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教育管理学者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
者竞相传播，并视之为解决学校领导困境的良药。但是，道德领导理论的文化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并无契合性，而且中国的道德困境使道德领导理论无法扎根立足，最重要的是，道德领导理论不能满足和适应中国教育管理实践的需要。因此，萨氏的道德领导理论在中国没有适应性。托马斯？萨乔万尼是美国教育管理非主流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善以教育管理的批判范式研究教育管理现象和问题,并最早提出了学校道德管理理论。2002年以来,萨氏的学校道德管理理论输入中国，国内一些学者视萨氏之道德领导理论为走出学校领导困境的一剂良药，竞相传播，大有广为宣传、努力实践之势。①但是，只要我们冷静
下来，仔细分析中国的国情和教育现实，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萨氏之学校道德领导理论在中国现阶段没有可行性。
一、道德领导理论概述
当今美国教育管理学界著名学者托马斯？萨乔万尼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对传统的领导观进行
反思，将原有的领导框架和内容加以扩展。他通过对领导权威的来源进行分析，提出了“道德领导”概念。“道德领导”是指领导者借助专业的和道德的权威，在帮助教师实现自我管理的同时，将学校从一个组织转变为一个共同体，从而最终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过程(石一,2004)。萨氏认为，2013上海高考物理领导者必须关注学校领导的道德维度，走向学校道德领导，即构建学校共同愿景(职业理想)，强调责任与义务；将学校由知识传授组织转化为学习共同体，并作为
学校改善的关键；培育学校成员对学校共同愿景的信奉与追随，为领导提供基础；
建设学校共同体规范及成员对共同愿景的承诺，使其成为领导的“替代物”，降低直接领导的必要性；领导属于每一个人，领导者的任务是将学校的每一位成员培育成自我管理者，实现自我领导；弱化权力与指挥，注重权力与责任、承诺并用；培养学校成员具有协同工作以及共享工作成果的意识，树立学校团队精神；
运用多种激励方式，把对共同愿景的责任与义务看作是更重要的激励源泉；不仅
注重科层权威、人格权威，更注重道德权威的作用，并将其置于首位。道德领导理论有以
下特点：(1)学校道德领导不再是一种控制，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领导的任务就是去创建一种能使领导者与他人紧密联系的道德秩序；(2)
学校道彳惠领导的实现要依赖专业权威(Professionalauthority)和道彳惠权威
(moralauthority);(3)实施四种“领导的替身”，学校教师以及其他人员成
为自我管理者，领导者不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而是“领导者的领导”，与传统强调控制、集中、统一、被管理者和受教育者服从的领导方式不同，在
实施道德领导的学校中无需领导，共同体规范、专业理想、充溢的工作状态和团队精神成为领导的四种替身，并赋予其一定的地位；(4)“先信奉，后领导”不是把教师置于下属位置，而是帮助教师成为信奉者，教师更多地依靠自身的才智和能力与同事一起去承担责任和义务，管理者更易开掘他们的情感，呼唤
粉末冶金网他们的价值观念，使其成为自我管理者；（5）团队精神被理解为一种专业的德行，其最佳形式是来自教师感到有必要、有责任共同分享和共同工作时所产生的内在感受，这样的团队精神不是靠行政手段来形成，而是靠文化建设来实现。
二、学校道德领导理论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
从上文可以看出，道德领导理论为学校的管理描绘出一幅完美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了公平、正义、和谐，看到了信仰和自律，看到了理想中共产主义式的和谐学校。这一理论很快进入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并
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良心制约为特征的道德传统，是中 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它与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相匹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良心制约型道德传统通过某种崇高的、潜在的价值追求鼓舞、感召人们，在小农经济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里，能够纯洁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灵魂，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坚持道德是人类精神自律的根本，
力图通过个体的自我觉醒,推动人们形成非功利的、高尚纯洁的道德心理和品性，超越私利，战胜小我。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组织社会、笼络人心方面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社会可以主要不靠宗教、不靠法治而维系了两千多年。正是由于几千年的道德治国理论和实践，我们对道德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就凭这一点，道德领导理论便在我国到了文化
土壤。因此，道德领导理论虽然是舶来品，但光是道德二字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学者兴奋不已。然而，透过表面现象，联系我国的教育实际，我们可以断言，在现阶段，道德领导理论在中国没有可行性。一种理论的迁移运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理论本身的文化内核必须与接受迁移国家的文化内核相契合，这取决于理论本身的文化性质和理论接受国的文化传统；二是理论植根土壤的适合程度；三是理论在接受迁移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现实需求程度。（一）道德领导理论的文化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核无契合性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伦社会里，道德是从家庭中生长出来的,强调的是宗族血缘关系和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萨氏学校道德领导中的“道德”已摆脱了这种局限性,它既体现了西方“德”中的公正、平
等，又不失中国“德”中的“仁”、“惠”、“信”、“义”，是一种用类似亲
人间的方式通过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而实现的平等、自律的管理（石
一,2004）。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道德体系的紊乱,描述完美道德控制的道德领导理论在中国的学校管理中是有市场的。但是，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平等和公正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核。平等和公正是“法治社会”的文化内核，我们离真正的法治社会
