、讲俏皮话永不厌倦。作为这样的父辈，他们自然不可能为下一辈做立身为人的好榜样。正如文中所言：“一个开麻将馆的人不可能教给年轻人孔夫子那一套理论。没有人比王华基更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昌庭在斯坦顿给他的儿子份工作的原因。”(Chu 28)确实，作为一个过去经常光顾妓院、现在又开着麻将馆，接纳唐人街三教九流的父亲，王华基如何树立父亲的威严，如何给儿子言传身教的榜样呢？
不仅如此，王华基与儿子也疏于基本的父子交流，他对儿子的生理、心理苦闷一无所知。他积极地给宾来物对象，一来是为了早日摆脱作父亲的责任：“结婚以后，宾来就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他得养活自己的小家。他用不着再自己亲自过问儿子的行踪，儿媳妇自然会接管这一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自己宗室的血脉能得到延续：“婚后大约一年，就会有一个孙子，或许一个孙女。”(Chu 46)对于宾来婚前寂寞之中荒唐的单身汉生活，王华基一无所知；对于宾来婚后的夫妻感情，心理、生理状况，王华基也从来没有过问过，只是一味追问宾来什么时候让他抱上孙子，给宾来、美爱带来巨大的压力。美爱的父亲李刚也是一样，从女儿出生到长到十八岁，他从来没有回家过，他惟一为女儿作的事情就是为她物了宾来这样一个“金山客”丈夫，女儿到了纽约以后，李刚整天在王华基的麻将馆无所事事，与女儿却很少联系，以至于在美爱与阿松通奸事情暴露之后，他急着要女儿时，竟然搞不清女儿女婿住的是哪一间公寓。
正是在这样畸形的“父权家长制”的控制下，宾来、美爱“毫无疑问地打上了父权家长制度下的儿女的标
记”：他们依赖性强，没有创见，懒于行动。(Hsiao 152) 对宾来而言，他从移民、工作、娶妻子，每一件人生大事都是父母决定的，他从来没有也不想自己去决定某一件事情，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任何打算，在餐馆干跑堂一干就是几年。连自己的性无能，他也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医生医治；就是在自己的妻子与别人私通之后，他除了自怨自艾、出手打妻子之外，依然无所作为，既不去阿松，也不愿与美爱开诚布公地谈及此事。
在唐人街，宾来不仅仅处于其父亲的掌控之下，还处于宗族、堂的严密控制之下。整个华人社区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格托”（getto），不存在任何个人隐私，个人的事成为整个华人社区的事情：
唐人街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区，人人都对周围的人和事了如指掌。如果某人不认识你，那一定有别的人认识你……在唐人街这样一个同类相聚的单一的社区，人们把大部分的闲暇时间花在街边的这些小店里，喝着茶或咖啡，谈论着他们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他们喜欢的去处，咖啡店、街角的点心铺子、理发店、中文学校外面的阶梯…… (Chu 113)
在唐人街这样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宾来与美爱的私生活为公众的话题：比如他们结婚一年多还没有孩子，宾来的性无能、美爱突然之间大起来的肚子、阿松与美爱的私通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宾来似乎不仅仅是王华基的儿子，而是成了整个唐人街的“儿子”。正如华裔评论家鲁思·Y·肖（Ruth Y. Hsiao）所言：“宾来的无所作为由于华人社区对于所有…儿子‟的掌控而更加恶化。他不仅是他父亲的
儿子，而且成了唐人街的儿子。社区的闲话和流言使没有孩子的宾来夫妇陷入更加紧张的状态。随着关于爱美偷情的流言的扩散，宾来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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