还差很远。中国从有文明的历史开始就有君权神授，王权是至高无上的记载。一切都是属于君主的，“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是君王的，称为“王土”，连民众都是属于君主的，叫“臣民”，法律自然也是君主的，叫“王法”。所以，王权是绝对高于法律的，法律只是王权的一部分，是维护王权的工具。不但如此，各级地方官员也都高于法律，因为各地方官员的权力是王权授予的，法律由地方行政长官掌握，州、道、府、县各级长官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是地方司法长官，他们可以审理各种案件，法律属于各级地方官僚的行政权力。虽然历史上有一些官员因触犯法律而判刑，但并不意味着官员的权力是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的，只不过是因为侵犯了皇权的利益，特别是最高权力的王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律都是君主制定的，君主言出法随。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完全没有法高于权的观念，我们的文化缺少平等和公正，缺少法治。②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尽管我 们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和条例，而且法律文件及其文本数量可能并不少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由于受到法律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精神传统的影响，我国的法治化
仅仅停留在“依法而治”和“用法（律）来治（理社会）”（therulebylaw）的层面上,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的统治”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theruleoflaw）还差很远。我们的法律仅是主权者进行社会统
治和控制的一种工具，并因而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主权者永远“在法律之上”。平等和公正这些法治社会的文化内核还没有植入中国社会。因此，从文化内核来看，道德管理理论本身的文化内核没有与我国的文化内核相契合。（二）
中国的道德困境使道德领导理论无法扎根立足传统道德在立体交叉桥20世纪下半叶中国
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过程中，失去了进行自身调适的可能性，出现了道德“失范”，面临自身存续的危机。道德控制和自我规约面临挑战，道德立国已
不可能，特别是改革开放17年来，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采风文学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我国社会由封闭型、静态型的社会转变为合理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开放型社会的事实，不仅使传统
道德受到了巨大挑战，而且也使得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伦理道德标
准存在根本不同。可以说，当代中国处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姬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1）道德价值取向紊乱。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从事任何一种活动，做出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观的肯定或赞扬，或者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或反对。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角丧失信心和诚心，道德标准失去了往日的稳定性和普适性（李振纲,1997）。（2）道德评价失范。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善恶、美丑、荣辱、合法或非法的评价是一目了然或者说是约定俗成的，人们根据良心的引导就可做出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或认可的价值判断。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道德评价的多元性，使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到合理、合法的依据。人们的道德行为出现茫然、无序和困惑，
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李振纲,1997）。（3）吸式挖泥船道德控制机制弱化。道德控制主要是通过社会的舆论监督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起作用。
在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熟人社会里，道德控制能力是可以得到加强和发挥的，而在一个相对陌生、流动较快的环境下，这种约束机制往往会破坏。比如，一个在本单位表现非常好的人完全有可能在另一个不被同事知道的地方胡作非为。社会舆论监督的混乱和良心、道德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无法发挥作用
（李振纲,1997）。面对这样的道德困境，萨氏所谓的“构建学校共同愿景（职业理想），强调责任与义务，学校教师以及其他人员成为自我管理者”、“在实施道德领导的学校中无需领导，共同体规范、专业理想、充溢的工作状态和团队精神成为领导的四种替身”，等等，这些说教和理想无疑有些柏拉图主义的彩。（三）较于德治，中国的教育管理现实更需要法治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实践需要的程度。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需求看，道
52se52se德领导理论在现阶段并不适合教育管理的现实。从政治上看，任何权力都有它
本身运行的规律，没有有效规范、控制、制约下的权力总是容易自我膨胀、滥
用和趋于腐败。孟德斯鸠总结权力运行的规律是：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在没有法律规范和约束时，在中国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导致了权力的严重滥用和腐败。应该说，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法律至上的地位已得到确立。一切国家机关、政党以及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
律。这样的认识是非常之高的，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非常之好的。现实中，在许多干部的
观念中，权与法的关系并没有摆正，不少人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法律要高得多，法律的至上性既没有在制度中，也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真正树立起来，法律仍然处处受制于权力，服从权力的指使。面对现实政治状况，如果过分强调道德,特别是领导的道德权威，我们就会在将公权力置于法律监督的路上停滞不前，法治社会将永远是一场美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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